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 南下北上  西进东进 由领袖到叛徒

1927年，北伐大功垂成，蒋介石、汪精卫先后退出革命，鸟尽弓藏，将中共满门抄斩。大革命失败后，张国焘远赴苏联，毛泽东选择留在国内。1931年初张国焘被中共中央派回国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赴鄂豫皖根据地，代表中央领导鄂豫皖苏区工作。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这几个中央大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鄂豫皖苏区的命运。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与中央大员到中央苏区后反毛、肃反一样。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将苏区原领导人能排挤的尽力排挤。他先是改组了红4军（与朱毛红4军一样，也称红4军），将军长旷继勋拿下，换上资历较浅的徐向前。然后他又撤掉了善战的曾中生，由陈昌浩任红4军政委。接着，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始了错误“肃反”和 “打AB团”。殃及整个红4军和根据地地方政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许继慎及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舒传贤、徐百川、王效亭、方英、廖业琪、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江子英、黄刚、王长先、任难等根据地创始人、红四军高级将领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除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而曾中生、旷继勋没有被杀是因为中央点了名要保，徐向前幸免于难则是因为高级军事 指挥员已极度缺乏，只好留下他。而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却在审查中被杀掉，徐向前一直不敢问原因，直到多年后去了延安才知道真相。1933年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再次进行“肃反”，余笃三、旷继勋、舒玉章等先后被杀，后来还有曾中生。

张国焘不同于博古、夏曦，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人，威信高、口才好，有组织能力，既杀人又会用人。依靠曾中生和徐向前在鄂豫皖根据地无法坚持时，突围到川陕边界又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经过猛烈扩红，红四方面军人数壮大到8万人。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而此时，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万里长征，到达川西北时已由10万下降到2万多人。

1935年6月中旬，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翻过终年积雪、人烟罕至的夹金山，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此时，集结于这一地区的红军兵力达10万多人。毛泽东和张国焘同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是红军中资历最老的党员。此时两人又别为两支主力红军的领导人。

在红军发展战略方针上，毛泽东意志如钢，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只有领导抗日才能壮大红军，扩大革命。张国焘认为全国苏维埃运动已遭到重大挫折，旗子不宜再继续打下去，应该找一块能养兵的地方先站住脚，形成地方割据，再观全国形势。他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的地，向南、向北、向东、向西的方向都提出过，视胡宗南军、薛岳军、杨虎城军和刘湘川军的强弱变化而定，主张红军南下川康或西进青海、新疆，反对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重申了北上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远离革命中心的退却主张。陈昌浩、徐向前支持中央的意见，张国焘只好勉强同意北上方针，会合后却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张国焘凭借雄厚实力，手握重兵，向中央要权，要求改组中央和军委，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由下级党要求改组中央党并成功的特例。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为了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中央开会讨论给张国焘一个合适的职位。张闻天要让总书记职，毛泽东深谋远虑，不赞同，提议将周恩来红军总政委一职相让。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人们才明白毛泽东真是远虑如神。如果张闻天将总书记让给了张国焘，那中央继续北上就真坐实了“分裂红军”、“逃跑主义”之罪名，被批判的就不是张国焘了。芦花会议，解决了组织问题，朱德仍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至中央工作。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沙窝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林彪）改编的第1军、三军团（彭德怀）改编的第3军及红四方面军部队是第4军和第30 军组成，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右路军北上，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9军、第31军和红一方面军的5军团（董振堂）改编的第5军、9军团（罗炳辉）改编的第32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并指挥左路军。根据中央的规定，左路军的行动方向，是经阿坝到班佑集结，向右路军靠拢。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经过艰苦跋涉的，跨过荒无人烟、气候恶劣、布满泥潭的草地，8月下旬，分别抵达阿坝和班佑。此时，北方胡宗南尚未完成集结布署，张国焘却不想北上了，仍坚持南下的方针，借口噶曲河水上涨，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并密电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也南下。幸叶剑英提前看到此电，向中央报告。矛看不可调和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紧争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三军和中央先行北上，越过胡宗南的包围线，直入陕甘，翻过六盘山，三军过后尽开颜，革命前途豁然开朗。陈昌浩率右路军原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克服饥饿和疲劳，再次通过渺无人烟的草地，回渡南下，红军分裂了。

中央走了，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反诬毛泽东、中共中央“分裂红军、逃跑主义”， 攻击中央红军是“无止境的逃跑”、“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大、博古中央委员，开除党籍，要求中央改成“北方局”或“西北局”。 红五军团、红九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被裹挟在张国焘这里。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不为其利诱胁迫所动。张认为南面的川军都是被红四方面军打怕的“残敌”，于是喊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饿虎出山，势如破竹。但功败垂成，百丈关一战，“重返罗网之残匪”被 刘湘一战击败，损兵过半。张国焘不得不率红四方面军再次退回川康苦寒之地。更重要的是，南下赤化全川无出路，敌军围困万千重，张后来不得不北上。而此时，毛泽东已率中央红军进入陕北，直罗镇切断了敌人尾追的“尾巴”，一战奠基。不久，张浩（即林育英，林彪堂兄）又从共产国际回来，毛泽东让张浩以共产国际代 表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电令他北上。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原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中央红军的红六军团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湘鄂西红二军团组成）进过长征来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通过朱德宣传真相，朱德、贺龙、任弼时、萧克、刘伯承、关向应、董振堂、罗炳辉同张国焘分裂党、反对党中央的错误进行了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北局。６月１０日，张国焘复电中央，表示同意６月底北上，但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企图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中央十分警觉张国焘退入新疆，警告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北上，宜出甘肃南部，而不宜向临、洮地区。”9月，二、四方面军历经艰辛，陆续北上，进入甘肃。在岷州西北局会议上，张国焘又主张“西进计划”，主张红四方面军由临潭西进青海，经循化、乐都翻越祁连山，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进。打通青海、新疆，取得苏联支援。二、四方面军分兵北进，果不其然，张国焘带领四方面军北出甘肃后，屯兵临夏、临洮地区，意欲西渡黄河，复电“我们以快进西北为宜”。中央电令四方面军北进配合一方面军攻打宁夏“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 并明确指出：“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还特别强调，宁夏战役是“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要求“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 令张率部占领静宁、会宁，抵近宁夏南部，与一、二方面军靠扰，为夺取宁夏创造条件。张国焘却主张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直取永登、凉州（武威）。把西逃新疆，与中共中央北进宁夏混为一谈，辩称进军甘肃、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红四方面军占领甘北后，可接应一、二方面军渡河 ，同时打通新疆、蒙古两地国际路线。中央连续电令，在朱德等红军高级将领的坚持下，最终排除了干扰，迫使张国焘暂时放弃打通新疆计划，向静宁、会宁进击。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大会师。一年前，毛泽东在率红一方面和中央独自北上时对陈昌浩、李特等追来的红四方面军将士说的两句话一一应验：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出去 我们现在向北走，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

三军会师后，中央开始执行夺取宁夏计划。中共中央早在1936年8月经与东北军协商，就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其要点：（1）红军与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出兵绥远，以推动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2）9月底前，红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县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控制河西走廊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九泉）。（3）10月和11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夺取宁夏的准备。（4）12月，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根据地，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期度过黄河北上，占领宁夏。（5）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兵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将全国的抗日运动推向高潮。

据此战略部署，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党中央军委，多次致电，反复强调，“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三支红军主力要紧密配合。假如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而失败；四方面军独攻甘西也要失败。如此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宁夏方免此失”。因此，“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但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的一环”。

宁夏战役给了张国焘一次最好的实现西进计划的机会。他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去宁夏，而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远离中国主体，远离抗日前线，打通新疆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支持。由于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令第五军（原中央红军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渡过黄河后，擅自撤走担任钳制、阻击毛炳文任务的第四、第三十一军，从而敞开了海打战役的左翼战线，使毛炳文、胡宗南两部得以合扰，战机已失，海（源）打（拉池）战役被迫终止，宁夏战役计划落空；张国焘于是趁机向中央提出，放弃现阵地，集中全部五军、九军、三十军西进。发动平（番）、大（靖）、古（浪）、凉（洲）战役。至此，张国焘终于可以实现西进甘西计划了，向凉州、向河西走廊西进——打通新疆国际路线。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彻底失败。事实告诉人们，中共中央命令四方军西渡黄河，是为了北取宁夏，而河西部队所实行的则是张国焘的西进逃跑路线。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不能集中先占宁夏，终被各个击破。一方面军独攻宁夏 “顾此失彼”而失败；四方面军独攻甘西后来致使西路军全军覆灭。然而，这一切，包括陈昌浩在内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不清楚的，或者说是不了解张国焘的包藏祸心的。当然，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的陈昌浩军事指挥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1月6日，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电告中央，准备实施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并请示部队名称、指挥机关。陈、徐决意执行张国焘路线，事已至此，8日，中共中央电复陈、徐：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党的领导机构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11月12日，毛泽东，同恩来怕西路军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在河西被敌人隔断各个击破，先后致电西路军，婉言称：“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重返河东可能否。”他们自认为有能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并打通西进新疆的路线，下决心西进，中央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14日，张国焘再次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指令西路军领导人：必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等，不执行中共中央命令，却听命于张国焘。如此，便只有失败一途！在漫漫西征、东返路上，与马家军一路血战，到1937年2月，西路军被马家军悉数歼灭，全军覆没，兵败祁凉。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少数领导人和打散人员存活下来，分散行动，后陆续回到延安。抗战全面爆发，中央利用统战关系与马家军多次交涉，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边区。而随毛泽东、朱德一路长征过来的原中央红军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没能跟着毛泽东走到延安，也随西路军饮恨河西。幸而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在朱德的坚持下，编入了红二方面军，保存了下来。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的指挥下，王震第一兵团、许光达第二兵团、周士弟第十八兵团、杨的志第十九兵团向盘踞在陕 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胡宗南部及马步芳、马鸿逵部发起追歼。横扫河西，纵黄河西数十年的马家匪帮彻底覆灭。终于为西路军将士报了血海深仇。

毛 泽东指出：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宣布了张国焘路线的彻底破产。西路军的失败，对于广大西路军指战员来说是没有责任的。当时，西路军广大指挥员并不知道张国焘另有企图，还以为这是党中央的部署，斗志昂扬地踏上了征途。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同优势的敌人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工 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有那么一些对毛泽东怀有敌意的人们，处心积虑地寻找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评述他们也要进行攻击。说什么四方面军部队西渡黄河是中共中央的命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是毛泽东定名的；西路军始终保持着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联系；因此，西路军失败，责任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甚至还有人不明白路线有对错，说：东北军要打道苏联，西北军要打通苏联，张国焘要打通苏联，毛泽东也要打通苏联，为什么张国焘是错误的，而毛泽东是正确的呢？张国焘后来还算得上“好汉做事好汉当”，在回忆录里没有推卸西路军失败责任，也承认陈昌浩的指挥失误，并认为自己也随军过河就不会失败。邓小平上台后，有人把西路军失败说成是毛的阴谋，这本身才是真正的阴谋。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1937年张国焘到陕北与中央会合。1937年2月， 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全军悲痛，纷纷指责张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张国焘也失声痛哭。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批判。张仍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代主席。中央希望他认真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可是张国焘拒绝中央的帮助，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投入国民党的怀抱。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毛泽东对张国焘这样的人仍然一再争取，并把家属送去团聚。1955年，因张国焘请求，毛泽东特批其子入广州中山大学学医，其学成后赴美行医。

张国焘最后叛逃时，连一个警卫员都没能带走。不久，加入军统，一位领袖沦为叛徒，成了蒋介石的鹰犬，张企图对以红四方面军为班底的129师进行策反，原红四方面军战士早已看清了张国焘的面目。对于中共叛徒，连蒋介石也看不起他，见他已失去作用，随即弃如敝履。

王明：教条主义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1935年10月后，毛泽东率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第二个落脚点。此时国内形势已十分严峻，倭寇不满足于东北和华北，准备对中国由蚕食而鲸吞。中国存亡续绝之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不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教条。趁红军立足未稳、喘息未定，命中央军胡宗南部，东北军张学良部，西北军杨虎城部，西北青甘宁马家军部，晋绥阎锡山部、榆林邓宝珊部，几十万大军团团围困，步步为营，意欲一举扑灭红军。强邻环伺，万里长征刚刚落脚的3万疲惫红军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敲山震虎，几战而令各路敌军貌合神离、逡巡而不敢进，并与张学良、杨虎城、邓宝珊等几位爱国将领达成互不进攻协议。 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中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随后又放弃了“反蒋”口号。1936年12月，党按照“逼蒋抗日”的方针，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及后来的“卢沟桥事变”，共产党以智慧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1937年八月，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把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1937年11月，共产国际派以王明为共产国际代表，回国指导工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王明等人乘飞机到达延安。又一次迎接“钦差大臣”，毛泽东等人非常高兴，认为是“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喜从天降”。王明回国是共产国际的决定，是来“帮助党”的。回国前，斯大林与他们谈话，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的作用，明确主张，中共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季米特洛夫也对他们谈到，可参照西班牙、法国的经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王明不仅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且回国前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时间，毛泽东、张闻天、王明，人们已分不清谁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了。

王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曾在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的党中央占统治影响。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推行不切实际的“城市中心论”、“进攻路线”、“武装保卫苏联”，对抵制怀疑他们错误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各大苏区造成毁灭性损失，中央苏区损失百分之百，白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王明的错误政策集中表现在他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 “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回国，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又有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支持，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他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死不谈中国”，马列主义教条随口而出，人称“驳不倒”，代表国际“宣达圣旨”，攻击毛泽东制定的中央路线。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并不多，一下被唬住了，中央许多领导深以为然，一大批政治局委员重新聚合在王明周围，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几处倒退到遵义会议以前。毛泽东又开始被孤立，其它可以相忍以让，但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始终坚持到底。毛泽东决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马列主义来批叛王明的教条主义、洋八股，开始如饥似渴地深研马列主义书籍。

毛泽东在延安继续研究他自己的理论，准备驳倒王明。从王明1937年11月归来起，直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才在基本上克服了这种右的偏向。 

为 什么毛泽东会感到孤立呢？为什么在经历了反对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在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过程中的错误路线之后，这一次又出现了多数领导人对王明的支持呢？根源还是在于教条主义的深刻影响。中央领导里仍然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员为主。虽然经历过这么多血的教训，许多人已经转变过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但党内教条主义这一土壤不清除，错误路线就还会不断地滋生出来。

王明和刘少奇等抽空具体历史时空条件和环境，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民族武装，反对地方不服从中央，八路军也要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建立真正统一的军队，即统一指挥、编制、武装、纪律、待遇、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合二为一；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正中蒋介石分共、溶共的下怀，实质上等同于不要搞革命，不要搞斗争，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自废武功，依附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明显是投降主义而王明却不自知。

王 明也是主张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但不是认真研究党在此之前所作出的决策是否符合实际，不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而是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做批评党的决策的尚方宝剑。批评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以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了错误，如对国民党态度有错误；强调独立自主，妨害了统一战线；宣 传工作中还有党八股，如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宣传等。

王明去抗战临时首都武汉负责长江局工作。因有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他藐视中央，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多次冒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文章和演讲，有正确的，更多是不正确的。事前不请示，事后还对抗，严重破坏了党的纪律。由于王明的干扰和影响，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如新四军没有集中力量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埋下了皖南事变的伏笔；在城市，他只注意上层的统战工作，并要地下党公开活动，结果暴露了党组织，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鉴于王明的言行造成的严重分歧和混乱，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建议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但由于大部分中央同志反对，毛泽东的提议竟没有获得通过。中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王稼祥因治伤先期到达苏联, 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离开莫斯科时，王稼祥刚刚手术后身体才复原，就被命令接替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王勉强同意并要求中央派另外的人去接替他。任弼时到莫斯科后替换王稼祥，成为中共驻国际的新代表），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情况，以加强相互间的了解。王明依然在武汉滔滔不绝地宣读共产国际的主张，与此同时，毛泽东则是在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实际问题，并提出对策。在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形成的军事理论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任 弼时到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王稼祥也作了发言。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信服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会后决定任弼时留在共产国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1938年7月， 季米特洛夫在王稼祥回国前夕，约请他和任弼时谈话，认为中央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明确肯定和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认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在30年代的早期，王和任都是“王明路线的追随者”，但30年代末他们都支持毛泽东。王稼祥回国后，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直到30年代中期，在党内还存在着一个坏的习例，无论什么时候党内意见不同及发生激烈争论，就要请示共产国际裁决，这种事情持续到1938年王稼祥回来后情况才发生变化，因为共产国际已经承认毛泽东应该为中共领导人了。同时正因为毛泽东成为了中共领导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才成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政党。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

莫斯科的归来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六中全会召开的主要原因。中央发电通知王明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王明自视甚高，开始不服从，反而要毛泽东、党中央到他所在的国民党统治地区武汉或西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如此私心自用，几乎等于给蒋介石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天赐良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也是自1928年六大以来规模最大和时间最长的全会。在55位代表中，有12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秦邦宪、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和陈云，另外其他5位中央委员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和30多位军政和中央部属代表参加。在中央最高级领导人之中只有三位缺席：任弼时(在莫斯科)、邓发(在新疆)和何克全(凯丰)。其他人，如周恩来、朱德、王明等没有全部参加全会的各次会议。

六 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它甚至可能比遵义会议还重要。遵义会议只是清算了王明的几个支持者的错误思想，而六中全会则彻底战胜了王明本人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在会上用王明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词语，重申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分条析理 地指出王明等人离开中国特点、抽空条件和环境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是教条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为了克服教条主义，毛泽东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列主义。提出了扩大党内民主和加强纪律。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用王明等人自己的论据将王明等人的理论谬误批得原形毕露。如毛泽东在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时针对王明提到的法国经验指出：“听说法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这个口号，那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纲领，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缚自己。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的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六中全会还结束了自1937年11月王明到延安后就开始的、党内领导者之间的十二个月的争论。但是王明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仍为党的统战领域的领导人，与中共代表团一起留在重庆有一段时间，并继续发表他的文章。在党的七大和八大上，他依然是中央委员。中国革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来自教条主义的干扰，直到延安整风运动，彻底结束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开始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洋八股废止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毛泽东思想横空出世。

建国后，王明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1956年王明请假去苏联，从此一去不返。八大时，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原则，毛泽东仍亲自提议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王明对毛泽东至死不服，到苏联后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专门攻击中共。王明本打算写一本批毛泽东思想的书，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未完即亡。王明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始终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看中国，为别人考虑的太多，为我们自己考虑的太少了。以别国利益为中心利益，以别国目标为中心目标，以别国指示为最高指示，所以他不会铭记于中国人民的心中。

[注：此文为节选版，全文较敏感，官僚不宜，全文见：http://snipurl.com/t49fz#.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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