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9-11-07/110306632.html

一‧ 

建黨115年以來，國民黨頭一次發生黨的决策機構—中央常務委員會(“下稱中常會”)常委們才剛就任，就陸續請辭、最終釀成全面重選的事件。

10月22日，十天之前才當選爲國民黨中常委的“立委”邱毅，在電視政論節目中無預警地宣布辭去中常委，要求黨中央正視黨內選風敗壞之弊、幷呼籲全面改選中常委。

此前，國民黨中央考核紀律委員會(下稱考紀會)才提請撤銷了兩名中常委當選人的資格，原因是他們被查出在選舉過程中向黨代表們贈送鹹魚、紅酒等禮品。黨內選舉選風不佳，對國民黨而言幷非新聞；但就在馬英九重新兼任黨主席，矢言改革黨風、爭取民心的刻下，黨部的糾舉懲處力度和臺灣輿論的期待，明顯出現落差。

中常會是國民黨在黨代會和中央委員工作會議閉會期間的日常决策機構。

中常委由全體黨代表從210名中央委員中選出32席，另由黨主席指定7席，任期一年，每周由黨主席主持召開會議。臺灣政界普遍認爲，馬英九親自兼任黨主席後，將把“以黨輔政”作爲對黨務角色的主要定位；溝通各部門間的意見將成爲中常會的主要作用，以馬英九的話來說，即是“所有的道理在這個場合講清楚，再帶出門”。而事實上，臺灣重大政策方針的决策機能，早已由黨轉移至政府部門。這一趨勢，從黨內實力派要角相繼淡出中常會，以及作爲“指定中常委”的行政官員分量弱化，即可得見。

在媒體上大動作請辭後，邱毅告訴《財經》記者，由于在黨內高層召開的“中山會報”中，自己全面改選的倡議遭到否定；後續查察賄選的行動，也恐將無以爲繼“改革之火，沒法燒別人了，我總還可以燒自己嘛。”丘毅還說，惟有像他這樣“沒喝過國民黨奶水，黨齡只有三年，完全不瞭解党文化、也沒有興趣瞭解”的人，才有可能發起對體制的衝撞。

繼丘毅發難之後，另有數位中常委跟進請辭，或響應重新改選的號召。另一方面，批評丘毅搞“個人英雄主義”，或質疑黨中央“公開打孩子給大家看，還打得流血了”的聲浪也在黨內發酵。國民黨秘書長詹春柏還一度表態，稱倘若全面改選中常委，不啻是要黨中央承認選務工作發生重大瑕疵。

但就在邱毅請辭的隔天中午，情勢發生轉折。黨主席馬英九透過發言人表示，如果中常委願意以請辭自清的態度、重建中常會的威信，自己將“樂觀其成”；且若中常委們陸續請辭，造成法定開會人數不足必須大規模補選“也可以向社會再次證明，國民黨是一個有反省能力的黨。”

到23日晚間，已有超過20名以上的中常委表態願意辭職。馬英九告訴黨內，如有不願請辭者，我們表示尊重，“他就和新補選出的中常委一起做”。但在党秘書長和黨務主管的强力游說下，最後一位中常委終于在26日點頭辭職、全面補選大勢底定。黨中央規畫在11月14日舉行中常委補選投票，幷將全體黨代表分作六大區塊，進行集中投票和開票。國民黨秘書長詹春柏解釋，由于各縣市黨代表的數目和名單是公開的，因此“如果你答應幫我忙，開出多少票，我馬上知道你到底幫多少忙。這樣不好。但集中投票開票的話，你幫我多少忙，就看不出來了”

至此，已有臺灣媒體認爲，國民黨中常委破天荒地全面重選，是馬英九和黨內“立委”裏應外合的結果，可謂是“手不血刃而大獲全勝”；但也有評論指出，中常委的集體請辭幷非自發自覺的改革，而是他們“敏銳地發覺風向轉變”才趕緊向新的主流表態靠攏。

10月27日，國民黨整肅黨紀的調子進一步升高。黨中央考紀會宣布，對于在前次選舉中，涉嫌送禮的12位中常委參選人，予以停權三個月的黨紀處分，其中包括8名當選者和4名候補者。這一决定也意味著這些遭到停權的黨員，將無法參加于11月14日舉行的補選；若加上此前已被撤銷當選資格的兩名當選者，合計在原先被選出的32名中常委中，已有10名無法參加重選。

此外，在黨中央的積極勸進下，登記參與中常委重選的人士高達75位，其中不乏年輕的政務官與形象良好的地方官員。

種種發展，使得重新選舉後産生的新中常會，成員結構與面貌將有所調整。請辭後不再參選的丘毅則認爲，把中常委的選舉權由中央委員下放到全體黨代表仍然不够，矯正選風的根本之道，是讓全黨117萬黨員直選中常委。

曾任國民黨政策會副執行長的前“立委”雷倩向《財經》記者分析，馬英九此次的手段雷厲風行，但他選擇用“送禮”名義將部分人士停權；但對坐擁地方實力又涉嫌以重金買票者“他一個也沒有動”，而是改用勸進屬意對象參選、大量改變候選人名單的方式，稀釋他們在未來中常會裏的影響力。雷倩說，馬英九對很多事情不是不知道，他只是不必然出手處理，“外界以爲馬英九是軟弱的人，但其實他很强悍地在推動他的意志。我看不出有什麽事情是他想做而做不到的，他是個精研帝王術的人。”

近日的一次媒體專訪中，當馬英九被質問，面對爭議時爲何總是“很無辜”？他回應道“我沒有不沾鍋，我有沾呀”，他還說“我多年以前就想改革這個黨，不過這麽多年來，我不見得有這個機會”，“現在我有更多的條件來改革國民黨了，如果我還不改革，歷史會記載我沒有心改善這個黨。”

二‧

60年來，國民黨內權力運作機制的調整，和臺灣政經形勢的變化密不可分。在蔣介石時代，黨政權力高度集中于一人之手；至蔣經國接班的過程中，國民黨中常會的重要性才被逐漸突顯。李登輝主政時期，國民黨中常會的影響力達到高峰，而黨內金權勢力幫扶挂勾的現象也尤其突出。

尤其自1993年第14次黨代會以來，中央委員和中常委選舉過程中，鋪張密集的酬酢宴飲、金煉玉佩等奢華禮品，乃至于集體買票換票的巨款輸送，都隨著大資本家與地方黑金勢力等“新興勢力”競相角逐黨職的浪潮而升高。在李登輝選擇導入、幷利用上述“新興勢力”衝擊黨內舊有人事結構的邏輯下，黨性和黨風的直綫下墜遂成爲權力鬥爭的代價。凡此種種，均被“解嚴”後的臺灣媒體披露于人民眼前，當時有新聞標題稱“每一張選票都沾滿了紅酒的氣味”。

但由于臺灣政黨內部職務的選舉，迄今仍不受臺灣《公職人員選舉與罷免法》的約制；且國民黨考紀會也缺乏搜索、扣押、羈押或監聽等公權力，查察黨內賄選所能動用的條件十分有限。因此，馬英九已經要求“立法院”的國民黨團盡速推動修法，將黨內選舉一幷適用《公職人員選舉與罷免法》的規定：凡賄選者均須受法律制裁，贈送宣傳品價值超過30元新臺幣(約6元人民幣)者即視作賄選。

在1993年的國民黨14次黨代會上，時任“法務部長”的馬英九懲處了一位參加黨代會幷參與主席選舉投票的檢察長，理由是他違反了檢察官不得參與政黨活動的命令。1994年，馬英九更宣示要偵辦各地議會的正副議長賄選案。起初，長年受到政治壓力介入的檢察體系幾乎按兵不動，直到馬英九揚言“哪個地檢署辦不出來，哪個地檢署檢察長就下臺”各地檢察署才積極開展調查。半年之內，全臺灣共有257名縣(市)議員遭到檢方起訴，其中有190名是國民黨籍的議員，創下臺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賄選起訴案。然而，幷非所有被起訴的議員都獲判有罪。

    根據臺灣成功大學政經所助理教授王金壽的研究指出：當時許多地檢署的檢察長幷不確知國民黨高層對此次大規模查賄的真正意圖，因此他們僅將部分的查賄資料送進法院；等到確認國民黨的真正意圖後，才補齊更多的事證。而時任國民黨秘書長的許水德在面對地方派系强烈反彈之際，甚至還稱“法院也是執政黨的”出言安撫，引起島內嘩然。最終，馬英九被調離“法務部長”職務，改任不分管具體部門的“政務委員”隨後在1997年挂冠求去。和馬英九相識甚早的臺灣政評家南方朔認爲， “那是他一輩子最乾淨的時候，只是後來他也懂了權力運作的奧妙”。

    即使在事後，臺灣檢察體系面對國民黨當局以人事調動和剝奪檢察官羈押權的方式予以“報復”；但由基層檢察官所發起 “檢察官改革運動”，透過辦理檢察長評鑒、票選主任檢察官、保護基層檢察官免于不當處罰、參與人事審議會議等種種作爲，仍逐步讓檢察體系走出行政介入和政治操縱的窠臼。一旦檢方逐漸褪去“奉命起訴”或“奉命不起訴”的包袱，獲得依法偵辦的空間和足够的辦案資源；則以往當權者慣用檢察公器包庇親信或打擊异己的條件亦不復在，甚至能够遏制地方上黑道介入選舉、買票、資源不當開發、土地重劃所衍生的政商利益輸送等。臺灣“檢察官改革協會”召集人陳鋕銘總結道“一群非常優秀的檢察官，團結起來時可影響到整個地方的生態。”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以來，已有四名國民黨籍的“立委”被檢方依涉嫌賄選起訴、幷在法院審理後被判有罪，喪失“立委”資格；另還有一名國民黨籍“立委”因隱匿擁有美國國籍，在辭職後遭到檢方起訴。

    曾經在臺灣“立法院”中擔任“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委的雷倩分析，從體制上看：臺灣的“司法院大法官”和檢察體系的負責人“檢察總長”全是由“總統”提名，“法務部長”也是由行政權任命。因此，“司法獨立”只能作爲改革的方向和態度，但在現實的政治結構中則不易成立。“(司法體系中)位置越高的官，其任命的政治性也就越强，必然要是當權者所能接受的人；雖說越基層越有獨立的空間，但他們可能不會是主流。”

三‧

   “選舉不買票，執政不貪污，問政不腐化”，是馬英九接任黨主席以來反復高唱的口號。即將在12月5日舉行的縣(市)長、鄉鎮長和縣(市)議員選舉，則是民意對國民黨此番諾言認同與否的驗收。一位國民黨內長期從事組織工作的高層主管曾感嘆，“以前選舉，各地‘糧草’都是好幾億元撥下去，但地方派系都只拿去練自己的兵。根本沒辦法和他們談黨格和黨性”。雷倩指出，國民黨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既要維持民主政黨的形式、實質上又采取非常高度且精緻的權力集中，以至于在上層缺乏對領導者的監督、在下層則任由金權勢力操作黨內的“民主游戲”。她解釋，從2007年至今，著眼于國民黨再度執政後的資源優勢，該党的黨員人數已由約40萬人膨脹至110余萬，“實質上，國民黨入黨的推薦、審核機制早已蕩然無存。一年只要繳納200元黨費，就可以成爲有效黨員”。這導致有心牟利者，可以用相當低的成本培養大批“人頭黨員”用以競逐黨代表等黨內職務、或是影響公職選舉的黨內初選提名。“如此一來，不願作弊的人最終只好脫黨參選，國民黨則不斷陷入內部分裂的窘境”雷倩說。她還指出，自從民進黨執政之後，臺灣進行“買票”的方式，就已經由國民黨動用巨額党産、向選民派發現金的傳統模式，轉化爲利用公共政策和政府預算，圖利各地的特定利益集團。

    長年從事社會運動、曾爲民進黨籍的原“立委”簡錫堦也告訴《財經》記者，選舉制度對臺灣民主發展的影響甚巨。尤其在臺灣新的“立委”選制下，由于選區小、且每區只能有一人當選，因此政黨爲獲取盡可能多數的席次，在提名時容易和“地方有力人士”妥協，以利益結盟爲先、犧牲政黨的原則和理念。在臺灣都市化程度升高、國民黨于2000年失去政權、以及各鄉鎮農會及信用合作社等地方金融機構遭到接管整頓後，島內曾有政治學者認爲：以傳統人情和農業社會爲紐帶、以地方金融機構爲資源的地方派系政治，將不免走向沒落。但如今，一些地方派系非但幷未沒落，反而藉由掌握當地各層級行政首長及民意代表的崗位而頑强存續。簡錫階說，臺灣直到2005年才有《政府資訊公開法》，但在國民黨和民進黨一同虛應故事之下，臺灣的政府資訊尚未完全透明化。他舉例，只有公開政府預算、决算和公共工程的契約內容是不够的，還應該將投標與審核的過程，以及工程細目完全公開。南方朔則認爲，馬英九面對黨內的派系，可用“不違背法律”作爲約束的基本原則，但“不要用道德口號去扣人家帽子”，“現在國民黨內最大的派系，不就是‘馬派’嗎？”

    南方朔告訴《財經》記者，在國民黨過去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中，不論是全島性的大企業、乃至于地方上稍爲有頭有臉的人士，全部都被編織進國民黨主導的利益網絡裏了。根據臺灣《財訊》月刊在2000年對國民黨黨産所作的統計，合計55家由党直營的企業，在高峰期的總淨值爲1924.1億新臺幣；國民黨和與其關係親近的企業家合資、轉投資經營的項目，更幾乎遍及所有寡占或壟斷性産業。因此，民進黨和臺灣許多公民團體長年以來均抨擊，國民黨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所累積的巨額黨産和綿密的政商網絡，是臺灣政治市場開放競爭下最不公平的因素。如果臺灣沒有走向全民直接選舉領導人的道路，那麽“民進黨再選一百年也不會執政”，南方朔說。

    據簡錫堦介紹，他近年來不斷推動修法，希望促成較爲簡約而公平的公費選舉制度、以及在選票上增列“以上候選人皆不支持”選項，使蘊藏著多元意見的公民社會，能够監督、甚至突破臺灣政黨政治令人不甚滿意的現狀。雷倩則說，在這條路上，臺灣走得顛顛僕僕，它不是直綫、而是一種螺旋式的前進，“不論是臺灣還是所取得的成就、還是所犯過的錯誤，對整個中國的政治發展都是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