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民”与“亲政”向来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在“以人为本”的字典里，“亲民”、“亲政”都是领导干部、政府官员应该具备的管理元素。

然而，“亲民”、“亲政”在某些地区和部门，却离社会渐行渐远，许多领导干部、政府官员陷入了文山会海、礼尚往来之中，无暇“亲政”。少数“父母官”对“亲商”、“亲色”更感兴趣，与财富、美女渐行渐近。

在21世纪前后，全国各行各业开始“试行”“程序化”的管理模式。这种西方引进的法制化工作方式，本来是用于监督官员的，结果在某些地区和部门颠倒为上级对下级的工作检查，“阉割”了“制度化”的灵魂。目前，虽然各级“机关”“一杯茶、一张报”的情形已经“绝迹”，“服务至上”的“亲民”标语随处可见，但是，就是不见这些“衙门”的工作效率有所提高。由此可见，盲目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最后只会是事倍功半的结果。

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门户打开起，许多国外的“先进经验”一旦被“借鉴”之后，便与原先的封建糟粕结合在一起。最佳版本的“圣经”，也会被“专制”的和尚念歪了“经”，成为人民群众新的“精神枷锁”。少数领导的所谓“科学化”决策，就是“用数字说话”，国内文职人员最繁重的工作，便是统计各种各样的数据，供上级参考。统计的门类越多、越详细、越及时，那个部门或下属的“功劳”就越大。反之，工作做得再好，没有文字、数字的汇报，也是劳而无功。“许多权威机构”的统计数字严重失真不说，甚至自相矛盾。“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这种欺下瞒上，弄虚作假的作风达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在民众的印象中间，“亲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会有那个官员会放松自己手中的权力？其实，这是一种误区，“亲政”是很“痛苦”的事情，“亲政”需要有勇担责任的精神；“亲政”将面临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没有“和稀泥”那么简单、“轻松！而“怠政”的现象古往今来，比比皆是，比如秦国的国王异人、南唐的后主李煜、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都是沉迷于声色、不务正业之人。

在最近全国学习“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中，反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表明中央正在大力推动各级基层政府的“勤政”与“亲政”，并把它作为“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亲政”变得如此艰难，其根源还是在权责混淆的官僚主义。几千年来，官僚主义一直是困扰中国和谐发展的顽固弊端，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次精简机构最后都是虎头蛇尾，近年来，政府机关以及事业单位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人员，数量有增无减并不断膨胀。大量的冗员使得政府机关机构重叠，彼此容易扯皮、推诿，无形之中构筑了“亲政”的“隔离墙”，造成了管理上的脱节与混乱。

官僚主义现在戴上了“民主化”、“程序化”的帽子以后，各行各业、各级组织上报各种详细材料，“谈论”、“研究”“重大决策”的任务就更加艰巨。全社会因此忙的不亦乐乎，不少领导听部下汇报工作都没有耐心；而经久不衰的酒文化则占用了许多领域管理层的业余时间，在此背景下，“亲政”就变得难上加难。

于是，一些自作聪明的干部，就以“亲民”来代替“亲政”，用“亲民”来“忽悠”党中央和普通民众，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长许宗衡，就是典型的例子。“许宗衡以‘实干、亲民’的形象著称。无论是亲自带队出访新加坡跨海取经,还是拍案要求公务员清退违规占用公屋；无论是首次代表政府承诺落实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为市民完成“民生10件事”,还是公布政府年度财政投资七成半将用于民生。”（2008年3月28日《南方都市报》）；“在深圳市人民政府12345公开电话系统开通仪式后，许宗衡走进位于鸿波大厦4楼的接听大厅，现场当起接听员，与市民互动。市长在答问的同时，更就投诉问题指示相关部门立即行动解决。”（“我是市长许宗衡，欢迎拨打12345”2007年12月13日《晶报》））

“大善”必有“大伪”，东汉时期的王莽就是一例。王莽在获得最高权力之前，王莽对皇帝、皇族极为恭顺，平时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深受众人爱戴。但是，等到王莽翅膀长硬之后，夺取权力之后，便打开杀戒，最后居然连皇帝都死于他的刀下，这才暴露了王莽伪君子的面目，成为历史上有名的“王莽篡权”典故。

被“双规”的深圳市长许宗衡上演的“亲民秀”，“亲民”是假，以此为手段，获得更高的权力，从而更多地满足自己的“财欲”、“色欲”是真。无论许宗衡“作秀”的艺术有多高明，他的“狐狸的尾巴总要是露出来的”，其中2008年9月20日2深圳龙岗区舞王俱乐部火灾造成4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惨案、深圳连续四年楼市暴涨，都是深圳民愤很大的事例。而龙岗火灾惨案仅处理几个普通的责任人，没有揪出其幕后的一系列黑手；与深圳地产商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关系；早就使得许宗衡的“亲民”理论无法自圆其说。

此次华尔街金融风暴也和美国政经领袖的“怠政”有关，美国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造成了新奥尔良的巨大人员伤亡，布什总统居然在灾难发生四天后，才到灾区视察。美国三大汽车巨头濒临破产，还坐了豪华专机赴国会寻求援助，他们这些有悖于“亲民”与“亲政”的奢侈、惰性行为，受到了美国民众的严厉批评。

管子曰：“道之纯厚，遇之有实，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亲民和亲政”作出的最好的诠译。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方面，则是所有领导干部的光辉典范。

1992年，邓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南巡深圳，推动了二次改革开放，从而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胡耀邦前总书记生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天涯海角，他在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期间，组织与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我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他坚决地组织与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使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革命家、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表现出非凡的革命胆略和勇气。

胡耀邦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就一直倡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而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则继承和发扬了团中央以及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无论是2003年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非典”病毒流行，还是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都是立刻亲临第一线指挥抢救工作，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这两场“巨大的灾难”。

“亲民”不能作为一种装饰，它必须最终体现在“亲政”之上。只有“勤政、廉洁”的有效跟进，“亲民”才不至于流于形式；只有坚决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深入基层，走“亲民”路线，才能更好地“亲政”；只有远离酒桌与“红颜”，才能更好地“亲政”；只有廉政、自律，才能更好地“亲政”。“亲政”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这不但考验领导干部的魄力，同时能检验官员的管理艺术。

呼吁中央和地方的各个职能部门，力行精兵简政，改进片面讲究“程序”的西方办公模式，让广大干部从繁重的“数字统计”、“文字汇报”中解放出来；领导干部还应该多一些现场办公，少一些酒桌应酬，使得自己有时间来倾听群众的声音，实际解决一些民生问题。

那种只愿听“好话”、拒绝反面意见，喜欢奉承、拍马的官员，是无法提高到“亲民”、“亲政”这个境界上的。各级领导只有正确处理好“亲民”与“亲政”的关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与民同行，共同完成建设“和谐社会”的世纪重任！

本文已由《新经济》杂志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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