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张宏良先生的认识误区

 ___评《掀起新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许锡良

     首先我表明一个态度，也就是我对张宏良先生对中国当下社会现象的一些描述持基本认同的态度，也就是说，他所说的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实是非常严重的，而且他所说的许多现象都是社会中存在的客观事实，是一个不能不正视的事实。今天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种种灭绝人性的问题，绝对不是没有深层次的原因的。但是，对他的归因方式却不认同。张宏良先生所持的立场观点显然是激进的左派立场，他的许多判断是非常武断而缺乏根据的，用语激烈而缺乏理性与证据上的梳理与充实。问题确实是严重的，也确实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可是，这个归因却是很有问题的，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很可疑。

    第一是改革的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要开放？如果原来毛泽东的路线能够维持并且得到发展，如果真是很有生命力的，我想“改革开放”也就纯粹是多此一举。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因为有历经“文革”这样的历史罕见的浩劫的惨痛历史教训及国计民生毫无保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全国人民深感无路可走，此路不通，才会齐心协力走改革开放之路。“改革开放”之路是没有错的，问题是，究竟要怎么改？如果只想搞经济，而不想在政治权力上改革，只想有发展经济的市场经济，而没有政治权力的公平竞争，那么公共权力必然是渗透到市场经济领域，并且要野蛮地成为市场中最可怕的因素，在市场上起作用。世界上权力进入市场，挣钱是最快的，也是最黑暗的。垄断是滋生一切腐败的重要原因。权力上没有监督，必然带来腐败。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就这样变味道了，现在的改革确实变成了掠夺民财，奴役人民的好借口，但是，这错不在我们搞了“改革”，而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定位错误的改革。

  第二是民生与民权问题。中国的老百姓受到奴隶般的虐待这是事实，可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悲惨局面，也是因为我们曾经企图只想解决“民生”问题，却不考虑解决“民权”问题，到现在仍然如此。这是非常不现实的。事实上世界上治理得比较好的国家，无不是把“民生”问题与“民权”问题很好结合在一起来解决。而且先要解决好“民权”的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改革是本末倒置了。其实只要解决了“民权”问题，“民生”问题就自然容易解决。相反，如果只想发展经济，想解决“民生”问题，而对“民权”问题讳谟如深，那么最终结果只能够是自欺欺人。其结局也正如张宏良先生所描述的那样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作为左派，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民主不能够当饭吃。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事实上，民主就是能够当饭吃，而且民主的饭通常吃得还很好。为什么“民权”问题解决了，“民生”问题才会有真正的保障呢？这个道理很简单，正如有人可以合法地拿着刀枪在路上拦路打劫，那么你的生意就一定做不好是一样的道理。现在，政府的权力显然比拿刀拦路打劫的危害性大多了。因为他无所不在，权力大而责任小，正是产生各种官僚腐败的温床。这几天全国掀起了不小的“官员问责”风暴，恰好说明了，官僚腐败的温床正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与监督的结果。而约束权力的办法，一是民主选举，权力的产生只有来源于民，这个权力才可能真正为民服务，权力来源于上，只能够对上负责，权力来源于民，才能够为民负责，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二是来自于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比如最典型的就是三权分立制度，司法独立。但是仅靠这个是不行的。事实上，我们的权力也有分立的，但是，又因为统一于一个权力，而变得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三是代表民意的新闻舆论的独立与自由。监督就必须让民知情，而知情就必须有新闻舆论的独立自由。西方国家的腐败为什么控制得比较好？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三个法宝。新闻舆论的独立自由的监督，在西方国家又称为“第四种权力”，监督是要有权力才会有效的。日本的田中角荣首相与美国的尼克松总统下台，都是得力于这种独立自由的舆论监督。只有以权制权，才能够达到权力之间的均衡。才可能将这种公共权力真正“权为民所用”。在这里依靠任何权威主义与偶像崇拜都是没有用的。权威主义与偶像崇拜，特别是对世俗政治权威与政治人物的崇拜，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文革”时的政治腐败的危害性，其实远超过了今天任何贪官污吏的腐败的危害性。把中国的问题寄希望于像“文革”时那样的政治权威与个人崇拜与所谓的群众运动是非常不现实的。其实施的结果只能够是用一种更大的腐败来反对较小的腐败。大贪官反小贪官，永远没有尽头。走民主道路，还政于民，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本。

   第三是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实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掠夺问题。但是，问题是这样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掠夺究竟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力量在这里胡作非为？追问一下其实并不难理解。这些污染的源头正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官商勾结的产物。解决环境污染与资源掠夺的问题，是一个科学技术的问题，但是，更是一种制度的问题。一些污染非常严重的企业，一些掠夺性的资源开采，都是有政府相关权力部门参与的结果。他们不但完全放弃了手中的职责，而且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怅，与黑社会和不法商人相勾结，共同鱼肉人民。权力的垄断，必然利用这种权力牟取暴利。因此，环境污染与资源掠夺的问题，其实根本仍然是一个民权的问题。权力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保证，没有司法独立与新闻舆论独立监督，那么要保障“民生”是不太可能的。指望掌握权力的人良心发现是非常不现实的。因此当张宏良先生说：“自然家园的毁灭，主要表现为青山绿水消失了，森林草原消失了，江河湖泊干涸了，矿产资源挖走了，耕地土壤板结了，春夏秋冬四季界限消失了，从卫星图片上看地球，我们周边都是绿的，只有中国如同一块森人的花白牛皮癣。生态破坏是对一个民族生存环境的根本破坏，不像经济崩溃那样经过一段时间就能恢复过来，一旦出现生态崩溃，甚至连回头改正错误的机会都没有。今天不是十七、十八世纪以前，那时人们没有生态和资源危机的概念，对生态的破坏是有限的能够挽回的，今天的生态破坏会把一个民族推向死路，完全是一种刑事犯罪，是一种典型的反人类罪。”的时候，其实忽略其产生问题的根源恰恰是“民权”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一切都寄希望于个人的政治权威是非常幼稚的做法。

  第四是如何对待西方文明的问题。张宏良先生将中国现在产生的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西方文明的影响，说什么西方文明是主张丛林法则的。这是一个对西方文明多大的误解。所谓文明，其实正是相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说的，摆脱多少丛林法则，就具备了多少文明。文明是人们通过协商，谈判，避免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说非文明的东西，则要算那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为野蛮了。因为“枪杆子里面出的政权”正是完全排除了人民选举的可能性，也排除了通过协商与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因为这里崇尚的是暴力。而中国二千多年来，一直是崇尚这种枪杆子暴力。民主、法治恰恰是为了避免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张宏良先生把中国产生的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西方影响是大错特错的。要说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日本远在中国之上。他们长期实行“脱亚入欧”的国策，二战后甚至连宪法都是美国人帮助设立的。但是，日本无论在社会腐败、环境污染，还是社会富裕公正和谐上都解决得远比中国好。这又作何解释呢？因此张宏良先生说：“虽然劳动者的非人化状态发生在改革后的中国，但是就其本质来讲是盲目引进西方丛林文化的结果，西方丛林文化的竞争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作为弱势群体的老百姓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运，从而形成了以劳动者的非人化趋势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把中国变成了本能支配自发淘汰的动物世界。如果站在人类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天西方丛林文化以及所衍生的各种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在中国发展到极端残暴血腥或许是一件好事情，可以让整个人类都认识到它的弊端，从而才能用东方和谐文化彻底取代它，事物只有发展到极端，才有可能彻底解决。”是毫无根据的。把自己文化与制度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归罪于人家的影响与干扰是没有根据的。影响总是同源的。如果中国接受美国的影响变得贪污腐化，那么至少要证明美国比中国更为腐败，犹如如果一个人要说他的肝炎是被某人传染，则要证明某人是肝炎患者或者肝炎病毒携带者，否则就说不清自己的病是别人传来的。要说一种好的东西，使一个东西变坏了，这仅在逻辑上就是说不通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许多乌龙的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事情，比如出现了许多走私案，出现了许多金融汉奸，出现了许多出卖民族利益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在开放改革过程中吸收了发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的结果，而恰恰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学习得很不够的原因。由于我们极度缺乏学习的能力与学习的热情，我们常常只是在表面上模仿西方，而真正的精神、方法与价值却完全忽略了。我们把自己的制度与价值观保留，把自己的利益送去，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保住，而将人家的精神、价值与方法学习到位。在具体的利益上，聪明的民族都是锱铢必较的，而在制度、文化与教育，特别是科学精神上，则应该大胆地学习。可以说日本人的成功正是这样做的。可是，我们却完全相反，我们的资源可以廉价出卖，劳力可以随意低贱供应，环境可以随意让人污染，法律也可以任人践踏，但是，就是人家的好的制度，好的价值理念不能够学习到手。这种改革开放确实是变味道了，但是，恰好是学习西方远不到位的结果。西方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用民主与法治保障民生，可是，这种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视之为洪水猛兽，将之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反掉了。我们的眼光狭隘得只剩下钱与技术。因此对外开放只剩下了引进资本，学习技术。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引进一个良好的制度与一个普世的价值观。用这个东西来保障人民的创造能力与创造热情，这才是真正的富国强民之本。一个国家不能够从这个高度着眼于发展，永远只能够给人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永远只配成为别人的苦力劳动加工厂，永远只配享受低贱的工资与福利，与低贱的人权。这才是问题所在。

  第五，关于偶像崇拜的问题。张宏良先生居然会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原到中国“文革”时的偶像崇拜那里去。个人崇拜本身是邪恶的，甚至就是邪恶的根源。张先生还列举美国总统布什带领白宫官员学习《圣经》的例子来说明偶像崇拜的重要性。其实，真正的宗教与个人崇拜是完全两码事。中国“文革”时的个人崇拜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与毁灭性的打击。使中国动乱了十多年，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使中国人民过着饭寒交迫的生活，也使中国发展倒退了几十年，还使中国人的道德水准降到零度以下。在一个假话与谎言可以公然公开进行的社会，什么邪恶都可能出现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公然宣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在这样的环境中，要谈法律与道德只能够是笑话。因此，中国个人崇拜的时候的法律与道德绝不会比今天高。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不要说走到“文革”，就是回到孔子也是没有希望的。个人崇拜与个人权威是不可能消除腐败的，而只可能使腐败合法化，集中化，人身依附关系更加紧密，国民奴性更加明显，除此之外不会有其他的什么好的结果。一个在个人崇拜与权威主义下成长的民族是不可能能够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界上一切个人权威崇拜的国家与民族都证明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战乱、贫困与疾病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问题确实是重要的，但是，这种信仰只能够基于宗教信仰，而且必须是苦于信仰自由的结果，而不可能是现实的政治权威的个人崇拜。也就是要实现一个社会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缺乏信仰的民族，精神家园是荒芜的，思想将是贫乏的，但是信仰的问题不能用定国教的办法来解决，更不可以强迫一个人信什么或者不信什么。这实际上又回到了西方的普世价值问题上来了。中国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归咎为西方是不合情理的，把自己没有做好的事情归咎于西方文明的影响与破坏，这仍然是一种冷战思维，仍然是那一套：“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但是，我们总不想想，怎么发达富裕的日本人不但不怕人家帝国主义亡我，还主动来一个“脱亚入欧”？主动加入西方七国之列？无论东方西方，都要拿普世价值来重新衡量一下，重估我们以往的一切价值。这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真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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