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为什么也会作恶？

　　　　　　　　　　　　　许锡良

　在中国这个崇尚人性善，并且以德治为根本的文化国度里，认真地分析一下“好人作恶”的问题可能会有特别的意义与价值。因为追求好人政府，追求培养好人等等常常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自觉不自觉的医治社会疾病的良方。胡适这样有思想学问的人也曾经一度迷信所谓的“好人政府”。多少年来，我们一直陷入这样一个迷误而不能自拔。但是历史的惨痛是需要我们记住的。希特勒战败后在审判那些纳粹分子，他们在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些造恶多端，甚至罪恶滔天的恶魔，如果脱离纳粹的思想意识形态，脱离了他们的制度，单独来说，大多是善良的、正义的，且富有同情心的。他们在家里是好妻子，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在学校里是好学生或者好老师。但是，在那个年代里，他们却成了嗜杀成性的恶魔。还有我们的“文革”，昨天还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是学习雷锋做好事的善良的青少年儿童，忽然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敢做，而且做得是那么理直气壮。

　今天读了《红色铰肉机是怎样锻成的》一文，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第一任苏联克格勃总头目捷尔任斯基。这是一个十分仁慈善良的人，在文中是这样描述他的模样的：“捷尔任斯基出身小贵族家庭，身材挺拔修长，面容清矍消瘦，山羊胡子、夹鼻眼睛外加他的彬彬有礼，一幅标准贵族知识分子形象。”他个人的生活十分简朴，“而且捷尔任斯基生活下去只需要三样东西：面包、清水和工作。他只有办公室，没有家，他从不看戏，也不看电影。”文中称他是一个十分“仁慈善良”的人。因为他在形势所迫的情形下仍然不主张枪毙政治犯，也给那些虽然造恶犯罪的人一定人性化的出路，但是，他确实是手上沾满无数无辜鲜血的前苏联头号杀手。是红色恐怖的始作俑者。他最终累死在工作岗位上，论个人的品行，他无可挑剔。而且持独立见解，办事客观公正。但是，他在特定的年代与特定的制度下，他这个善良的人只能够被命令去干脏活。造成了历史悲剧。

　好人干坏事，是制度逼迫的，因而是有条件的。徐贲先生在他的文章《奉命干脏活的人们》（http://blog.cersp.com/57248/1233045.aspx）一文中提到过，美国一个叫米尔格伦的心理学家做的试验，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一个可以丧失其本性与天良去大胆地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的。徐贲先生引用了另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牢狱试验”的设计人,社会心理学家赞巴杜在《当好人作恶的时候》一文中总结了权威引诱普通人作恶的十个特点或条件因素。它们分别是: 

   1. 营造束缚性的契约关系。预先设计好某种契约或义务形式(口头的或者书面的),使得指示具有合理性或合法性。米尔格伦试验中,参加者正式同意“教学研究”的方式和程序。在现实世界中,契约形式便是入组织的宣誓、保证服从上级,等等。 
    2. 设计“有意义”的角色。让参与者可以扮演某种有意义的角色,如米尔格伦试验中的“教师”。这一角色具有某种先入为主的正面价值和自然行为模式。“教师”教“学生”、“体罚是为学生好”、“严格训练是一种关心,”等等。在现实世界中,领袖站得高,看得远,迫害是一种帮助和爱护,等等。 
    3. 制定保证服从的基本规则:试验规则或者组织纪律。
    4. 装饰起冠冕堂皇的说辞。使用委婉语,以好听的词语来称呼行为和行为者。例如,称试验的行为是“帮助试验”,而不是“伤害他者”。现实生活中的广告和政治语言中充满了这种委婉语。 

    5. 预留推卸责任的后路。给参与者留下不必承担个人责任的后路。米尔格伦试验中,如果“教师”提出问题,主导试验者就会说,“由我负责。”在现实世界里,上级说了算，群众紧跟就是正确。 

    6. 诱人步步陷入。以看似伤害不大的行为来开始,让参与者一步步地陷进去。试验从无害的低伏电击开始,一步步引向致命的450伏。

    7. 加害程度逐渐加强,不知不觉地一点一点增加。
    8. 悄悄从“正”转“邪”。权威者开始时须显得公正、合理,以后逐渐变得不公正和非理性便不易被察觉。领袖以英明开始,以作恶告终。人们一般以为，“权威”总是永远正确,不会自相矛盾,所以他们不会深度怀疑权威。

    9. 高筑有进无退的门槛,不让参与者有退出的机会。一面强调退出的“严重后果”,一面允许参与者可以少许表现不同意见。在坚持服从的同时让参与者有舒缓压力的间息。  
    10. 强调宏大的高尚理想。以“宏大谎言”为合理后盾,强调行为的最终高尚目的。米尔格伦试验的表面理由是,科学在适度运用体罚的情况下可以增进人的记忆力。在现实世界中,有各种“掩护性的宏大话语”可以用来要求为美好目标作出个人牺牲,如“国家安全”,“实现某某主义”,“将某某斗争进行到底”,等等。

　这些结论完全是从心理实验中总结出来的，也是现实生活中干脏活的善良人们的行为中总结出来的。我记得邓小平在总结“文革”经验教训时说过，制度好，可以让坏人干不成坏事，制度不好，可以让好人做不成好事。但是，其实这样说还远远不够，可以说，制度不好，不仅仅是让好人干不成好事，而且可能是恰恰能够干出滔天罪恶的事情来。人在什么情境下最容易丧失自己独立人格与独立判断能力，特别是自己起码的良知？那就是在宏伟的目标与宏伟的口号下，在一种潜意识甚至无意识的制度力量与意识形态的压力下，人们理直气壮地接受脏活，并且积极地参与干脏活，并且以此为荣。当人们提醒与批评某一种行为有可能带来可怕后果时，我们最好的辩护词就是某某人正直、善良、廉洁、扎实、勤奋等等，可是人们没有想过，如果一个人丧失了独立的思考能力，某个人只知道忠诚老实及纯粹无私，而唯独没有人的尊严与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起码意识，那么越是我们认为善良正义勤奋的人，越是可能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当我们批评某一现象与某一制度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的时候，不必一定要上升到人品上来。人品并不能够保证某人的行动后果能够避免罪恶。

　制度是有选择功能的。作为前苏联第一任克格勃总头目的捷尔任斯基是正直善良的，但是，自他之后，可以说一代比一代残酷无情，罪恶滔天，唯有如此才能够取得信任，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前苏联的克格勃头目在接任时总是以枪毙前任为开始做的第一件事，而前任被枪毙的原因就是还不够残忍，只要有那么一点点人性的仁慈偶尔一闪，都会使自己立即毙命。在这种的制度下，即使最善良的人也无法保持自己善良的品格。而且越是善良的人，越是死得快。淘汰的结果，只有像哈耶克所说的，只有“最坏者当政”了。我丝毫不怀疑某些人善良正直清廉的品质，但是，我对他们所倡导的教育思想与所持的教育行为确实要持十分警惕的态度。如果一种教育他符合了心理学家赞巴杜先生在其《当好人作恶的时候》中提到的十个条件，那是十分可怕的。以此来审视当今某些所谓的著名教育家的所谓班规、校规及所谓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有多少将会令人不寒而粟的呢？我十分担心的是中国将来会不会还有那些十分善良的争做好事的“红卫兵”与“红小兵”们在某种教育与制度下，一夜之间突然面目狰狞再次干出灭绝人性的事来。

   无论是什么教育，无论以什么借口，我们的教育都不要忘记了德国从纳粹集中营中幸运逃命的中学校长给新来学校任教的年轻教师们写的信：“亲爱的老师，我是集中营的生还者，我亲眼看到人类所不应该见到的情景：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由学识渊博的工程师毒死；妇女和幼儿被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枪杀。看到这一切，我怀疑：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的请求是：请你帮助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因为，只有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写算的能力才有价值。”我们的教育急需要从人类的痛苦与灾难中学习，这是唯一避免灾难再次发生的有效的办法。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