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免去周济的教育部部长职务，任命袁贵仁为教育部部长，周济“另有任用”。不过，一些中文媒体和外电都报道说，周济被免去教育部长的职位，和中国教育界近年来的腐败现象有关。有中文网络媒体报道说，周济和他所在的教育部从来没有切实保障中国教师以及学生的合法权利，大批学龄儿童都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而且对于近年来滥发学位等现象，教育部也没有行使应当行使的权力来严加管理。

美联社的报道还说，周济被免去教育部长职务，也许和武汉大学最近被揭露出来的一些重大丑闻有关。武汉大学的某些负责人被指控在学校的扩建过程中收取大笔贿赂，并已经被逮捕。周济在被提升为教育部副部长之前一直在位于武汉的华中理工大学、湖北省委等部门任职，并且还担任过武汉市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周济其职务由原副部长袁贵仁接替。周济的被解职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在去年的国务院部委改组中，他仅赢得了人大84%的赞成票。对于仅履行橡皮图章作用的人大来说，这出奇的低票已经很说明问题。分析人士说，当局与民众对当前教育现状的不满是周济下台的最主要原因。

在他任职期间，教育界的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其中包括教育官员腐败、学术剽窃、学费变相增长以及学术教育日趋商业化等诸多问题。分析人士说，这些问题可能并非由于周济所引起，但公众责怪周济未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采取任何有力措施。甚至总理温家宝也批评中国学生目前普遍缺乏创造力和在实际生活中应用知识的能力，批评教师缺乏职业奉献精神。

分析人士说，周济的继任者袁贵仁将面临周济及其前任遗留下的许多问题，要想在短期内解决并非易事。除了如武汉大学之教育官员腐败的“明规则”，还有众多的“潜规则”。

有媒体称，也许是巧合,在周济被免，袁贵仁获任教育部部长的当天，央视报道了八大教育潜规则，称“其积弊之深令人震惊”:一为“免试就近入学”异化为“争相择校”，二是择校费“被自愿”，三是奥数改头换面，四是升学率还在争第一，五是“重点班”改名“创新班”，六是补习班挂名 “家长委员会”，七是“你的学生我来教”，八是全日制培训班集体易地补课。这八大潜规则，还只是针对中小学教育，并未概括得很全面，另有网友盘点出十大、二十大“潜规则”。这些潜规则，“积弊之深”，是有目共睹的；而教育部，则是“熟视无睹”。

对积弊的“熟视无睹”，非一日之寒，而是经历了“震惊、曝光、建议、政府治理、治理无效、再曝光、再建议、再治理”等一个又一个循环。再高调推出的新规，都免不了无功而返的宿命。这就要检讨政府的规定，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治理作用。就近入学为何异化为争相择校？择校费为何“被自愿”？根源不是管的不严、贯彻不到位，而是中小学办学质量极不均衡，家长的择校冲动因而无法遏制。在这方面，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加大投入，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而不仅仅是严禁择校。奥数、升学率、重点班等等变异，也是同样的道理。

教育越治理越混乱，教育部门是难辞其咎的。对于新任教育部长，有人期望他能“新官上任三把火”，雷厉风行扫除教育积弊。这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因为速战速决的思路依然在寄望于行政的威权，还是治标不治本。

治理教育，其实不需要教育部门“出重拳”，也不能仰仗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威，恰恰相反，教育部门应该减少行政权威对教育的干扰，而做最基本的服务教育的事。

这些基本的事包括:依法保障对教育的投入（而不是把教育投入作为行政特权，让学校“跑部钱进”），依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依法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归还给学校，依法维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公开教育信息。教育部只要做到《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所规定的政府教育部门所应该履行的责任，就很不错了。

对于当下正制订的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人们期望其能对症下药，拿出令人振奋的方案来。但是，相对于具体的规划（比如人才计划、教师计划）和举措（比如取消文理分科、加强师德建设、治理有偿家教）来说，更重要的在于以正确的教育管理理念，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清晰界定政府、学校、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力与权利、责任与义务，进行办学体制改革、教学方式改革、评价制度改革，构建新型的教育管理制度，恢复教育健康发展的生态。如果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依旧保持，政府教育管理部门总想扩大手中权力，实现部门利益最大化，那么纵有更多的“重拳”，教育的积弊也难清除。

但作为教育工作者，却需要重建正确的治学态度与更新崇高的价值观。

对此，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高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直言，光纤并未为他带来丰厚专利财富，但坦言“历史留名史于愿已足，专利税云云，何足道哉？”，他认为能找到完全投合自己兴趣的工作，让工作近乎一种娱乐，还能得到报酬，已经很心满意足了；再看看享有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美名的袁隆平，当有报道称他的身价破千亿，他不悦地说，“用财富来衡量科学家的价值，太低级、太庸俗了！”，我的主要精力是做研究，只要田里有稻子，每天都要下田，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我的兴趣；还有全球资讯网发明者英国科学家伯纳斯·李，为了造福大众，让大家都有机会利用网路联络，也为了表示人类所有成就都是互助的结果，坚持不申请专利。这几位科学家能够出类拔萃，显然是出于兴趣而不是金钱的诱因。这样的治学态度与价值观，确实值得当前汲汲营营于专利权取得的教育和科研人员效法。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若能透过自己努力研发，让人类生活过的更舒适便捷，甚至能解决饥饿与贫穷的问题，那么即便因而获得丰厚的金钱回馈，也是理所当然，不会引起社会的不平之鸣。但是若在研究之初即以能否取得专利为导向（而不是以自己的兴趣、人民需求为重），专门选择难度低，短期即可有成果的科技，那么即便有再多的专利，所能获得的报酬也相当有限，遑论对国家社会及人类做出伟大贡献。政府对于科技研究的支持固然有其任务导向，但是亦不能过于急功近利，像中国大陆学者即感慨指出政府不重视稻米耕作技术，经费短缺，许多稻作专家被政府“鼓励”转行研究花卉。同样的原有养殖王国美誉的台湾，在遭遇地层下陷、基因劣化、病害丛生、环境恶化等问题，让产业陷入困境之际，负责研发重责的试验机构却把重点摆在短期内可以技转或取得专利的项目，于是保养品、健康食品等纷纷端上桌，对于业界迫切需要解决的九孔、虾类、石斑等病害防治以及运用生态养殖、绿能科技等来纾缓地层下陷却一筹莫展。此种以功利为导向的做法，不仅无法留住真正的研发人才，也将整个科技研发导入错误的方向，让台湾原有的产业竞争优势逐步流失。

价值观偏差并不仅限于研究领域。前些日子媒体报道中国大陆一名六岁女童，接受记者访谈长大后的理想，竟然语出惊人的说：想当“贪官”，因为要啥就有啥，引发舆论哗，却也反映出当前的社会文化。同样的问题在台湾恐怕有许多小朋友的答案是想当“高官”，因为在位时可以享受权力，退下来后还可以转到财团法人、金融机构、国际组织等肥猫窝继续坐领高薪，过著钱多事少领到挂的快乐鸟日子！事实上从政府机构退下来的高官，光凭每月所支领的退休金与18％优存，已经可以让其安享晚年，不需要再为生活奔波。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对金钱与权位的贪婪。

古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政府与其花大钱推动品格教育，不如由上位者做起，落实用人惟德的政治承诺，坚持法治，让老百姓不再视守法为傻瓜，并彻底根除肥猫等不符公义的行为，重塑社会价值，给下一代一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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