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捷报频传的种种报道让我想写篇文章。国企在经历了90年代的发展低谷之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据说1998年国有资产年利润总额才213亿元，“现在一个月的利润有时都可以突破1000亿”；据说02到08年国企利润年均增长23%；据说全国发电量的55％，民航运输周转量的82％，优质钢材的60％，水电设备的70%，火电设备的75%，全是由央企提供；据说中移动已经成为全球最赚钱通信公司……总之十年下来，国企已经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国企的这个“华丽转身”显然带来很多“看得见的”收益：国有资产猛增；政府调控能力加强；大型国企走向世界“耀我国威”；由国企工人下岗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在减少；大型国企的员工收入在增加等等。

不由让我想到，1850年法国经济学家巴斯提亚所写《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他在文中试举了一系列例子。如，巴斯提亚特觉得政府资助戏剧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位法国经济学家1850年写道：不错，如果政府用6万法郎去资助戏剧，艺术消费者的偏好能得到满足，艺人的收入也会提高，这是看得见的收益；但是纳税人的口袋里被拿走了6万，他们本可以用这些钱买别的来满足其它偏好，而且推动其他行业从业者收入的提高，这是看不见的损失。谁说看得见的收益一定大于看不见的损失呢？事实上社会比政府更清楚自己的偏好何在，所以看得见的收益很可能小于看不见的损失。他想说明的是：衡量一个经济行为的好坏时，不能只用那些可见的、直接的、局部的后果来衡量它，还要去看它看不见的、间接的、整体的后果。

因此，这些“看得见的”收益背后，有没有“看不见的”损失呢？当然有。最明显的自然是消费者的损失。垄断性国有企业导致某些行业产品或服务价格过高和质量不足，这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其次是效率的损失。同一份国家资源，流向国企就无法流向民企，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源位移，而且是经济整体效率的损失。据统计国企占有工业贷款2/3以上，却只创造了1/3的工业产值。再次是就业的损失，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往往大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企。据学者统计，过去十年，民企每年平均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年均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会。还有就是环境的损失：政府主导的投资总是偏向于高污染型的大型工业、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项“看不见的”的损失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如果一个企业可以通过资金和政策优势赢得市场，它为什么要辛辛苦苦搞技术或管理创新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满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奇迹”，国际市场上却鲜有中国产品以“品牌”取胜。

更有甚者，“看不见的”损失还会蔓延到制度和政治层面。04年的“国退民进”大讨论中，以郎咸平为首的一大批人认为，对于提高企业效率，产权改革可有可无，只要有公平市场竞争，即使是国企，也可以做好。就是说，不管是国企猫还是民营猫，只要有竞争，就可以变成好猫。但问题是，市场上充斥着又大又强的国企时，市场竞争可能是公平、充分的吗？一系列事件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竟得以收购盈利的民企日照钢铁；国家的宏观紧缩政策似乎总是选择性地冲击民企；国有航空公司亏损几百个亿可以得到政府补贴，而民营航空公司亏损几个亿却只能倒闭；为冲销国企呆坏账，政府将成千上万亿纳税人的钱转入国企的腰包；4万亿救市资金，大多流向了国企和各级政府，民企却很难分得一瓢羹……皇帝的女儿和平民的女儿抢一个状元，竞争如何公平？离开产权改革谈论市场竞争，就像脱离了体重级别谈论拳击比赛一样，逃避了问题的核心。既然竞争不公平，国企“转身”的成本可能就还包括公平、法治、制度透明……学者陈志武曾经指出，越穷的政府越可能走向宪政，因为它必须依赖于和社会力量的谈判来稳固地位，相比之下，财大气粗的政府却往往无须听命于民意的指挥棒。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企膨胀“看得见的”收益其受益群体往往清晰而集中：国企雇员、与国企有紧密联系的政府部门和人；而“看不见的”损失却由模糊、分散的人来承受：消费者、纳税人，可以说受损者的组织程度很低。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当初“国退民进”会引起民怨沸腾、而今天“国进民退”时则进行得不知不觉的原因之一。就是说，这些“看不见的”损失不但损失本身隐蔽，受损者也是看不见的，所以其危害大约要通过很长时间、很长链条才能展现。这是好事吗？我们知道，当一个肿瘤已经大到触手可及时，它已经暗暗长了很长时间，等你发现它时，往往已经太晚了。

若我们回看近代历史，也从1850年的说起。这一年，中国看得见的大事可以说就两件。一是清朝道光皇帝去世，二是民族英雄林则徐去世。尽管如此，当时的情况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糟糕，“清末新政”  让当时全世界看到了一个重新崛起的头等强国。同时期崛起的日本，当时有一种思潮：“清国通过改革日益强大，如果再不下手，将永远失去挺进大陆的机会。”不止是日本，西方诸国都认为“清末新政”进步神速。

这个延续了200多年的王朝，为什么在一片“头等强国”的叫好声中最终覆灭？有专家说，辛亥革命之前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导致了清王朝灭亡。根据历史学家考证，清末每年群体性事件是一万起，而我们今天，每年群体性事件八万起。两者比较，清末一万起民变并不算多，怎么说亡就亡呢？

李宗仁有一次回忆起当时的景象：“我当时是学生，觉得‘清末新政’时期一天比一天好，蒸蒸日上。”清史学者也有这种感觉，当时有不少西方传教士长居中国几十年，其目的是在清国当一份官差，谋一个官爵，以披戴清朝官服为荣耀。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的经济、军事、教育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都很大，改革措施和步骤有条不紊，都有具体的时间表，甚至比我们今天的改革更有效率。比如司法改革，整个司法系统、审判系统、监狱系统跟国际接轨，而且在辛亥前颁布了新的律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套东西做好，可见当时新政的效率之高。

行政改革的力度更大。清朝把中国传统科层制：吏部、刑部、礼部、工部，改成当时国际通行的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工商部。地方自治也卓有成效。“清末新政”时期的社会治安远远好于民国，地方乡坤们自觉地把治安管起来，很有序。

清末各省成立了咨议局。这个局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意机关，对地方督府有很大的反制作用。中央后来进一步明确预备立宪，这是朝廷自己革自己的命，准备于1912年限期立宪。这么大一个事情，皇帝和朝廷有共识，有时间表，但没想到1911年就完了。

再看教育改革。废科举、建学堂、官派留学，新式教育成为国策。当时有国立的西式学校，大学、中学、小学都有。也鼓励民间创办，不像我们现在的教育，国家全包了，基本上被国家垄断。那时教会可以办、私人也可以办，整个教育改革还是有规模的。

军事改革做得更早。淘汰旧军，编练新军，把以前的八旗、绿营、勇营，全部变成巡防预备营或淘汰掉。从制度、编制到训练方法全部都是西式的，要求各省都要编练新军。没有这项改革，就没有后来的淮军和湘军。

在遭遇境内外敌对势力围攻和民族危机全面爆发的情况下，在那样一个环境中能这么走，显示出清朝政治领袖的改革勇气和魄力。清末新政几乎没有出什么乱子，官民有普遍共识：不改革就完蛋，洋毛子比我们强大。1911年清朝垮台的时候，并不是它最失民心的时候，老百姓对它的感觉还不错。

搞得不错，为什么稀里哗啦地就完了呢？1908  年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逝世，这是一个转折点。两娘崽死后，3岁溥仪当皇帝，实际由“孩子他爸”载沣当家，载沣当年也才25岁，像我们今天80后出生的孩子，要他来管理一个国家，什么阅历都没有，生在深宫，不谙世事，清末新政还能搞下去吗？

一朝君主一朝臣，新皇帝上台之后，一大帮贵族公子哥跳出来开始收拾人，也就是当年骑马遛鸟的那帮人。首先把汉人的权力给收了，把当时公认的能臣袁世凯赶走，陆军部交给荫昌，他是公认的一个饭桶。军权和中央各部委大权全部揽过来，成立了“皇族内阁”。

这个“皇族内阁”大失人心。内阁共有11个人，9个是满人，其中5-7人是皇族。这还了得？地方政府就发起请愿，一拨接一拨，大多是地方士坤。这些人想通过立宪运动，跟满人政权分享政治权力，扩大发言权，没想到新皇帝上台后搞出这样一个“清一色”的内阁。

更绝的是把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太平天国以后，湘淮军迅猛崛起，地方势力抬头。这种势力早就让清朝统治者坐立不安。 1905年之前，地方政府拥有开矿、修铁路权，这次要收归中央政府，收归国有，这样地方政府的“财路”被中央切断。于是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虽然当时四川人修了几年铁路，一寸铁路也没建成，修路的钱被人拿到上海炒债券去了，亏了。于是，四川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一场运动，没想到这一运动开启了清王朝覆灭的序幕。

不知道是历史在调戏我们，还是我们在调戏历史。当我们醉心于“头等强国”的时候，历史却以一种近乎猥亵的姿势，在我们性感的屁股上狠狠地抽上一巴掌。

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三十年，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遇到了巨大困难，所有困难其实可以归结为怎么样解决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这样一个二难选择：如果中国保留大量国有企业的话，中国的民营企业必然处在与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平等的竞争地位！但如果中国不保留大量国有企业的话，其后果不堪设想！

一般而言，关于中国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之间的“二难矛盾”，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研究的课题。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不敢去研究这个课题。因此，关于中国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孰是孰非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目前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

笔者认为，中国制度的弱点和缺陷是由两种经济成分共同造成的：一是国有经济的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贪污腐败盛行；二是私有经济为逐利而不择手段，不仅行贿，甚至可以雇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不肯拆房人家的家庭成员！说白了，中国大量私有经济的发展犹如资本主义一样建立在其他人的痛苦之上！当然这是政府的法制出现了弊端。

直白地说，如果中国的经济要与世界接轨的话，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要与国外企业进行竞争。这种经济竞争必然是“你死我活”而不可能“双赢”的！怎么办？应该由中国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提出解决办法！但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能够担当这个历史重任吗？

参阅：把握"爱国真义"大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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