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素质教育与“四菜一汤”
 
　　↓红头文件抓应试把潜规则摆上了台面 长江商报 11月5日 作者 曹林

山东沂水县以政府红头文件形式要求狠抓应试教育，要求教师大胆突破常规，放手使用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做到凡能提高成绩和升学率的措施就要使。这种做法遭到上级部门和舆论的严厉批评，该县领导解释称是缘于高考成绩下滑的压力，考生和家长强烈要求提高升学率，让更多农村孩子能考入大学。

　　(11月4日新华社)

　　[长江商报一评]

　　不由想起几年前山西榆社县领导因高考成绩滑坡而向全县人民道歉一事。我想，今天沂水县发红头文件抓应试，与当年榆社县向全县人民道歉时所承受的压力是一样的：教育上层和之外的人可以高

谈阔论“素质教育”，而身在体制其中、承受直接压力，尤其是在教育最基层的人，却必须直面矛盾，要高考，要升学，要跳龙门。

　　沂水县的领导们只是太诚实了，做得太露骨了，一点儿不懂得政策包装的艺术，傻愣愣地直接用发红头文件抓应试，当然会被媒体逮个正着。其实，像沂水县这套抓应试的做法：又是将升学指标层

层下放到各个学校，层层落实责任制，又是鼓励教师以非常规方式提高升学率和高考成绩，又是办魔鬼训练式的高考实习班——在各地都很普遍，尤其在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县级城市(经济不发达，就

有更大的靠升学改变命运的压力)，有的甚至做得更过分，在应试创新上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江苏苏北一些县中。只不过，别的地方都只做不说。

　　素质教育的口号虽然喊得很响，上上下下似乎也达成了“共识”，可这只是一种假象。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高考不除，应试的阴魂根本不会散去，高考是应试体制的核心，只要统招统考的高考模

式继续存在，这根指挥棒就会在实质上左右着教育系统内人的思维，让身在其中的人不得不随着它的逻辑和跟着它的节奏。这种情形下，高升学率一般都是靠应试拼上去的，如果某地升学率下降了，他

们一定会受到来自上下的压力。表面喊素质，暗里拼应试，这其实是教育界的潜规则。应试体制的根不清除，空将素质教育的责任往下推，下面根本做不了，只能阳奉阴违，集体喊口号和做表面文章。

　　沂水傻就傻在，把这套潜规则高调地搬到了台面上，不懂“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做得那么露骨、那么惹眼，不被盯上才怪。

　　[现代快报再评]

　　你看，网民们、评论家们又对讲真话、做“实”事的人发火了！难道总是只能做不能说，言多必失？ “潜规则”这个词现在很流行，事实上所谓“潜规则”早就不潜，是“明规则”，只是可以做而不能拿上台面说而已。“显”对“隐”，“明”对“暗”，“潜规则”的“潜”既不“隐”也不“暗”，更不像心理学说的“潜意识”（下意识）行动不自觉，不似“潜水艇”没在水下，而是浮在世面上，人人皆知，心照不宣，不言而喻，自觉遵照执行，比法律法规和纪委文件还管用。因此所谓“潜规则”应该叫“实规则”，与“名规则”相对应。“名规则”者比如“四菜一汤”“素质教育”文件，不过是“有名无实”而已。名实相悖，说一套做一套，正是我们当下社会最大的弊病。从这个意义上讲，沂水县的领导还挺可爱的，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做法，但不要责备他们将正做的事写成了文件，说什么“太露骨了”。
 
                    二

小贩们“投机倒把”了吗
 
　　↓城管与小贩的“军备竞赛” 新京报 11月5日 作者 曾颖
　　“陆队正骑车由东向西走，你们赶紧撤。”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附近街边，有卖烤红薯 、卖丝

袜的游商小贩不时对耳麦低语。原来，为了躲避城管队员，无线电对讲机已成了他们的新型“武器”

，城管队员们的行踪在电波中被哨探得清清楚楚。这些游商中有人盯梢儿，有人放信儿，竟与城管队

员们玩儿起了“侦查”与“反侦查”。

　　（11月4日《北京晨报》）

　　[新京报一评]

　　看了这则新闻之后，我眼前闪过的，是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的画面，那只庞然大物汤姆猫和

小老鼠吉瑞，像现实中的城管和小贩一样，总能把各种精彩的情节呈现在我们眼前。只是与美国动画

片不一样，现实版的猫和老鼠，不是喜剧。

　　从报道神乎其神的描写中，我还以为那些戴着耳麦用各种暗号和术语互通信息的小贩们，下这么

大的本钱，所卖的至少应该是附加值和风险性都很高的东西，不说是什么冰毒K粉雷管炸药，至少也

应该是国家不允许流通的各种影碟或软件什么的。但事实上，他们的货物，只是些烤红薯和丝袜之类

。

　　有关工作人员也证实，“目前并没有发现配备无线电的商贩之间存在利益关系，无论是盯梢儿的

还是传信儿的都是以卖货为生的商贩。”

　　但这场景是让人笑不出来的，因为这幽默背后所包含的，更多的还是辛酸的元素。究竟是哪个环

节出了问题，才让这些原本平常的生意，变得如此的诡异和神秘？我们的城市里，真的需要这样剑拔

弩张地面对那些为生计而奔走的人们吗？

　　城市的规整和干净，固然是重要的。另一群人的生计和发展愿望，也是重要的。当两者处于同一

天平的两端时，孰重孰轻的判断，既是立场问题，也是智慧问题——各种追撵和扫荡式的围堵办法，

显见是没有最终取得成效的，至多不过逼出了小贩们使用新的技术手段和应对方式。这充分证明了，

他们要存在下去的愿望，是一种刚性的存在需要。如果不正视这种愿望和实际情况，而采取鲧治水的

方式，不断地提升围堵的堤坝，最终陷入城管高一尺、小贩高一丈，小贩再高一尺、城管再高一丈的

无限制“军备竞赛”中去。

　　如果城市管理者不变更思路，在疏与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节点，变斩尽杀绝为规范和引导，让

城市小贩的生存和消长，成为受市场规律支配的自然生态。当他们不再以卖毒品的手法，去卖日常消

费品时，街面上的和谐度和安详感也许会更佳一些。如果不这样，而是任这种水涨船高的“军备竞赛

”进行下去，我们终有一天，会像看科幻电影中的情节那样，看着城管坐着飞船满天满地追着卖烤红

薯的小贩乱窜，甚至追到银河系去。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敢将其看成一出喜剧。

　　[现代快报再评]

　　老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怀疑翻译有误，这个“合理的”应该是“有理由的”，即有出现的必然性，而不是说它符合正义。计划经济年代反“黑市”、割资本主义尾巴，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而有需求就有供给，黑市终于变成了“白市”——个体私营经济合法，“投机倒把”正名。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那么卖力地打击街上的小摊贩呢？这和当年取缔“自由市场”有什么同和异，应该好好想一想。

　　又如，我们为什么不像许多发达国家那样，开放出租车市场，只管准入司机的资质，而让市场供求关系调节出租车数量，偏要卖力维护出租车公司的垄断地位，下那么大力气打击所谓的“非法营运

黑车”？

　　再说远一点，我们让国家和社会花那么大成本搞“维稳”，单位和社区养“保安”的人数恐怕世界第一、史无前例，这巨大的“打击”代价，何不用来投资教育和社保，促进就业，降低犯罪发生率？什么是本什么是末，思路有没有舍本逐末、本末倒置？
 
 
 
    又如，我们为什么不像“中华台北”和许多发达国家，开放出租车市场，只管准入司机的资质，而让市场供求关系调节出租车数量，偏要卖力维护出租车公司的垄断地位，下那么大力气打击所谓的“非法营运黑车”？

   再说远一点，我们让国家和社会花那么大成本搞“维稳”，单位和社区养“保安”的人数恐怕世界第一、史无前例，这巨大的“打击”代价，何不用来投资教育和社保，促进就业，降低犯罪发生率？什么是本什么是末，思路有没有舍本逐末、本末倒置？

                      三
侯耀华比北大一医“识相”
 
　　著名演员侯耀华共代言了包括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10个虚假产品广告。点评专家表示，这些违法广告基本上包含所有名人代言广告的违法形式。
　　（11月2日《楚天都市报》）

　　↓侯耀华“被广告”恐怕是欲盖弥彰 红网 11月3日 作者 毕文章

　　[红网一评]

　　侯耀华接受采访时，未明确表态10则违法广告是否与他有关，只说可能“有人滥用我名义做广告

”，需核实后回应。侯耀华的说法简直就是挨揍打呼噜——假装不知道，代言费你都拿去了，怎么能就不认账呢？

　　名人代言广告，由来已久。《战国策·燕策》中就记载了一则伯乐做广告的故事：某人到市场上去卖马，一连三天无人问津。某人便去找伯乐，给了出场费，伯乐就到市场里围着他的马绕了三圈儿

，临别时又回顾了两眼，于是乎，因为“伯乐一顾，价增十倍”。我们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来名人做广告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商家借助名人做广告来宣传自己的产品，名人凭借自己的名气赚钱，这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是，如果名人利用自身的名气来促销假冒、伪劣产品，那就是缺德啦

。名人代言违法广告，害莫大焉，危害无穷，损害的是社会公信力。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屡禁不绝。

究其原因是代言费惹的祸。名人只要在电视上露露脸，吆喝那么一阵子，大把的钞票就跑到自己的兜里来啦。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简直就相当于天上掉馅饼，他们怎能不如蚁附膻，如蝇嗜血，趋之若

鹜，乐此不疲呢？

　　有钱能使鬼推磨。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

被绞死的危险。”要想刹住名人代言违法广告这股歪风邪气，仅仅依靠曝光等轻描淡写的方式进行处罚，那是注定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在我看来，要对那些代言违法广告的名人不仅处以没收代言费，

而且处以代言费十倍的罚款，并且终身不得进行产品代言。

　　[现代快报再评]

　　侯耀华“挨揍打呼噜——假装不知道”，态度算好的，还知道自己理屈，比北大第一医院的不认错还振振有辞要好；比那两家被新华社批评的国有厂矿，认为国家通讯社不能揭露国有企业，更知道

羞耻一点。

　　道理没什么好说的了，说到底，就是一个执法严不严的问题。让他这种人做这种不诚信的事赔上老本，局面自然就会改观。
 
 
                                4
 GDP增长怎能为贪官“减刑”护航
 
　　↓调整贪污受贿罪起刑点应考虑公众感受 中国青年报 11月5日 作者杨于泽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近日在人大法学院讲座上，建议调整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我国贪污贿

赂犯罪起刑点在不断提高，1979 年是1000 元，1988 年是2000 元，1997年是5000元。又一个十年

过去，张军副院长显然是觉得，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现在应该往上调了。

　　（11月3日人民网）

　　[中国青年报一评]

　　纯粹从“数量分析”来看，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确实存在一条“变化曲线”，而且是向上调整的

。时代在变化，社会财富增加了，货币相对在贬值。与时俱进上调起刑点，可以使非罪空间不因货币

贬值而变窄，而能与过去的非罪空间大体持平。上调起刑点，可谓是起刑点“变化曲线”的内在必然

。

　　但我们反对贪污贿赂，是因为不该官员拿的东西就不能拿，这是反贪污贿赂的伦理基础。从这种

意义上说，拿1000元、5000元、几万元，跟拿几百万、一两个亿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要坚决反对的。

现在所谓拿不该拿的钱，主要是受贿。经济学家已经揭示，拿钱的本质是权钱交易，会损害公共利益

。而受贿少，并不意味着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就小。对于大小贪污受贿行为，我们要一起反对。

　　如果真的像张军副院长设想的，贪污受贿几万元不入罪，无疑对政治伦理起一种消解作用。自然

，不入罪，他还是会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且必然道德有亏，公众形象受损。但对于贪污受贿行为，

是否绳之以法，毕竟代表了政治上对此类行为的容忍程度。不对它绳之以法，多少意味着它是可以容

忍的。其结果就有可能贪污受贿公行，官员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贪多贪少而已。上调起刑点，很可

能是造就大贪巨蠹的一个诱因。

　　公正感，不仅存在于大蠹小贪相互之间，更关键的还在于公众的感受。中国现在是一个开放国家

，民众每天接触国外的政治信息，在大家的印象中，发达国家的所谓腐败丑闻不过是公车私用、冒领

一点住房津贴。美国公职人员，只能接受不多于20美元的馈赠。而在新加坡，收到价值超过200元的

礼品，就得交公，否则视同贪污受贿。如果我们的官员拿几万元不受法律追究，大家就会油然出生不

公正感。

　　社会财富增加了，官员随手可“拿”的钱也多了，但公众对权力的监督意识增强了，人们心目中

的廉洁标准也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治伦理应当趋严。而政治伦理与一般道德不同，不能光

靠自律，而必须带有刚性。而上调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恰恰有损我们的政治伦理。

　　[现代快报再评]

　　读来感觉本文作者与张军副院长就像两个失聪的人在吵架，各说各的，都有道理。本文作者说的是理想状态，或者应然状态，即对贪赃枉法的“零容忍”，我们对百姓收费和高管薪酬等方面很容易

“与国际接轨”，而反贪防腐方面比如官员财产公开制却很难接轨，“贪腐文化”难道是“中国特色”吗？张军同志讲得也有道理，他是立论于现实，贪污受贿额“与时俱进”，如果相应法律不修订，后果就是三条：一，真按原起刑点抓人，监狱大大地不够用；二，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寻租空间巨大；三，贪10万与贪10亿量刑一样，“小”贪官及家属不服，那就大家比着多贪吧！

　　当然，与国际接轨对贪污受贿零容忍是最好最符合民意的，而张军同志提高起刑点的建议肯定不会被民众接受，但把判刑年数与受贿额度的关联区间划细一点还是可以立即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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