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苏琦/文 随着流动性再次过剩，如今一切都水涨船高。比如房价，听说温州地界县级市的楼盘也都直逼京沪，一开盘就要二、三万一平米。

因此，从物价水平的角度出发考虑提高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是适宜的，就像主管全国刑事审判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所说的那样：“1997年的5000元和2009年的5000元不是一个概念”。现实情况的确如此，否则，一盒天价月饼，一套传世藏书，一个红木笔洗，一根来自某濒危动物身上某部位的好皮带，一瓶含这含那珍藏N年的好酒就能陷人于囹圄。这种噤若寒蝉的气氛当然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而没有了这些具体的物质符号在人群中的流转，我们源远流长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无法落到实处。

但张军院长所说的另外一个理由则颇有可訾议之处。张军院长说，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

乍看之下，这“缺乏公正性”跟提高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似乎没什么关系，倒霉与否端看你是否“被移送到法院”。后经仔细揣度，觉得张院长的话非常有道理：一旦上调了起刑点，所有这些小鱼小虾都可以不予立案，更无须“被移送”，大家一律豁免，也就没有所谓公平与否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提高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确实有治本的意义。

当然，对那些一直耿耿于怀于个税起征点不能与时俱进的小老百姓们来说，司法机关汲汲于这种意义上的公平听起来多少有点不是滋味。

因此，如果张院长将论述的重点放到抓大放小、集中精力办大案上，可能舆论观瞻的效果更佳。事实上，张院长多少也透露出这个意思，比如他坦率地指出，“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数额几百万元的数目并不算大，几千万元甚至一两个亿的也有。”其言下之意应该就是司法机关更应该把精力放在侦办和审理那些“几千万元甚至一两个亿”的案件上。

接下来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贪污贿赂分子化整为零怎么办，另外一个则是，“贪污受贿数额几百万元的数目并不算大”，那起刑点要调高到多少才能适应这一新形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