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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标不治本的煤矿重组

2009-11-04 23:22:02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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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标不治本的煤矿重组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惊人的,但随之而来的也有诸如权钱交易、侵吞国有资产、贫富分化、血汗工厂、豆腐渣工程、野蛮拆迁、天价医疗、学术腐败、环境恶化、道德沉沦等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让经济高增长的光环黯然失色,同时也让人忧虑,中国是会持续发展、和平崛起,还是会陷入其兴也勃兮、其亡也忽兮的历史怪圈,从繁荣安定复归于贫困动荡,进入失败国家之列。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中,私人煤矿以其“红与黑”的特征,尤为人们所关注。种种证据表明,政府对私有小煤矿的治理是失败的。首先,私有小煤矿的存在带来了极大的负外部性,在煤老板获取暴利的同时,当地农民的生存条件极度恶化,在煤老板践踏过的土地上,田园变成荒丘,牧场化为戈壁,水不能饮,地不能耕,屋不能居,连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也成奢望,农民及其后代难以摆脱贫困和流离失所的命运。这种掠夺性的开采既非虽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但能使社会总财富增加的希斯改进,更不是不损害现有任何人利益的帕累托改进,如果说这种开采带来了GDP,那么它是一种不可持续的GDP,是一种以断绝子孙后代生路的GDP,是一种得不偿失的GDP。其次,在煤老板急功近利的心态下所进行的粗放型开采,使有限的煤炭资源得到极大的浪费,数据表明中国煤矿的资源回收率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平均仅为30%,而煤老板们经营的小煤矿其资源回收率更低于这个平均数,仅为10%20%,在一个人均占有资源极其有限的国家内,此种浪费真是触目惊心。第三,私有小煤矿的存在败坏了社会风气、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对立。在有小煤矿的地方,满目是贪腐的官员、暴富的煤老板在各种场合一掷千金,而那些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农民和以生命为赌注的矿工,其一年的收入甚至不及他们一顿饭的花费。如此的贫富分化不仅使拉动内需的口号成为空谈,而且撕裂了人与人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使社会上弥漫着暴戾的气氛。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随之而来的动荡和暴力又将给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政府治理的目的无非是促成效率和公平,而在小煤矿治理上,我们看到政府在促进公平和提高效率的双重失败,失灵的市场与失灵的政府治理一起将当地人民带进灾难的深渊。

私人小煤矿显然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但是如何治理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最近山西出台的办法是由国有大矿来并购小私人小煤矿,此举是否利明智,引发颇多争议。赞成此举者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普遍的道德法则否认煤老板存在的合法性,又从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矿难、减少官商勾结等方面来论证其合理性,而反对者则从要尊重煤老板实证法意义上的产权来论证政府此举的非法性,又以国企效率低下、内部人贪渎问题严重、可能产生垄断、此举会使政府丧失信用等方面来论证政府此举的不合理性。依笔者之见,虽然在通常情形下以天理、人情等道德准则来否认实证法赋予的权利确有不妥,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中华帝国的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少形式理性的法律,以天理人情断案会使权利极不确定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即使在讲究形式理性的西方,二战后也开始不再遵循恶法亦法的教条,而是开始在实证法难以让人忍受的时候用道德原则对法律进行变通,所以用道德准则来否认煤老板实证法上的权利似乎也有其理论依据。另外,虽然私有煤矿没有国企以及大的股份公司存在的代理人问题,故在理论上应当比国企更有效率,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国企的经理尚有党委书记和员工从企业内部的制衡以及国资委从外部的制衡,这种制衡的力量可能很微弱,但毕竟会使国企的经理在实施浪费资源的短期行为时有所顾忌,而一个煤老板却完全缺少这些制衡,故他可能无所顾忌的浪费资源,现实中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猜测。实际上私企能否产生正面的社会效用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在外部政治法治环境好的情形下,它会比国企更有效率的利用资源,在外部政治法治环境不好的情形下,它会比国企更可能实施机会主义的短期行为,从而有“效率”的浪费资源。其实无论是收归国有还是维持现状,都不是一个理想的办法,但当理想的办法不可能实施时,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收归国有较为合理。

将煤矿收归国有并不能使煤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国有煤矿的资源利用率虽然高于私人小煤矿,但远未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准,国有煤矿造成的环境污染仍然很严重,国企也频频发生安全事故,国企中的贪污腐败也很严重。开出把私人小煤矿一关了之这一处方的人或者是因为没有找到煤矿病的真正根源,从而不能设计出理想的方案,或者是其心中知道如何做,但没有力量那么做,于是乎避重就轻。

     其实中国煤矿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监督体制的失效。每个经营者都抱着我捞一把就走的心态,至于我走后是否洪水滔天那不是我考虑的事情,对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来说,短短的几年任期决定了他可能会采取短期行为,而对于私企的经营者来说,他从国家手中获得的矿权并非永久的权利,而是一个有期限的权利,他经常要担心,是否政府会关掉他的矿而给出一个“合法”的理由,其实私营矿主未偿不想购买先进的设备、采用先进的采掘方法来提高资源利用率,但这显然并不理性。私营矿主也未必是毫无良知的人,但在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下,他身上恶的那一方面就会无限放大,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勾结贪官,肆无忌惮地草菅人命、污染环境,不拿别人当人。

     要想根治煤矿问题,唯有采取以下的办法。首先,要赋予民众个人以上至天空、下至地心的所有权,这一所有权必须明确的、永久地归属于某个个人所有。个人不仅拥有在土地上耕种的权利,还对地下的矿藏拥有权利,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少数人打着“国家”和“集体”之名从事杀鸡取卵的投机行为。其次,权利若想稳定,就必须保障公权力不任意剥夺私权,所以在土地私有之后还要确保立法尤其是授予公权力的立法的明确性。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利,但是公权力在征收和利用私权利客体时应当依据明确具体的法律,不能动辄将“为公共利益”这样的条款写进法律,而是一定要明确列举何谓公共利益,权利机关不能用模糊的概念来“合法地”剥夺公众的权利。再次,必须有独立的司法机关保障私人权利受到政府侵害时能够得到救济,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有时侯市长或市委书记根本不把法院院长当回事。

中国问题不仅是煤矿问题,但解决中国问题却可从煤矿问题着手。如果不追本溯源,找出真正的病因,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拖一天是一天,那么总有一天,将无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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