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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大师钱学森走了，他带走了中国知识分子整整一个世纪的追索。在走前，他曾经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过一段令人深思的话：“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按说，作为曾经解开过无数尖端科技难题的科学大师，不应该搞不清这个问题，可是他确实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国务院总理，抛给了全国人民。
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以钱学森的这个问题求教于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得到的答案是：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加大教育的投入；加大高等教育的改革；促进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云云。这是钱老所追寻的答案吗？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似是而非。我想这正是钱老不愿意解题的关键所在。
钱老的这番话意义明确，不难理解，但是在字面的意思之后，却又隐含了欲言又止的极为深远重大的意蕴。钱老究竟看出了什麽呢？
按说作为高校，原本是培养大师的摇篮，可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培养了多少可以称得上是大师的人才呢？在全社会几十年如一日不停顿地进行灵魂塑造，思想灌输和保持一致之后，是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全面控制，是权力对学术自由和知识创造的毒害与戕杀。当学校的中心工作变成维稳之后，人才的培养早已被挤到海里去了！今天，中国最大的博士群出现在官场而不是在科技第一线时，你猜猜，钱老会怎样看，怎样想？
今天，中国人在聪明才智足可以走向宇宙空间时，怎么可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是钱老想不出，还是不愿回答？问题在于，这显然不是一个需要用智力来解决的问题，而是应该在现实社会和政治制度中去寻求解决的答案。国家要出大师，出学术帅才，可以说是钱学森晚年用心良苦，几近功利的思索。温家宝以此问政于那些大学校长们，他们能以钱学森所想的答案回答温总理吗？不要说他们本身就是那种体制的产物，即便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有勇气把真话说出来吗？像钱学森这样的学界泰斗，尚且还欲言又止，说了谜面，不谈谜底，更何况他人！
在我国，这样的问题难道只存在于教育界吗？把政治与学术捆绑，把经商与学术捆绑，更把潜规则与学术捆绑，这就是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是在培养什麽样的大师呢？钱学森看到此情此景，他的心中能够平静吗？
2001年，钱学森获得了中国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100万港币的奖金，他把这笔钱捐给了中国科协沙草产业基金会。并说了一句诙谐而意味深长的话：”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中国的大学还能够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爱国而不爱钱的科学家吗？看看这些年来，华人中有多少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者，可是他们又有多少人回来报效祖国了？今后，中国再也没有钱学森了，但是还会有不少李政道、杨振宁和钱永键。他们可以去拿诺贝尔奖，可是与中国有什麽关系呢？他们为什么不学钱学森那样回来报效祖国呢？这难道不是国人的悲哀吗！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半个世纪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出在高校教育之中，但是问题的根子却是存在于高校教育之外，存在于我们十分熟悉而又不愿意更改的体制之中。教育体制是整个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看上去是教育体制的问题，无不是现行政治体制运行的结果。钱学森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关键，一直坚持到弥留之际，才用他那特有的方式向中央提出：要早一些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不然对中国的影响可就大了！他是用科技人才说事，用教育说事，难道我们就真的看不出钱老的良苦用心？还是我们太麻木？抑或是太会装傻，太会做表演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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