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以后，国际的战争更多是出于反恐的需要，而恐怖主义的盛行，也是有背后的利益博弈的体现。20世纪以后恐怖主义的盛行也要从利益上分析。以恐怖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我们从贬义上讲是恐怖主义，但是从另外的角度和手段上看，也可以叫做游击战，绝大多数的恐怖组织都自称为某某游击队。

恐怖主义的实行，首先的背景就是屠城不存在了，过去对有恐怖主义活动的地区进行屠杀是遏制恐怖主义反抗的最有效手段，比如日本用“三光政策”对付抗日游击战，在施行了屠城的地区，基本上恐怖主义的势力就难以生存了。而中国古代还实行更残酷的以恐怖对恐怖的方法，这就是种种公开的凌迟等恐怖死刑和株连！现代社会关注平民伤亡、保护平民利益，所有人都不担心被屠城也不担心被残酷处死株连家人，这种情况下恐怖主义的民众土壤就诞生了。

其二，我们发现所有的恐怖组织都有宗教背景或者类似宗教的泛宗教背景，比如：原教旨主义、宗教与教派差异、邪教、极端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等。因为没有宗教的精神力量支持，一般人是不会置生死于不顾从事恐怖事业的，仅仅依靠金钱收买是形不成恐怖主义力量的。

恐怖主义实际上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很多实行恐怖主义的组织被招安成为合法组织甚至还执政，在很多国家的独立过程中恐怖组织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只是他们成功以后就叫做什么游击队、什么解放组织了，不会有恐怖组织的帽子，但这事实上就是一种成王败寇的游戏。

通过恐怖袭击增加国家财政经济的压力是恐怖主义的战略计谋，国家在这种压力下有可能向恐怖主义妥协；同时金融资本需要和平的环境，也有向恐怖主义妥协的空间；而恐怖主义本身就是不同宗教或者教派博弈的手段，其中有宗教力量的影响。在金融资本、宗教和国家的博弈中，恐怖组织找到了利益空间和生存空间。

世界上对于恐怖主义妥协的例子是很多的，非洲很多国家的独立就是这样的背景，不能只看到各种关于非洲战乱不断的宣传，也要认识到这是恐怖主义的战略，如果不造成这样的混乱，西方的势力不会退出这个国家而让其独立。西方让这些国家独立恢复秩序，背后就是金融资本的需要，而这些恐怖源的消除，本身也是西方民众的需要，这些民众的思想受宗教的影响，但他们是宗教的基础也是民主国家的权利来源。

因此恐怖主义是有空间的，团体组织不同于个人的疯狂，团体是非常理智的，对于没有希望成功的事情，除了狂热极端分子是没有团体组织愿意献身奋斗的，因此恐怖主义背后的恐怖组织是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在美国的权利无限膨胀的情况下，反而这样的恐怖主义成为了限制美国的一种力量，其背后的基础也是金融资本的需要和宗教势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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