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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钦礼——站在焦裕禄身后的人
与博联社的朋友聚会,大家海阔天空的聊。有人知道我父亲周原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作者,就问这个事。我就讲了一段,顺带还讲到张钦礼——焦裕禄时代的兰考县县长、县委副书记,全心全意协助焦裕禄工作的人。大家听的津津有味。听罢,有人说,知道焦裕禄的人不少,张钦礼却是第一次听说,原来在焦裕禄身后,还有这么一个人。
文革前,河南出过两个有名的县委书记,都是战天斗地型的。一个是林县县委书记,劈山太行侧,修建红旗渠的杨贵;一个是兰考县县委书记,治风治沙治碱,“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焦裕禄。比较起来,知道焦裕禄的人多些,可见这个形象有时间穿透力。故而,当前世风日下,故而,人们希望能唤回焦裕禄,唤回焦裕禄精神。时见有领导拿焦裕禄当旗帜招摇的报道。但是,不知道人们想到没有,焦裕禄这个形象的产生,是需要一定的历史和环境条件的,换句话说,焦裕禄的形象是在灾难中形成的。
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三十年后,新华社又播发了一篇《人民呼唤焦裕禄》的兰考旧地采访,我把它看做一声叹息。焦裕禄是一个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人物,在他去世以后的岁月里,那个特定的环境,还有一些特定的条件都消除了。所以,焦裕禄,包括他的精神,再也不会回来了。
若想唤回焦裕禄,除了再现那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外,还要真实的再现那个年代的黑暗。这可能吗?
焦裕禄是一九六二年年底到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一九六四年五月因病去世。他在兰考县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平心而论,这么短的时间,在那样一个积年贫困的农业县,他就是个铁人,浑身都是智慧,一年的时间,庄稼只长两季,他能叫兰考起多大的变化?
焦裕禄给兰考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有人说是一种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其实不是,焦裕禄带到兰考的是一种思想,是改变现状的思想,或者是理想。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才能使兰考人民身上具有的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精神,凝聚成集体力量,转化为社会创造力。兰考人民正是接过焦裕禄的这个思想,意识到苦干才有变化的可能,才有改变自己生活的可能。——改变现状的思想,这是焦裕禄精神的实质。
有人说,难道精神不是思想吗?不是。中国人从来不缺少精神,就是缺少思想。没有思想的统领,精神只是一时的冲动和热情,只是拿着大刀片砍坦克的壮举,或引起嘲笑,或引起叹息,当然,也能引起赞叹。从一八四零年到现在,精神总是被赞誉有加,狂热鼓吹;而思想却往往落到悲惨下场,青山响杜鹃。
现在人听说焦裕禄给兰考带来自力更生,会觉得奇怪,怎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兰考人民难道不懂吗?
这个疑问有道理。焦裕禄的报道问世后,我听到不少人提出这个问题,怎么兰考人连农业生产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这就是一个特定环境了。不是兰考人不懂,是当时的领导不叫他们懂这个道理。这些领导从思想上把兰考人民掐死了。
兰考县是个重灾区。兰考县真实的灾害史,包括天灾和人祸,是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开始的。在灾害和贫穷面前,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动群众生产?还是等国家发放救灾粮款、组织百姓去外地逃荒?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截然不同的工作方法。
平心而论,依靠国家发放救灾粮款,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兰考是个常年灾区,地方政府对这个县的救灾,已经有了一套运转机制,发放的粮款虽说杯水车薪,但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况且上级还组织灾民外出逃荒,依靠社会力量救灾。问题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当有两种选择出现时,你选择哪一条道路,是苦干,还是苦熬?苦干,创造自己的生活;苦熬,等着人家来救济你。这种选择,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
在焦裕禄来兰考之前,兰考县委、县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救灾,发放救灾粮、救济款,组织灾民拿着县里开的介绍信到粮食富裕逃荒,县里从来就没有生产任务。一九六八年我在兰考躲避战乱,县委宣传部长卓兴隆对我说,从粮食统购统销到文革前,十年时间,上级总共向兰考全县发出不到十头猪的征购任务,兰考都没有完成。
常年救灾工作,使兰考县党政两套班子,还有上一级的开封地委,围绕救灾形成了一套干部配备和管理思路。
这不是一句官话,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这又是一个特定环境和条件,所谓地方势力,围绕着这个已经形成的组织路线和干部制度,逐渐罗织的一张覆盖本地区整个社会的网络。
当这张网络已经形成,而且成为当地政治生活的关系纽带时,任何一个外来人,要想加入到这个社会中,只有两个可能:卖身投靠,或者权势足够强大。如果不是,哪怕你有天大的能力,地大的智慧,你也只能是被派来的花瓶,是个摆设、过客。否则,就会被整,最后清理出门。道理非常简单,你不是自己人,对有些人来说,你是个“异类”。
而且,因为你不是这个网络自生的,就会引起网络本能的排异反应。不是哪一个人反对你,而是整个社会都反对你。你找不到、看不见反对你的人。——这是理解河南干部政策的关键,也是所谓“潜规则”。没有在河南地方工作、生活十年以上的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潜规则”。
焦裕禄原先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是个工业干部。一九六二年,在渡过三年自然灾害后,又因为河南农村的县社两级干部,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已经被整倒的差不多了,机构架空。所以,省委决定从工厂抽调一批基层干部,充实到农村去。焦裕禄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从洛阳矿山机械厂到了农村工作。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他是“外来户”。省里调工业干部到农村任职,这个政策本身就会遇到地方势力的顽强阻击。
焦裕禄是从工厂下来干部,知道生产的重要性。当他到了兰考以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组织生产。显然,这不符合地方官员们的观点。因为要生产,就要重新组织干部,建立机构,制订方案,一句话,就要打破原有的组织制度和干部路线,打破原有的管理模式,实行一套新的办法。换句话说,就要打破原有的势力和势力范围,按照生产的要求重新制订一套。
这已经不是工作方法问题,焦裕禄的工作思路,已经触及到权势,触及到地方势力。为什么在焦裕禄身前身后,都有人反对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焦裕禄的思想在兰考要落实,就要使用懂生产,愿意生产,有生产办法的干部。但是,当时的兰考已经没有生产能力了,不是没有能生产的群众,而是没有生产的干部,也没有任何组织、规划生产的方案。
其实,兰考不是没有懂生产的干部,有,这个人就是张钦礼。
这样,焦裕禄到兰考以后,因为首先要抓生产,就与张钦礼结成班子,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后来有一些人反对张钦礼,说他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那么,谁是呢?在焦裕禄到兰考以后,有哪一个县委领导成员,能像张钦礼那样,从生产这个角度提出一整套办法呢?没有,只有张钦礼。
从这个意义上讲,张钦礼是造就焦裕禄这个形象的条件之一,而且是重要条件。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张钦礼,就不会有在兰考战天斗地的那个焦裕禄。
其实,焦裕禄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他与地方官员之间,本无利害冲突。但是,权力和权势,使地方官员把焦裕禄看成异己。跟着焦裕禄上了“生产、发展”这条船的张钦礼,从此也走上了一条与地方势力相对的道路。这就是张钦礼的悲剧所在。
在焦裕禄的报道问世后,紧跟着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简单的生产和救灾,就被上升为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就决定了张钦礼苦难的,然而却是辉煌的生命历程。
我们如果把眼光放开一些看,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的“隐藏在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路线”、“资产阶级司令部”等提法,落实到经济上,就是有关生产和发展的不同思路和办法。但是,不同的工作方法之争,被刻意营造出的语境所掩盖,被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也就决定了刘少奇等一批干部悲惨的命运。
焦裕禄在兰考只待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去世后,兰考贫穷面貌依旧,并无实质改变。但是,人心已经变了,再想在救灾这条路上继续走,不是没有可能,已经比较难了。在人心思变的形势下,加上焦裕禄报道显示的力量,兰考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生产的道路。
张钦礼是兰考人,他父亲在红军时期曾经参加过吴芝圃领导的豫东农民起义。张钦礼一九四五年入党。兰考解放时,二十二岁的张钦礼任兰考县长,一直在兰考工作。他对兰考的一草一木,对兰考的群众有很深的感情。
周恩来总理曾经三次接见张钦礼。我们可以从这三次接见中,看出张钦礼是怎样一个人。
第一次是在一九六零年冬天。
从一九五九年冬天开始,兰考出现大批群众外出逃荒要饭。不久,村口、路边开始大批出现饿死的人,尸体撂在路上没有人管。张钦礼因为反对浮夸,此时正背着处分在在农村劳改。他再也沉默不住了,决定给周总理写一封信,为民请命。这封信是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八日写成的。信写好以后,张钦礼决定单身赴京,想办法把信转交给周总理。过来的人们应该知道,张钦礼这是把脑袋掖在腰里,为民请命!
几经周折,周总理看到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
周总理见到张钦礼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他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
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多反映下面的实情。周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从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那是用树皮、树叶、花生壳和一点点杂粮做成的。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碎渣,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眼泪盈满眼眶。他把碎渣放到嘴里嚼,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说着,止不住的流下了眼泪。张钦礼也泣不成声。
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张钦礼是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份。
文革开始,张钦礼作为兰考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面前,自然逃不过运动初期的批斗。一百多场游街、批斗后,张钦礼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所遭受的苦难,非人间笔墨能描述其万一。
那年的七月份,河南三派群众组织在北京谈判。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主持谈判的周总理问到,河南兰考县的张钦礼,来了没有?其实总理已经知道张钦礼正在遭受迫害,当即指示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要保证安全按时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
驻郑空军十三师师长王洪智亲自派人把张钦礼从监狱里接出来,又安排了专机把他送到北京。因为张钦礼被打的伤痕累累,浑身浮肿,到了北京后,等待他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纪登奎立即叫人拿来一套军装给他穿上,才带他去见周总理。七月酷暑,张钦礼穿着一套肥大的军装,为了掩盖身上、脸上的伤痕,紧紧扣着风纪扣,军帽压得低低的。周总理看到张钦礼,紧紧拉着他的手,怔怔看着他,半晌说不出话来。随后就叫身边的工作人员,先把张钦礼送到医院检查身体,治伤治病。
周总理见到张钦礼后,对他有三条指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要紧跟;部队是国家的长城,他们支左介入地方,要好好配合;回去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周总理第三次接见张钦礼是在一九七二年六月
张钦礼回到兰考后,被任命为兰考县革委会主任,他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他带领群众,用一年多时间,利用黄河水淤灌出二十二万亩盐碱地,制定了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文件。但是,这一切都被早就视他为“异类”的人抓住,作为证据交给河南省委某些主要领导。在一次地县负责人的大会上,河南省委点名批判张钦礼在兰考搞唯生产力论,是刘少奇的生产党,是复辟资本主义。大会就地对张钦礼批判斗争后,宣布撤销他县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押送到大别山地区。后来,张钦礼被押送到深山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被囚禁了五百四十多天。
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周总理主持一次解决河南问题的会议上,再次询问张钦礼的下落。当他再次听说张钦礼又被囚禁起来,马上再一次指示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在三天内,把张钦礼和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交给他。
张钦礼又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见到周总理。周总理看见张钦礼和杨贵,被折磨、摧残的不成人样,拉着他们的手,泪流满面,连连摇头,一旁的工作人员递给他一块手帕。周总理非常气愤,再三质问在场的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他们两个,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迫害他们?
周总理的质问,也是对他本人的亲身经历提出质问:为什么干活的人总是挨整?为什么整人的人总是有理?这是天问啊!
从周总理三次接见张钦礼,可以看到张钦礼是个什么样的干部。就周总理对人的洞察力和工作作风,如果没有事先的调查,没有对张钦礼人品的了解,是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接见张钦礼,并为之动情的。
不可否认,张钦礼在文革中是积极的。但是,共产党的干部,又有谁在文革中是不积极的?六亿五千万人中国人,又有几个在文革中不积极?在张钦礼身上,没有一件刑事案件,他没有任何策划、组织、煽动反对国家,反对党,反对社会的言行。文革中,张钦礼只做过两件事,大批判和抓生产。如果这就是有罪的话,那么,全国人民都要被判有罪!
到文革结束时,张钦礼位居河南省革委会常委,开封地委书记、地革委会主任,兰考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这些职务,在其它省份可能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驱,在河南,足以把他送进监狱。
张钦礼成了河南派别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那些仇恨他的人(其实就是对焦裕禄不满的人),等了整整十年,终于“以法律的名义”,把张钦礼投入监狱。张钦礼以“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为由,被判刑十三年。
有时候,我在回想起兰考县,回想起张钦礼的时候,就想,如果焦裕禄没有去世,他在文革中遭受的折磨,一点不会比张钦礼轻。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在文革的狂暴风潮中被摧残,被折磨,甚至被消灭,真像捻死个蚂蚁一样!焦裕禄活着的时候,张钦礼站在他身后支持他,他去世了,张钦礼接过他的旗帜,代替了他,包括代替他遭受了必然要遭受的迫害和折磨。张钦礼是因为焦裕禄才遭受迫害,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现在,中央和河南省委,都在大力宣扬焦裕禄的精神,呼唤人们学习焦裕禄,呼唤干部学习焦裕禄。我在前面已经说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不能复制。
但是,如果河南省委希望人民相信它的呼唤是真心的,希望人民相信这个呼唤表达了对焦裕禄精神的尊重,一句话,希望用焦裕禄精神唤回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希望用焦裕禄精神重建社会信任的话,那么,首先就应该为张钦礼平反,为受到张钦礼冤案牵连的数百干部、群众平反。以一个县委书记和共产党员的标准安葬张钦礼(张钦礼已于2004年去世,出殡那天,兰考县十几万群众设路祭,用一张白纸,一碗清水为他送行,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用惊天地、动鬼神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否则,嘴上喊焦裕禄,没有“忠之属”的行动,无非往墙上贴张画而已。不仅白费工夫,还没有人相信你是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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