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即将重新启动政制改革咨询之际，英国一名高层官员公开促请港府确保普选的目标得以实现。英国国防部武装部队国务大臣拉梅尔在伦敦出席香港贸易发展局驻伦敦办事处年度宴会时说，对于特区政府将开展2012年政改咨询工作感到高兴。

曾任外交部主管东亚事务次官的拉梅尔说，现在香港已经有了在2017和2020年实行全面普选的时间表，因此在“循序渐进”的原则下，2012年的选举也应该比2007和2008年的选举更加民主。拉梅尔表示，英方对于“一国两制”继续有效运行感到欣慰，但也重申，香港在2017年实现普选行政长官，继而在2020年实现普选立法会议员，将使香港的权利与自由得到最佳保障。

据香港媒体报道，行政长官曾荫权11月6日，开始约见立法会各党派的议员，就2012年的政改方案征求意见。会面举行前，泛民主派表明将坚持要求曾荫权在任内解决普选问题，实现2012年“双普选”。

港府在2005年推出的政改方案在立法会遭到否决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7年12月作出决定，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可以由普选产生，随后于2020年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也可普选产生。

此前，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香港民众对于普选的意愿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超过一半的香港民众选择与北京妥协，放弃争取在2012年实现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双普选。这份在8月份发表的民调还指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立法会可能无法就新政改方案达成共识，主要原因包括“各方分歧太大”、“北京中央已有决定，不会妥协”和“北京中央不会给香港有真正民主”。但香港《苹果日报》报道，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最新的调查显示，在特首曾荫权的支持度创下上任以来新低的48.4分之际，市民不信任特区政府的比率两个月来也暴增一倍，由14%上升至28%。这两项数据，与前特首董建华在2005年3月因“脚痛”下台前的特首评分47.9分、市民不信任政府比率29%相比，已不遑多让。视民意如浮云的曾荫权，是否仍然毫无“脚痛”的隐忧呢？是否仍然毫无痛心的感觉呢？

港人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急升，特首曾荫权责无旁贷。但是，曾荫权感到痛心的可能只是传媒的中伤、攻击，并不是自己和一众高官在香港政治、经济、民生发展问题上的碌碌无为，并不是自己和一众高官在香港面对上海、新加坡等都会的竞争时的无心无力。

其实，在内地官员贪污腐败之风难以遏止之际，香港市民对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仍为51.7%，高过信任港府的45.4%，显见悭电胆事件、雷曼债券索偿事件所涉及的香港官员对特定对象利益输送疑云，只是影响特首民望的插曲，并不是令特首、政府失信于民的主因。反而，施政报告空谈四大支柱产业、六大优势产业，坐视香港贫富分化加剧，怎能不叫市民失望？在这种现状下，港人信任北京多过信任港府，就不足为怪。

港府近日对上海兴建迪士尼乐园的反应，又是一贯的麻木与自欺欺人。一如面对上海早两年规划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时，港府高官就安抚市民说“以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体系，应可容纳两个或以上的金融中心。”但是，除了等中央推出人民币贸易结算、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外，港府何曾凝聚香港金融界、学术界、政府智囊的力量，深入研究如何发挥香港的优势，把握与上海同步发展的机遇？！

上海近年频频主动出击，取得中央各部委的支持，其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地位崛起，贸易中心、迪士尼乐园建设取得进展之际，曾荫权和特区政府仍耽于一个中国可容纳两个金融中心、可容纳两个迪士尼乐园的幻想与满足之中，将总理温家宝有关香港不进则退的警告置之脑后，也难怪有网民揶揄，香港可以容纳两个权力中心。

北京学者已不讳言，在董建华下台后，中央政府已积极介入特区内部事务。在这个背景下，曾荫权或者不用步董建华后尘，藉脚痛而提前下台。但是，以现时特首和政府的民望，还要一意孤行去推动没有普选时间表、路线图的政改方案，只会令香港在政治、经济溷乱的泥沼里越陷越深，曾荫权、北京或者仍然不痛心，但港人能不伤心、痛心吗？！

香港各界能否在新政改方案上达成共识，仍有悬念。与此同时，北京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李刚被媒体记者追访时说，即使各界不能在这次政改方案上达成共识，也应“求大同存小异”，全国人大的决定将能实现，但是“大家一定要共同努力来创造条件”。

有网民说，“普通民众对国家是热爱，国家体制的优与劣与某些人嘴里的民主不民主关系不大，民主了难道中国人就不吃饭了？台湾的民主如果不是美国的支持，台湾会是什么样？民主的台湾不还是出了贪污阿扁？政党的争斗使民生项目拖延，行政系统决策执行杯葛，美国不也是出大骗子？反正在我看的到的范围内没发现某些人叫嚣的民主有什么好处！这些叫嚣并不是为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而是帮助美国维持其国家利益充当马前卒”，并自动代表全体中国人，说“不要太低估中国人民的智商和爱国热情！”

李登辉的“台独”智囊组织“群策会”曾在台湾主办了一次“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的研讨会，身为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的刘慧卿应邀前往参加了这场顽固“台独”分子的大聚会，还在发言中肆无忌惮地反对《香港基本法》、攻击“23条”立法、抹黑香港，为“台独”分子否定“一国两制”提供弹药，赤裸裸地与李登辉、陈水扁相互“唱和”，反复强调：“台湾独立事关台湾前途，应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她不光赢得“台独”分子们的掌声，而且某些台湾媒体因此还把她形容为这次聚会的“另类最佳女主角”。与刘慧卿一道赴会的一些港人，回港后纷纷公开表白：参加会议并非支持“台独”。只有刘慧卿，在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对“是否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提问坚持说：“台湾人民的前途由台湾人自决”；还表示“一点也没有感到后悔”，“以后还会继续这样做”。

事实上，只要你是一个守法的公民，“23条立法”对你没有任何影响；只有那些试图和正在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图谋分裂中国的民族败类，才害怕“23条立法”。但是，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却培养出大批以政治正确来划线的意识独裁的人士，民众中对中国政治有异议者，都一概被他们贴上“卖国贼”的标签，文字狱和言论罪在他们的手中随心所欲地强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独立思考能力者，都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图谋分裂中国的民族败类”的危险。而早在回归之前就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香港人，如何愿意其自由被禁锢？！所以，“23条立法”就像瘟疫一样，遭到香港人的强烈抵制，2003年7月更有百万香港人上街示威，反对“23条立法”。一个社会里，如果将近五分之一的人都选择走上街头反对某一件事情，能够说这件事情是合理、合乎民意的吗？！一个社会里，如果将近五分之一的人都“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图谋分裂中国的民族败类”，只能说这个“民族败类”的称呼，应该转移到强奸民意的人身上。

如果说身为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的刘慧卿，不立场坚定地拥护“一国两制”也并不旗帜鲜明地捍卫祖国安全和领土完整，甚至和“台独”分子沆瀣一气，就是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那么就难免将她的选民也划归到“民族败类”中去；在仅有的极少数直接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中，刘慧卿被选民选中，就说明她所代表的民意。和那些委任的香港官员和议员相比，她更有资格代表代表香港人民，至少她能代表她的选民。而由部分人协商或由政府委任的官员与议员，就很难理直气壮的有理由代表香港人民，他们只能代表参与协商的机构和人员，与广泛的香港人民无关。

参加一个“台独”分子的大聚会，就是和“台独”分子沆瀣一气？大陆还邀请了“台独”分子陈菊访问北京，难道说大陆官方也和“台独”分子沆瀣一气？！而“一国两制”能否在香港达到示范的作用，也并不在于人们是不是立场坚定地拥护，而是在于中央政府是否立场坚定地贯彻执行自己的承诺。但是，有人将“港人治港”演变为“京港共治”，要变“一国两制”为“一国一制”，才是真正的破坏。香港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这些人为一己私利，打着爱国的旗号，做着害国的勾当，蓄意树立大陆出尔反尔的形象，从而制造两岸和平统一的障碍；说他们是民族罪人，似乎并不过分。相反，如香港的民主派人士，面对北京某些强权者的压制，敢于强项质疑甚至反抗对垒，才真正令人敬重。笔者相信，历史上留下英名的，将是这些民主人士，而那些对集权者唯唯诺诺的，虽然能得到现实的实惠，但终究不过是粪土朽木，为历史唾弃。

有人说，“香港的经济这几年有些困难，祖国大陆给予了巨大的支持；香港的那些民主派不但不反思根源，不感恩大陆同胞的无私援助，反而有些‘恩将仇报’，真不知他们的良心何在？”；此言大谬矣！不错，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香港在祖国大陆的帮助下，振兴经济的表现已经超越了遭受同样灾难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但是，首先是香港同胞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中的特殊贡献，大陆应该知恩图报；大陆改革开放。第一笔引进的外资就是香港人的资金；而据官方统计，改革开放前10年，港澳台和华侨的资金占在全国引进外资78%以上，而港资的比例最重。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香港人功不可没。其次，即使香港毫无建树，在抵御经济危机的时刻，大陆作为中央政府帮助香港度过难关，是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如果因为中央政府帮助香港度过难关，就可以任意演变“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政策，是毫无道德表现。民主和自由，虽然不可能立即产生经济利益，但经济利益，永远都不可能购买掉人民的民主和自由。

民主和自由，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大陆某些专制“爱国”分子，当摆脱“井底之蛙”的局限，不要躺在泡沫辉煌上耀武扬威；以广阔的国际视野来重新审视香港的特色和优势，就可以找到理解香港人民追求早日实现“双普选”的新思维。而大陆某些当权者，不仅惧怕大陆人民的民主和自由追求，还给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由设置种种障碍和困难，来达到阻止大陆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目的。

那么，香港人民追求早日实现“双普选”，是不是错了呢？其实，按照马列主义的意识，这种追求也绝对正确。马克思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列宁也指出，“为了建立共和制，就绝对要有人民代表的会议，并且一定要有全民的（按普选、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选出来）和立宪的会议”。列宁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制度下，“要完全保证用真正普选、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投票方式来实行真正的、自由的、全民的立宪会议选举，不但是不可以设想，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大陆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下，为什么香港人民追求早日实现“双普选”，即马克思所说的“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列宁所说的“全民的（按普选、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选出来）和立宪的会议”，就被大陆人说三道四、横加指责、设置种种阻碍？！

大陆，不是高喊着坚持“马列主义”吗？！

“双普选”的好处，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已经肯定了，他说，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这里实行民选的结果并不坏，每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当人民选举他们所欢喜的人去办政府的事的时候，办得很不错，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1944年8月，毛泽东在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实验，或者教育，或者‘监护’”。

因此，笔者就很不理解大陆为什么要一再拖延香港人民要求实现“双普选”。大陆，不是一再声称坚持毛泽东思想吗？！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由选民直接选举出来的议员，只好无奈地寻求西方世界的支持。西方世界的政治人物，也时不时放话支持香港人的民主政治要求。而这，却被大陆某些人以为抓住了把柄，抨击他们“投靠西方”、“挟洋自重”、“卖国求荣”，并谴责西方“干涉内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完全忘记马列主义就是来自西方，自己是如何的“挟洋自重”、“卖国求荣”；也完全忘记当年中国是如何地向亚非拉输出革命，对别国“干涉内政”。甚至今天，某些“政治正确”的当权者，不仅仍旧“投靠西方”、“挟洋自重”，而且还裸体做官，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尽可能转移到西方的自己私人帐户！

这些“政治正确”的当权者，在经济上实行西方的市场经济，还为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而大吵大闹；但在政治上，却顽固推行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肯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这样做的目的，并非出于所谓信仰，而完全是出于功利；经济上实行西方的市场经济，就可以有大量民财供自己挥霍与腐败，而政治上推行苏联模式，则能够长期高高在上，把持权力，盘剥百姓。

毛泽东在70年前就肯定并且实行的边区（特区）的“双普选”。但今日，大陆官员却声称要香港特区人民“大家一定要共同努力来创造条件”！条件，什么条件？难道今天香港的条件还比不上70年前的延安，今天香港人的素质还赶不上70年前的延安农民？！

其实，无须说什么条件。大陆有些人就是要无条件地维护专制集权统治；无条件地维护金权集团的既得利益；将版图内的子民永远禁锢，无条件地做任他们宰割的羔羊而已。

不过，香港人民的“双普选”追求是阻挡不住的，一定会胜利。而香港人民的“双普选”呐喊，也必将成为中国大陆实现民主政体的先声。中国历史，不会忘记弹丸之地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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