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钱老的追悼会，现在有不少网民在呼吁政府为钱老举行国葬，其心之诚让人感动，但我要说这不太可能。这不是钱老经不经受得起的问题，而是在中国的法律里，目前还没有国葬的概念。

在国外，很多国家比如韩国对国葬是有明确的法律定义的，对于国葬的对象有明确的界定，在举行国葬时，亦有非常清晰的程序和规格。而在中国，在我的记忆里，却并不是如此。记得1997年邓小平同志逝世时，中国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包括降半旗、电台二十四小时滚动播放小平同志的生平、悼词以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等等。就规格而言，这种悼念堪比国外的国葬，但是，尽管如此，当时的官方、媒体依然没有明确表明这种悼念仪式就是国葬。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的法律里没有类同国外的国葬概念。所以对于钱老，不要说国葬，就这几天国家的整体气氛也远远达不到所谓的国葬要求。

在中国的学术界，今年是一个值得隽刻的年份。在一年，中国先后有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几位大师去世，因此，也有人将这几位大师的离去说成中国进入了没有大师的年代，这究竟是对几位大师的一种追念，还是对当今学术界沦落的一种讽刺，值得我们深思。

再此，特别要强调一点，就在钱老逝世期间，有一位不幸的大师级学者也同时离开了。之所以说他不幸，是因为他离去的时间与钱老太近了，近得几乎没有人再去关注他了，但作为华夏子民，我们还是要记住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为他一样也为我们这个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就是贝时璋先生。

贝时璋1903年10月10日出生于浙江镇海县，2009年10月29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7岁。贝时璋先生是著名的生物学家和教育家、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作为我国现代生物学研究和教育的先行者，贝时璋开创了我国生物物理学、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为我国生命科学和载人航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固然这几位的离去让我们感到伤痛，但他们也大都是功德圆满，已无所撼。但这几天另外三个生灵的逝去才真正让我们感到震撼。这就是发生在湖北荆州，为抢救三名落水少年而献出生命的三位青年大学生：陈及时、何东旭、方招。谁说中国没有了信仰？谁说中国缺少精神？谁说中国的下一代没有了希望？想想去年的汶川大地震，再想想今天的这三位青年大学生，中国何止是有希望，中国是大有可为！不管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多复杂，不管中国目前面临的困难有多大，我们相信，15亿的子民中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拥有了这种民族精神，中国就足以抗衡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强国。

在谈到这三位英雄时，我也不得不提那根迁怒国人的“牵尸绳”。要我谈心里的感受，只有三个字：没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