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是懒人的产物

                                                                   许锡良

   人生天地之间，首先要寻找一个安全感。这一点无论中西方，哪个民族，哪个时代，都是一样的。对人类安全感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大自然，另一是人类社会本身。前者，如各种自然灾难，各种天灾；后者，如战争、杀戮、权力使用、恶性竞争等等。因此，如何来对待大自然与人类社会本身就是追求安全感的两个思考的出发点。

    不同的是，古希腊与中国古代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德等哲人是采用寻找事物的本质，追求真理，寻找世界的规律的办法，来达到人对世界的确定性的寻求。但是，他们认为没有谁能够在有生之年充分掌握这样的事物本质、真理与规律，因此，他们总是在开放、自由、平等的探讨过程之中，而且这种思考与探索没有身份的限制，这才有亚里斯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充分表现了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在真理面前大家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开放自由的思考与探索过程是非常有利于思想与学问的长进的，每一个人，每一代人，无论身份如何，都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的安全自己来探究，要在不断地探讨的过程中寻找到相对的确定性。这虽然只能够得到相对的安全感与确定性，但是，他们毕竟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一点一滴地改善着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每一代人都不敢停留在前人的基础上睡懒觉，他们总在探索，他们遵守共同的逻辑规则，尊重事实与真相，发明新工具，去不断地探索，因此他们是实践者，更是思考者，而且思先与行，正因为苏格拉底有知识是人的回忆的观念，这才有后来的康德的先验论。

   但是，中国人自古采用的方法却与此完全不同。中国人自然也是追求安全感的。但是，中国人没有面对自然去思索，也就不可能按照思索的价值与理念、工具与方法去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孔子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采用的方法就是：“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第一个“畏天命”，就是在没有认真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的情况下，用一个“畏”字，就将人的思想智慧对大自然的探索的欲望与智慧的火花完全掐灭了。而“畏大人”与“畏圣人之言”，又杜绝了中国人探索人类社会的奥秘的可能性。“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则完全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大自然，在盲然无知的情况下，顺天应命，毫无作为。而“畏大人”其实就是畏世俗的政治权力，也就是畏有生杀大权的人，而“畏圣人之言”，其实就是畏拥有话语霸权的人。这样一来，中国人对人类社会的探索的可能性也没有了。既然人类社会的灾难一是来自有生杀大权的世俗权力人物，那么顺应这样的人，敬畏这样的人，也就是获得安全感的最快捷的方法与途径。同时，既然“圣人之言”道出了一切真理，那么，崇拜这样的言论，也就是我们获得安全感的重要途径了。敬畏“圣人之言”放在“大人”之后，显然说明“圣人之言”也只是“大人”的权力的一个延伸而已。

  这个对照很有意思。西方文明里，至少从苏格拉底的对话中，没有表明有谁掌握了终极真理，也就是说，他们开的头是：不断地探究。相信世界有一个终极真理在宇宙中，但是，却不在任何人那里，只在上帝那里。可是人类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能够代替上帝宣言真理在握。因此，后来的人必须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努力，才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安全感。这是他们各门学科，各种学问，各种学术流派能够得到顺利发展的内在原因。而且每一代人都有这样一个神圣的责任。只有自己这一代发现更多的真理，将人类向真理更推进一步，才能够安心去见上帝。

  但是，中国人的办法就是：找到世俗中的那个圣人王，或者能够掌握权力的人，把他们当成“真龙天子”。然后把他神圣化，把他们的言论当成真理本身。让他们掌握的权力当成我们的安全阀门，让他们的思想言论当成我们的终极真理而顶礼膜拜。让他们的思考代替我们所有的思考，让他的行为代替我们的行为。让他的人格形象，成为万世师表。因此圣人王其实也就是等于权威主义，权威主义就是一切都依赖于一个巨人来安排妥当，这样的心理，从朱熹的“倘若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中能够得到充分的验证，反过来说，既然天已生仲尼，大家则不必再思考与探索，只需要将仲尼这个圣人的言行背诵得滚瓜烂熟，然后完全依照着去执行就OK了。这就是懒人的思维模式，是非常可怕的。

  因此，我现在要更正我们经常自吹自擂的一个常用语，那就是“勤奋勇敢的中国人”。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的确，中国人常常也表现出“勤奋”的一面，但是，由于，我们脑袋里常常装着“圣人之言”与对世俗权力的畏惧，因此，我们有时也会像蚂蚁一样上下奔波，表现出那种熙熙攘攘的勤奋劲，但是无不是在“权与钱”之间奔波着，这里并没有真理的空间。都是在“圣人之言”与“大人”之权中作出的疲于奔命而已。有时，我们的手脚确实是勤快的，但是，思想却是异常懒惰的。当然，如果思想不懒惰，则有生命危险，因此思想成为第一个不安全的因素。思想本来是用来追求安全感的，但是，个人常常要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博弈之下，人们自觉放弃思想当然是第一选择。但是，这对一个民族与一个社会来说却是可怕的。因为个人对真理的追求与整个社会的要求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只有放弃，而追随大流。思想的懒惰，使得这个民族的手脚勤奋变成了一种类似蚂蚁式的盲从与盲动。人的大脑与手脚因此成为了分离的东西。动脑的人，则意味着不用动手，而动手的人，则意味着无权动脑。更可怕的是，动脑的那个人只是死了数百年，上千的人，连后来的“大人”也无权再动脑。中国人树立起来的“圣人”已经替我们思考好了一切。再加上圣人早早地告诫我们要“思不出其位”，后来的人既无需思考，也无权思考，因此思想之懒惰，就成了中国人的普遍特征。知识就是圣人之言，学习就是使用记忆与背诵记住圣人之言，成功的途径就是看是否记住了并执行了圣人之言。当然，这只是做个样子。圣人的话常常互相矛盾，而且常常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没有一贯性，因此，实际上只是看权力在谁的手中。

    一个民族，如果懒于思考，无权思考，而手脚又在权力与金钱的驱势下，常常手忙脚乱，其后果将会是异常严重的。于自然，则破坏之而不自觉，且不善于使用工具为人类幸福服务。于人类社会，则治乱交替，周而复始,而且创造力衰竭，个体生命活力被剥夺思考之权与言论之权，泯灭在一片雷同的历史与雷同的人群之中，而且代代相传。弄出一个圣人来为代替我们寻找安全感，代替我们生命的追求与感悟，这是中国人的千年愚昧。因此，中国人的安全感是表现在对世俗权力的服从与崇拜上，更表现在千方百计获取权力上。弄一个圣人来代替我们思，代替我们言。则以为天下太平了。

  这种懒于思考，被世俗权力剥夺思考的传统，真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从“圣人之言”到“最高指示”，从“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到“战无不胜的XXX思想”等等，都充分表现了这种懒汉精神。作为人，思想的懒惰，是最可怕的懒惰。因为在愚昧的支配下，人的盲动，不是对自然动辄“愚公移山”，就是在人类社会杀戮暴动，而且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灾难周而复始，从不会反思，更不可能得到更正。因此，在社会制度的安排上，二千年来，皆秦政也，其学问皆荀学也。其崇拜者皆孔孟也。思与行结合，并且将思考之权与探索之欲很好地结合起来，并且赋予个体人的生命色彩的西方社会，他们只出苏格拉底式的思考与探索的“哲人”，而中国却在懒惰的支配下，却出了“圣人”，而且这个圣人，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切都在源头思考完了，也全都做好了。后代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一点点善的东西丢掉了。因此孟子感叹，“学问之道无他，只求放心而已矣。”

     至于为什么古希腊人在动态中寻找确定性与安全感，而中国人却在静态中树立圣人与权威偶像来崇拜，则与我们早期各自的生存环境是有密切相关的。古希腊文明来自于海洋文明与商业文明，是在一种动态之中寻找安全感，而中国文明则来自于传统农业社会，静态稳定且周而复始,圣人与权威主义自然容易产生。

2008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