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末期，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传令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前去当面向他汇报。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谓“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因有怨气，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针锋相对，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后来两人的冲突升级，刘文典竟然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而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羁押，说要枪毙他，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其实，早在此事发生之前，刘文典就已深深得罪过蒋介石。蒋介石掌握国家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文典拒绝蒋介石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老蒋所希望的“欢迎如仪”那种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刘文典的观点是：“大学不是衙门”！

好一个大学校长，好一个“大学不是衙门！”

设想今天，别说最高领袖，若是教育部长要来学校视察、要来学校训话，那将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大事，将是何等荣耀的大事！

这个故事有两个非常精彩的亮点：旧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是何等的尊严，即使明知这尊严要以牢狱之苦为代价，他们也绝不丢弃；另一个则是大学是做学问的文化殿堂，是知识精英谈经论道、教师们教书育人的地方。在这里，只承认高尚的道德和渊博的学问而不承认权势；即使是最高权势者，也无权到大学来指手划脚、耀武扬威……。

大学不是衙门，大学不能办成衙门。这是常识。

但这个常识，被中国所无视。学者赵启强在他的著作中，谈中国教育的大背景，基础教育负债累累，高等教育突飞猛进，教育正走向产业化，并且正在成为一个暴利行业；谈对工薪阶层、尤其是对广大农民来说越来越成为奢侈品，别说高等教育，即使是中小学义务教育，也越来越成为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谈对高等教育的高投入，并没有给高端教育的发展带来相应的提高等等。但令笔者最难忘的，就是上述故事。

所有教育的问题，比如涉及到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使用，都是与钱有关。但是，笔者以为，钱固然重要，但教育的尊严和学人的人格更为重要。

钱的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教育的传统格局，中国教育由于受到功利性和那种鼠目寸光的现实主义影响，越来越远离了教书育人、提高民族科技、国民素质的宗旨。然而，致使中国教育整体性滑坡的除了钱的腐蚀外，更重要的官本位的崇拜、权力的野蛮和教育尊严的丧失与学人的人格扭曲。

当教育越来越向钱看，越来越沾染上铜臭气时，教育肯定就变味了；但如果校园里沾染上很浓厚的官场习气，只认权力级别，不问学问高低，那就不仅是变味，而简直就变成了粪缸。而中国的教育，则正是在腐臭的粪缸中，制造和衍生着一堆堆丑恶的集权蛆虫。

今日大学里的官僚化问题，官员之多、官气之浓、官僚作风之严重，与真正的官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真可谓“院校头头一大帮，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一个重点大学里，几套班子加起来有十几个副部级、或享副部级待遇的干部，在再加上一礼堂处级干部，一操场科级干部，要把这些上上下下的关系捋顺、处理得当，还有多少精力从事学术科研、教书育人？！学者熊丙奇《大学有问题》书中说，“一位高校领导私下透露，他至少有50%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处理关系、揣摩上级领导意图上，做事情如果不符领导的心意，花再多的功夫也是白费。很自然的，不能与领导有不同的意见，即使决策明显有误，大家也会想方设法粉饰太平，除非这个领导犯下大错被‘双规’”。对上级要小心谨慎，对下级也不能掉以轻心：说不定哪一个下级与某个上级关系非同一般，或者就是某某上级的安插下来的。所以既不敢让上级不高兴，也不能让下级不高兴。他们一不高兴就会告状、就会折腾、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而对今天的的任何一个官来说，稳定是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有这么大的官场，就会有这么多的官场待遇。这一点国家规定得再详细不过了。单位上的政工、人事部门执行这些规定时之严格、之严谨，是可以与任何一门精密的科学相比较；而当事人在涉及行政级别待遇的享受上，则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谦让：参加什么级别的会议，报销什么级别的差旅费，拿什么级别的工资、津贴，该不该配备小车、以及配备什么级别的小车？丁点马虎都没有；惟独的是，对教育本身却敷衍了事。

官员一多，官场一大，最直接的后果是学校管理成本增加，形成教育经费极大的浪费。中国教育投入高、产出低，庞大的官场肯定是原因之一。

按常理讲，大学的人才成本主要花在教师身上，师资班子越强，教授、名教授越多，人才成本开支越大。但中国现在的大学，非教学的党政班子越来越大：党团政工系统、人事保卫系统、行政总务系统、宣传文秘系统，光是人头费这一块就极大地增加了成本。别看这许多党政人员不在教学第一线，但他们的工资级别、福利待遇却绝对不低于教学第一线的讲师、教授。大学加薪从高到低的排名是，两院院士，学校党政领导，学院院长、首席教授、部处领导，之后是博士生导师、教授、科长、副教授、副科长、讲师等等。学校党政领导、学院院长、部处领导进入最高加薪档次，导致校内舆论哗然，反对声浪颇高。一目了然的，利益分配的顺序是：部处领导（也就是是县处级）之后才是教授，科长之后才是副教授，副科长之后才是讲师。因此，这才有百多位大学教授、博士，争考一个处长的中国特色。

北大教授王岳川在其《大学知识分子精神价值失重与学风问题散议》著作中，谈及当代大学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时，曾经表示出深深的忧虑：“远大的人生抱负渐淡渐消，卓越的眼光和超迈的胸襟逐渐被市侩式的世故虚荣所取代，生命中的无聊感在牢骚、郁闷、无奈中呈现出来。甚至出现了将哲学、文学、史学大师著作丢在一边，而热心于公关学、谋略学、厚黑学的现象。”这种现象，正是与大学的官场化趋势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背后是学校的办事效率低下、教育成本增加，而这种低效高耗背后则是复杂的官场网络遍及了高校的各个角落；教师们、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心思从此难以安定在教学上。他们心神不定，眼睛骨碌碌乱转，盯住校长书记，揣摩他们的治校思路，否则你的学问会用不到点子上，最后是出力不讨好；时时观察着主任的眼色，领会他们的意图，对那些管人事行政的、搞财务总务的也都得小心谨慎地搞好关系，千万别自以为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有学问而他们只是为教师服务的服务人员而有所怠慢。坐在大学办公室里的，又哪一个不是有文凭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掌权的知识分子或者离权力最近的知识分子！教师若是摆了知识分子架子，耍了学者派头，麻烦就接踵而来：小到用车，分福利实物，中到报销各种药费、差费、经费，大到分房子、涨工资、评职称，都得泡汤。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生活，无疑很累人，很累心，但必须做好，即使影响科研与教学也在所不惜！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的人，都得遵守这个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游戏规则：研究课题的立项、学术问题的讨论、学术成果的评审，都得按级别。官场的权力等级与大学的独立精神从来都是格格不入，势不两立的；但如今，官场权力却却死死地扼住中国教育的咽喉。

于是，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就失去了自我的精神，磨灭了独立的人格，成为官场的附庸。中国，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创造力量的大学。中国的学校，都成了大大小小的衙门。但是，大学就是大学，衙门就是衙门，大学不是衙门！

“大学不是衙门！”，此话出自二十年代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之口；此话是刘文典对站在权力顶端的蒋介石说的。可是80年后今天，中国大学在没有这样有骨气的人！

有了政府，自然就有了许多官员，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中国将学校办成了政府。

今天的大学里，已经很难看到纯粹意义的学者。除了党政干部，大学里学术机构的院长、所长、系主任、甚至首席教授们都严格的享受着县团级、司局级，甚至副部级待遇，他们不仅是专家学者，还同时是官，而且是好生了得的官。一方面，他们是教授、博导、专家，往往身兼数个学术职务和学术项目的主持人，拥有甚至垄断学术大权，但是这样的专家在第一线的实干往往少得可怜，学术质量也难尽人意，有时则有其名而无其实。另一方面，他们是学校各级身居要职的领导，兼任不少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但是他们往往很少深入科研第一线。对“官”来说，他为“学”，对“学”来说，他为“官”，往往是，既做不好“官”也搞不好“学”，但是名、利、权三收，成为学界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官僚化的学者，已和普通学者少有共同语言。

其实，他们的主业当然是官，“学”，不过是权力者手中的获利工具而已。人大代表赵师庆在谈到当今大学里这类身兼“官”“学”两路的知识精英时，曾十分感慨地说：“一些人味口很大，既要搞学术，又想当官，还想拿钱。‘鱼’与‘熊掌’都想得到，学术成了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这就是当今中国教育：权力与金钱齐飞，衙门共学校一色。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没有了尊严，在衙门和学校之间丢失了自我。学术，在钱和权的双重挤压之下，已经逐渐消亡。中国将逐渐没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中国将长久地依赖别人而无法创新；即使还有名称上的“学校”，但实质上沦为了钱权阶级牟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