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首选?

许锡良

谎言为什么会在一个社会成为人们的生存状态？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难找到。张文质先生在其《继续在逆光中行走11》中作出了这样的解答：“某种恐怖保护着谎言的盛行。那些因谎言而获利者，几十年来一直有计划地使‘谎言教育’从娃娃抓起。”这个解答是准确的，深刻的。

   谎言在一个社会流行，并且成为“常态”与“习惯”，甚至是成功的“习惯”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几乎就无法逃脱了。其实谎言成为一种“常态”与“习惯”是一种表面现象，真正的动力是利益驱动，当利益，特别是暴利与谎言密切相联的时候，人们要杜绝谎言几乎是不再可能了。人首先是生存的动物，是利益的动物，只要谎言有利于他生存，有利于他获利，而且这样生存与获利对他个人来说风险最小，获利最大，那么他就没有理由不去生活在谎言之中。这个过程中，道德是脆弱的，人性是幽暗的，恐惧是巨大的，利益是诱人的。官商勾结是谎言与利益得以密切结合的重要机制，而社会舆论控制，使得谎言得以长久地逍遥法外，并且赢得暴利与荣誉。

  但是，人类社会并不必然要选择谎言获利，据我所知，像美国、日本这样的法治国家，对谎言谋利的惩罚是十分严厉的。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利益集团，只要涉嫌利用谎言谋利，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垮台一条路。做生意的将永远破产，从政的直接进监狱，科学家将身败名裂。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将以全力守护这条底线，甚至关键的时候以性命相搏。因为如果这条底线被轻易突破了，人将无安生，国将无宁日。他们非常清楚，真正“和谐社会”与“太平盛行”必定是建立在“真话”的基础上的。

  “谎言”成为一个社会的“常态”与“习惯”，其实就是一种特定的制度在起作用。当一种制度在保护谎言，当一种制度在鼓励人们说谎，掩盖真相的时候，甚至在保护某些人牟取暴利的而安然无恙的时候，另外却对“真相”心怀恐惧的时候，也就奠定了人们说谎的坚实的基础。当一个社会大规模、公开而响亮地说谎，并且凡说谎者都获得巨大，连升三级的时候，你几乎没有别的办法不让人去说谎，去掩盖真相。有一种制度，专门挑选那些惯于撒谎，而且技术高超，把谎言弄得密不透风，悄无踪迹的人出来担当大任。这种制度就像一个巨大的筛选机器，凡是真话都会被首先淘汰，凡是谎言都会得到鼓励与嘉奖，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不是“谎言”成为“常态”与“习惯”，而是一种诱人的利益与耀眼的荣誉，它对人们会有巨大的吸引力，也有着强大的人性改造功能。那些偶尔敢于说点真话的人，会莫名其妙地成为一个“失败者”、被淘汰者。终于有一天，你会发现，说真话的人不但“傻”，而且会成为一个另类，甚至一个牺牲品与替罪羊。逆淘汰效应在这样的机制里显得特别突出。谎言社会，无疑也就是一个劣币驱良币的社会。

   其实在一个制造谎言的制度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去相信，不相信那些炫目的荣誉，不相信那些所谓的名牌，不相信那所谓的成功。这些东西多少年真相大白以后，你会发现那原来是一个耻辱柱，原来是一个黑暗的交易。识破谎言其实也不难，就是把“正面”的倒过来，再看看“反面”。从反面解读一个现象，常常是一个识别真相的有效办法。但是，在谎言社会里，即使识别了真相，那又怎样？还不是痛苦异常？如果三鹿毒奶粉没有得到公布，那些死去的婴儿的母亲只会怪自己命不好，怪孩子的命不好，我们还是一个“和谐”社会与太平盛事？而现在则要怪社会不好了。而婴儿的死亡，他们是不会出来说话的，更不会出来反抗的。对于婴儿这样的弱势群体来说，他们在谎言社会简直就不值得一顾，与没有存在过是一样的。

    当一个社会的黑手开始伸向婴儿儿童的时候，这个社会，这个民族也就走到了灭亡的边缘。婴儿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后来人，作为一个民族的继承者，如果都成为某些人的毒害对象，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发生呢？如果一个社会对这样的事情都能够容忍，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容忍呢？当年，人们对纳粹及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痛恨，实在是因为他们竟然敢于对婴儿、儿童下毒手。现在，在一个谎言社会，也敢于这样做的人，其实与纳粹及日本军国主义者并无二致。其实关于谎言的根源，话早已说完，现在需要的只是不断地有人重复一点点真实的声音。一个社会的希望要从不公开说假话开始。让学校成为教育孩子说真话的园地，而不是造假作秀说谎的训练场。

2008年9月17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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