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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開放大陸探親之前,我對大陸的記憶一直是我受朋友尊敬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九四九年我六歲,正在南京讀小學壹年級。爸爸帶著我們從南京跟著政府往南逃,途中經過嘉興,停留了幾個月,媽在嘉興生小妹燕燕。後來舉家到廣州乘中興輪來台。
南京、嘉興許多片斷的回憶成就了我在同學、玩伴中的地位,雖然都是零碎的、片斷的,說不出所以然的場景,但很珍貴,因為發生的地點在「大陸」──一個神秘又恐怖的地方,那時大陸被宣傳成人間地獄,更值錢的是我都親身經歷,不是書上說的、也不是大人說的,而我只是一個六歲小孩,這些經歷對本省同學而言是天方夜譚。
到了高中,台灣基本上已經安定,四九年逃難的經過以及來台後的窮困,爸媽對共產黨的恐懼,又成了我跟同學吹牛的重要材料。神氣的原因是我談這些往事的時候,同學只有聽的份,如果有同學有疑問,那我就更神氣了,因為我的回答沒有人敢說不對。
我的早熟與好學深思可能與我童年的逃難經驗有關。
當這些零碎的記憶變成歷史的素材,給我帶來的不再是得意,而是長期的深沈的思索,無邊的疑惑。
「萬一共產黨來了,我的病又還沒好,你一定要幫我走到海邊,用大石頭綁在我身上,把我推下海去………我的屍首都不能讓他們(共產黨)找到。」、「你們全都要改名換姓。」有一天夜裡,我被媽媽的哭泣聲驚醒,斷斷續續的聽到爸媽的對話。坦白說我當時不覺得太可怕,因為我不懂他們說些什麼,我更不懂萬一共產黨來了為什麼爸非死不可。一直到我讀大學,我問爸媽才瞭解了當時他們對話的心情,原來準備自殺的還包括二姑──爸的二妹,因為二姑在河南曾經參與爸爸及兩位叔叔的反共戰爭,她也被列為戰犯,曾被俘慘遭酷刑,要她供出武器埋藏地點,後來二姑隻身逃到廣州,跟我們一起到台灣,二姑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得憂鬱症,幾個月不能吃不能睡,最後定居美國夏威夷的姐姐把二姑接到夏威夷,二姑後來因胰臟癌病逝。一個知識水準很低的河南婦女,千里迢迢拋夫棄子,隻身跟著哥哥逃到台灣,聽說台灣退出聯合國就嚇得半死,什麼樣的深仇大恨,讓一個鄉下老太太怕到這種地步?讓爸爸在病榻前交待媽媽死後屍首要沈到大海裡?
一九四九年到台灣不久,爸爸病倒了,住了一年的醫院,出院後在一個軍中三級單位服務,薪水微薄,靠生豆芽菜、養雞、教書,把我們拉拔長大,窮困時間長達十餘年,我大學畢業不久爸爸食道癌過世。
鄧小平改革開放後,姐姐透過國務院找到三個哥哥的下落,大哥在重慶,二哥在長春,三哥在寶雞。我到重慶跟三個哥哥聚會,才瞭解大陸家人的情況,兩位叔叔反革命罪在河南老家被鎮壓,大哥講到這段有些激動,我忙把話岔開,不敢細問是怎麼死的,槍斃?還是亂棍打死?二哥三哥也勸大哥不必講細節。二叔逃亡期間在大哥家住了一夜,後來大哥因窩藏反革命罪被判五年,三個哥哥三反、五反、文革,都沒躲得過,但卻幸而活了下來。
我回台灣後常與哥哥們聯絡,大哥又活了十多年,以九十高齡去世;二哥曾到香港、台灣、美國探親旅遊。
一九四九年不但是一幅流民圖,而且是千古之謎,誰也說不清楚到底發生了那些事,為什麼會發生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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