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与孔子之“乐”

                                        许锡良

  　有人说西方文明之所以发达，中国文化之所以衰弱且多灾多难，重要的区别在于苏格拉底在关键的时候选择了“死”，而孔子选择了“乐”。这是颇有些道理的。因为苏格拉底自己选择“死”，却是考虑到要别人与后人的“乐”，而孔子的“乐”只是他当时自己的“乐”，而且这种“乐”常常是建立在别人的“死”的基础上。孔子为了自己快乐，常常动杀伐之心之举，内心里常常有一股邪火在作怪。有着一个专制独裁者的全部人格特征。

  苏格拉底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但是，他选择了死，在道义人格、国家法律与他自己的生死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为捍卫自己的人格与道义毅然选择了死。他的言与行是完全一致的。孔子虽然也有“杀身成仁”，孟子虽然也有“舍生取义”，但是无论“杀身”，还是“舍生”，都是杀别人的“身”，成自己的“仁”；舍别人的“生”，取自己的“义”。都是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甚至死亡上，而这两个圣人，一个活了七十三，一个活了八十四，都是平安无事，寿终正寝的。一个人追求自己的快乐生活本也没有错，但是，如果自己的乐趣是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甚至建立在别人必死的基础上，就可怕了，但是，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人居然成了“圣人”，并且压制了中国人二千多年，至今使中国人不能自拔，这实在令人悲观绝望之至。

   重读《柏拉图全集》。开篇的《申辩篇》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辩论，大义凛然，智若泉涌，审判者反被苏格拉底审判，读之无不为之震撼。他为自己的信念与人格辩护，而不是为自己的生死辩护。他将人生的“死”视为“无梦的睡眠”，而敢于直面自己的死。但是孔子一直在逃避这个话题，他给学生的答案是“未知生，焉知死”，“祭如在，敬神如神在”，显示了内心面临死亡话题时的怯弱与萎琐。苏格拉底在被判为死刑的时候，在法庭上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苏格拉底明知道法庭判他为死刑是一桩冤案，但是，他为了尊重法律，为尊重民主制度下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与协议出来的法律，也尊重陪审团的投票结果，当时的投票结果是反对判死刑的人与支持判死刑的人数大致相当，支持判苏格拉底死刑的人仅仅是多了30票，而当时投票的人数大约是500人左右。但是，这个结果他必须服从，法治社会，公民对法律的神圣性是不容轻侮的。因此，他在本来有许多机会可以不死的情况下还是毅然选择了死。如果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态度谦恭地承认自己的思想是胡说八道，是在毒害青年，并且保证以后不再从事这样的毒害活动，法庭也许会当庭释放他。即使他不承认，只要拿出三十个明那的钱财赎罪，也可以得到法庭的保释，但是他不像孔子那样招收大量学生，收取大量的学费，他教学生从来不收一文钱，以致于自己一贫如洗，到法庭要他拿钱赎罪的时候，他只能够倾家荡产拿出一个明那的钱，以致于激怒了法官，判了他的死刑。在判死刑以后坐监牢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完全有无数个机会逃跑，他的学生与朋友都愿意出力帮助他逃跑，但是，他义无反顾地拒绝了。因为，如果他逃跑，他等于承认了法庭对他的控告是正确的。他用自己的死来维护自己一生的荣誉与人格的尊严。

   我常常想，要是孔子也处于苏格拉底那样的位置他会怎样？当然历史不好假设，而且古希腊是有法庭有可以辩护的议会民主制度，而中国当时只是当权者说杀就可以被杀的君主制度，但是，我想孔子一定会选择逃跑。我们也不能够随便冤枉孔子，但是，他的日常态度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有一段话，最能够洞察孔子遇到类似这种情况时的内心世界。这段话就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动乱的地方不要定居，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天下乱的时候，他就躲起来，别人流血送命，平定天下了，他就出来弄个官当，发点财，过点安稳小日子,战乱的时候发财是可耻的，但是，太平年月，不发财白不发财，不发财的人是可耻的。当然，孔子这样的生活态度即使在古希腊也不会轮到他站在法庭上。

  　苏格拉底的死，不仅仅是为了一种他自己的人格尊严与道义，而且也是为了人类的尊严与道义。他说，没有经过审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要过经过自己审察的生活。但是，如果古希腊的政府不允许他过这样的生活，他认为就不值得再活下去了，因此他选择死是自然的。可是，他预言，时间将会把判他为死刑的法官及诬告他的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事实上也是这样的。苏格拉底为人类的思想智慧，提供了一个殉道者的崇高榜样。也为西方学术发展留了宝贵的思想方式与独立人格榜样。苏格拉底对自己的评价与定位是这样的：“如果处死了我，你们再要找一个人来继承我是不容易的。用一个听起来可笑，但实际含义非常真实的比喻来说，神特意把我指派给这座城市，它就好象一匹良种马，由于身形巨大而动作迟缓，需要某些虻子的刺激来使它活跃起来。在我看来，神把我指派给这座城市，就是让我起一只虻子的作用，我整天飞来飞去，到处叮人，唤醒、劝导、指责你们中的每一个人。”《柏拉图全集》第一卷，之《申辩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9页。）这实质上是后来西方新闻舆论自由，思想独立的样板，也是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好典范。但是，这样的典范在孔子这样的圣人这里是从来没有过的。孔子一心当官，其实也是为了报复自己的看不惯的人。而且报复的理由正好是扼杀新闻舆论自由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凶器。他在杀害自己的私敌少正卯先生的五条理由中，不仅每一条都是莫须有的，而且都是以言定罪，以思想定罪。如果苏格拉底生在孔子当司寇的鲁国，自然也是要死的，而且会死得比少正卯先生更快更惨。至少苏格拉底就没有申辩机会。也不会容许他的学生柏拉图活下来，还把这些审判的细节详细记录下来。因此，我突然想起，也许中国的少正卯先生正是中国的苏格拉底，只可惜他被杀的时候连个申辩机会都没有，而且他的那么多学生也被充军发配了吧。孔子的乐及成圣，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灾难。而且这种灾难至今仍然像瘟疫一样无法摆脱。

 2008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