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安排心灵的秩序

                          许锡良

  社会中的庸庸大众，大多是从众的、跟风的，只有极少数的人会站出独立地来反思一些现象。这少数的人就是有思想的。因为，有思想并等于他已经正确把握了一个问题，而是能够不从众，不跟风，不随波逐流。因为一个人从众实在是太容易了，跟风也是一种最省力的办法。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省，有一个叫殷海光的逻辑学家、思想家专门分析过这种现象。他把一个跟风从众的心理叫“旧的思想生命”，而把自己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叫“新的思想生命”。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克服许多的困难，比如对“自我声威”的要求，一般人容易产生的“无谓的虚荣心”，以及要重新改变自己已经习惯了许多年的经验习惯。等等。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每个人生活得久了都会靠一种基石生活着。这个基石就是一个人的底线。一个人可以改变许多的东西，却唯独难以改变这个长期形成的基石。为什么这么不容易改变？殷海光先生用了英国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叶的历史学家柏利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般人的头脑自然是懒惰的，并且易向抗力最小的地方流去。平常人的心灵世界是由一些信念构成的。他接受这些信念时从来不去怀疑，并且他是紧紧抱持这些信念的。对于凡足以动摇他所习以为常的世界秩序的任何东西他都怀抱敌意。一个新的观念和他所怀抱的许多观念是不合的。如果有人要他接受这个新观念，那么即必复重新安排他的心灵秩序。可是，这种工作是极其费事而又吃力的，这得花费许多脑力，而且令他感到痛苦。像他这样的人总是占大多数。对这类的人而言，凡怀疑既成信念和制度的新观念以及意见似乎都是邪恶的。因为这些新观念和意见是令人感到不愉快的。

  许多人之憎恶新观念和意见本来是由于心灵的懒惰所致。可是，这种憎恶之情又为一种积极的恐惧之情所助长。人的保守本能一经硬化，便变成保守主义。照保守主义看来，任何改变社会结构的企图都会危及社会的基础。许许多多人一直在相信国邦的福祉是建立在僵硬的稳定性之上，并且是建立在保持其传统和制度使其不变之上。这类信念直到最近才有人予以放弃。在这类信念被人放弃以前，许多人一提到新奇的观念，便觉得危险而且讨厌。如果有人盘查旧有原理原则的底子，询及为什么要抱持并坚守这些原则，那么这个人便被人看作一个瘟神。

  （殷海光著，贺照田编《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5月第1版，第206—207页。）

  殷海光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大段大段地引用英国人的著述（当然现在的我也是如此有感触以至于再次大段引用，实在心有灵犀的结果。）并且这么有感触地谈到一个社会为什么这样难以容忍一个独立思考者与革新者，就是因为独立思考者的命运大多是悲惨的，殷海光先生当时就是被人看作了一个“瘟神”。我感觉当时的殷海光先生已经深深感觉到了他被专制的强权压迫着和他的思想及方法不被庸俗的跟风、从众的大众所理解后的痛苦。殷先生在当时的台湾也是很没有言论自由与独立思考的空间。他的台湾大学的教授职务被蒋介石和蒋经国给拿掉了。不允许他给学生上课，改为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并且思想言论的自由也被剥夺了。著书立说的权利也受到了控制。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此时的他最为清楚。他的得意门生李敖后来对这段历史有过许多的回忆。李敖把自己说成几乎唯一的理解并且真心实意地帮助自己老师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夸大的地方。不过，以李敖的思想才华与渊博的知识，他决不会是那些庸庸大众中的一员，他老师死了以后没有多久，李敖即因“思想犯罪”被关进了监狱。他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对他老师的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敖即使在细节上有点出入，我以为也不妨碍他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价值。

    保守也自然有他合理、正确的成分，也有他的文化价值与人生意义，这是不可以完全否定的。但是在一个社会中做一个保守者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所以殷海光先生说：“为保守传统说话容易。因为大家对它已经熟知了，大家对它已经习惯了，更有许多人的功名利禄是建立于它上面。对探求新路和新境界说话就困难了。因为大家对于自己陌生的东西常怀恐惧。在一个大动乱和迷茫的时代，尤其如此。然而，如果走回头路除了安慰感情以外并不能打开一条出路，要能打开一条出路必须充满了开创精神，那么我们就得支付探险的代价。这个代价之一，就是‘自我否定’：从社会文化里失去活力的残渣中挣扎出来的，不去享受因反理知而得到的快乐。我们能认知‘是什么，就是什么’。”（同上书，第207-208页。）我引用的这段话，是半个多世纪前殷海光先生在台湾说过的话，再用来说明当今的中国大陆，或许还有一点意义。毕竟中国大陆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类似于殷海光先生这样的独立思想者。

   虽然保守的价值不可忽视（事实上除了像法国革命那样多数暴政外，一般来说，传统下的保守不是忽视的问题，而是笼罩的问题）但是，一个社会从野蛮走到现代文明，还是要有一点变革精神才是。当然，那种以主观的完美设计强加于社会现实的做法也是恐怖的。那种把有历史的社会当成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最好的图画的设想与实践，给一个民族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已经是有目共睹的。创新一般来说是对旧事物的继承与发展，但是当旧事物的力量过于强大的时候，不妨也可以暂时来一个比较彻底的“脱亚入欧”。不要怕中国人因此就变成了“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一般来说是变不成的，即使变成了，也不见得不是一种福气。至少可以有利于生命种子的延续（先保存保存生命，才可以保存寄存在生命中的文化）。日本“脱亚入欧”已经一百多年了，二战后的日本干脆连宪法都是别人替它制定的。似乎也没有亡国。相反，世界范围内一谈到日本人，虽然愤恨还难以消除，但是大多数国家还得敬畏几分。

   新生活一定是有新的思想生命的生活。而且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生活上和人格重塑上的生活。物质生活上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真正进入了现代社会的国家，他们的公民的生活要求在物质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分。人的品性的高下，思想深浅，审美情趣的雅俗等等，成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最大区别标致。在美国，最富有的人的衣、食、住、行的方式，和相对贫穷的平民的衣、食、住、行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最喜欢吃肯德基与麦档劳的快餐。成了“洋垃圾食品的消费大王”。这个食品不要说在美国，即使在中国，现在也只是寻常百姓家的家常食品而已。人的物质生活改变容易，但是难的是自己的精神与思想观念的生活。人改变自己旧的思想观念，去接受一个新的思想观念，在内心里接受，而不是在口头上的跟风，那是非常困难的。这犹如让自己习惯已久的心灵重新排序。这种排序犹如再来一次脱胎换骨。当然这是对真正有思想的人来说的，对于一些本来就从来没有认真接受任何思想信念的人来说，他们早已经习惯了糊里糊涂地点头，又糊里糊涂地摇头了。所以，也没有什么难的。本来就没有脱过胎，何来换骨？所以殷海光先生把英国人的理性精神移植到中国文化背景中来，可能低估了中国人在思想上的态度。也许这样的心灵之序从开始就没有被排列过，何来重新排序呢？在这个排序的过程中，我们在宋明理学时期有过“诛心之法”，在最近几十年里，又有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过，那些都是假的，却造成了真实的危害。其实一个人的新与旧怎么可能是那么容易就决裂呢？所以我更相信所谓的“心灵的重新排序”只不过是老树要开新枝罢了。彻底的凭空而起的新生活是从来不会有的。

 2006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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