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了，60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扫黄打非”工作。从建国前后，北京市和天津、上海在很短时间内取缔了娼妓行业，娼妓取缔工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瞩目。上海妇女教养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成了各国来宾了解中国改造妓女的窗口。仅在1956年，该妇女教养院就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苏联、捷克等31个国家的101名来访者。来访者中，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社会学家，有的是警务人员，有的是记者、作家。这些人中，有的是慕名前来学习改造妓女经验的，有的是半信半疑前来了解真实情况的。他们参观这里的工厂、医务室、病房、宿舍，召开妓女座谈会。法国一位来访者认为，中国改造妓女的做法，不仅对法国，对整个欧洲都是有借鉴作用的。有个美国记者对“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标语颇感兴趣，在他访问了正在这里得到改造的褚玉英以后，对教养干部说：我感到你们真的做到了“把鬼变成人”。

    娼妓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建国后，人民政府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坚决取缔了各地妓院。

北京市：千年毒瘤，一夜铲净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北平市政府下发了对妓院进行管制的若干暂行规定。5月，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召集政府官员开会研究改造清理妓院问题。叶剑英指示：先把妓院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决定如何处理。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市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对北平妓院进行调查，了解全市200多家妓院、妓女的情况。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和组织部长刘仁在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陪同下，亲自巡视前门八大胡同妓院区，了解到妓院中连13岁的妓女都染上了性病，更坚定了取缔妓院的决心。
　　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们提出了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提案；9月19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指出：“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理之。对妓女采取集中统一集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
    《办法》一经颁发，市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企业局、人民法院共同组建了处理妓女委员会。
    10月15日，上述单位又共同组建了封闭妓院总指挥部。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任总指挥。
    11月21日下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了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晚5时30分，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立即封闭全市一切妓院的决议案。新任市长聂荣臻庄严宣布：封闭妓院，立即执行!
    晚6时整，行动指挥部分别命令妓院老板和领家集中到各公安分局实施拘留。
    8时整，27个行动小组的二千四百多名公安纵队官兵和民警，分乘37辆大卡车，直奔各妓院。
    到次日凌晨5时许，全市224家妓院已全部封闭，集中拘留了424名老板和领家，收容了1286名妓女。经过审查，被暂时拘留的跟妈、茶房等大多都被释放。
    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北京的作法，开始了消灭娼妓制度的全面战斗。

天津：“寓禁于限，逐步消灭”

 天津于1949年2月解放，比北京早解放一个月。天津一解放，市公安局就对全市妓院进行细致的调查工作。当时，天津市共有妓院448家，妓女两千多人，依靠妓院为生的茶房、跟妈等两万多人。为了加速天津市娼妓业的灭亡，从1951年开始，配合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政府对娼妓业展开了毁灭性的打击。人民政府镇压了恶霸妓院老板，使还在等待观望的妓院老板心寒胆裂，纷纷要求歇业转业，尚未脱离妓院的妓女消除了对老板的恐惧，纷纷要求政府给予安置。抓住这一时机，公安机关同民政、妇联等部门配合，迅速帮助脱离妓院的妓女回原籍，或多方寻找门路，安置就业。到1952年5月底，天津市妓院和妓女完全绝迹，遗患天津六百多年的娼妓制度，终于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上海：全面封闭，收容改造
　　  旧上海曾经是世界大都市中娼妓人数最多的一个城市。日寇占领期间，允许烟赌娼公开营业，并划定当时的上海妓女老闸、新成、嵩山等区为“风化区”，明文规定娼妓可以在马路上公开搭客，军警不得干涉。据汪伪上海市警察局1942年统计，有妓院三千九百余家，妓女3.9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达官贵人、富豪巨商、流氓大享、美国水兵纷纷涌入上海，又刺激了娼妓业的发展，成为旧上海娼妓史上的全盛期。据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统计，到1947年，“上海以卖笑为生者统计不下10万人，间接赖生者且数倍之。”

上海解放以后，百废待兴，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工业生产，对娼妓主要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严格的治安行政管理，时机成熟之后，再一举禁绝。所以，陈毅市长指出：“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受苦人，新中国决不允许卖淫现象继续存在，我们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解放妓女。但我们刚进上海，恐怕还不能马上解决妓女问题，只好让她们再受几年苦，不过，一定会解决的。”
    为了严格管理，1949年6月，市公安局责令全市妓院登记，审核后发证。
    7月，市公安局又进一步制定了《管理妓女院暂行规则》。
　　公安机关据此规则经常派干警突击检查，发现违反规定者，立即惩处，对妓院院主的违规行为惩罚尤其严厉。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上海人民政府再次加大对妓院妓女的管理力度，迫使妓院生存越来越艰难。到1950年底妓院由522家缩减到156家，妓女由2227人缩减到559人。
　　1951年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人民政府应广大人民群众要求，逮捕一百余名妓院恶霸，又迫使一批妓院破产。到同年11月，全市妓院只剩下72家，妓女只有181人。
　　严格管理和限制取得显著效果，全面封闭妓院的时机完全成熟，1951年11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市委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宣布妓院为非法，立即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私娼。
　　公开的妓院封闭之后，又着力解决数量较大的暗娼问题。11月25日晚9时，全市9个公安分局统一行动，在各游乐场、马路边收容暗娼320名。当晚11时，公安干警分路进入对抗政府法令继续营业的妓院，将妓院主、老鸨、龟奴全部逮捕，对妓院的财产全部封查。
　　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收容妓女的教育改造方针是：“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改造和安置工作相结合”。
　　从1951年11月到1958年，先后教育改造了7513名公开的妓女和街头的暗娼，并使得这七千多名阶级姐妹全部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彻底铲除了旧上海的娼妓制度。
　　到1951年底，全国各地取缔娼妓工作基本结束。各地取缔娼妓的方式大同小异，北京、天津、上海是较典型的地区。

取缔娼妓行业以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基本上没有死灰复燃，都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各级政府抓得很紧，相当长一段时间，谈婚论嫁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结婚也要组织批准，如果发现有一点点“出轨”行为，就要受到严厉的批判，甚至打成“流氓分子”处以劳教或判刑。这类人基本上就没有了做人的尊严，一有“运动”，他们就成为“活靶子”。所以那时候的人们，根本不敢越雷池一步， “扫黄打非”这个名词，那个时代根本不存在。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大开，在“特区”陆续出现了一些不法的港台或外商经营的一些“娱乐场所”、 “酒吧”、“发廊”、“按摩”、“洗脚”等行业，他们中间相当部分，都隐藏着一些色情或吸毒等非法活动。开始隐蔽，后来就明目张胆，由于巨额利润的驱使，这些行业很快就在全国蔓延。

虽然国家成立了，“扫黄打非办公室”，多年来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那些非法的活动由于网络的普及，又增加了扫黄打非更多的内容和难度。一方面，民众呼声很高，政府也认为，需要认真管理。但是一些地方单纯的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对于这类非法活动，睁只眼闭只眼，甚至纵容、“保护”。一些“执法人员”成了那里的常客。

之所以“扫黄打非”不能像建国前后，取缔妓院那样雷厉风行、令行禁止，正是由于那些贪腐官员，拥有缺乏监督的权力。他们为所欲为、骄奢淫逸、警匪勾结，成为黄、赌、毒的来源、成为黄、赌、毒的保护伞。远的不说，最近重庆“文强案”，就可以看到，这些蛀虫们，这些黑恶势力是何等的猖獗，重庆的打黑除恶，并不能代表就除恶已尽，中国这么大，如果没有坚定地决心、强大的高压态势、具体的有效措施，那么我泱泱中华，就会毁于这些蛀虫和黑恶势力之手！

“扫黄打非”在中国60年来，为什么现在的形势是这么严峻？正是由于，措施不力、打击的力度不够、重视程度的欠缺，形成当前积重难返的态势，如果我们现在的共产党人，能像建国前后的共产党人，现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具有建国前后领导人那样的魄力，我想现在的任何困难都可以得到解决，因为建国前后所面临的困难比起现在来要大得多。

“扫黄打非”的路还很漫长，如果下定决心“除恶务尽”，向先辈们学习，拿出魄力来，走这条路就会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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