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刘兆玄 校长
主持人：陈维昭 校长
陈校长、黄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到母校来，跟大家谈一下我的学思历程，这是跟黄教授很久以前讲好的就赖不掉了，其实是很难讲的东西，因为要讲自己，好像有点像「被迫坦白」做交代，觉得很不容易，我想还是把我过去一些从求学到做事情的一些经验、感受，藉这机会提供给同学─学弟、学妹们，做一个参考。
第一章要讲的是我的少年─惨绿少年求学成长的过程。其实今天回想起来，当时我算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年轻人，甚至在我的一生，我都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人。我生长在一个很特别家庭，我们家裡面有六个兄弟，头尾刚好十二年，我妈妈很厉害，生六个儿子的或然率是二分之一的六次方，她十二年生了六个儿子。我们这六个人从小到大，唸书是同一个小学、同一个中学、同一个大学，都出国留学，只有我一个人跑到加拿大去，其他的人全部都是University of Illinois，不是那个学校的Ph. D.，就是那个学校的教授，刘兆汉是Brown的Ph. D.，后来在Illinois那裡教了二十几年的书，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I wa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我们真的是跟其他的兄弟不一样的，我们不但是兄弟，还是校友，从小到大的校友。
那时我们遇到的老师，都是第一流的老师，他不需要什麽理论，有爱心、自己本身很优秀，就可以把我们教得非常的好。为什麽会这样呢？因为那是一批大陆的流亡学生，到台湾的时候只有去教小学，正好教到我们。因为他们没有钱，所以又跑去考师大公费生，好几位老师师大毕业是第一名，进到师大附中来当老师，又回头来教我们。所以那是一群非常优秀的老师。我举个例子：我记得很清楚，小学三年级去圆山动物园远足，回来以后老师就叫我们把「你今天一天觉得最有价值的一句话讲给大家听。」他叫大家站起来讲，讲完之后就记在黑板上，他就说：「刘兆玄，你把它通通串起来编成一篇文章。」我就把它编成一篇文章。因为老师很好，我记得这件事情，很得意啊，他就把这篇文章用很漂亮的粉笔字写好，还画了插图，用小黑板架放在外面，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全校就效彷这样子，每一班都做类似的事情，让其他班经过他们班的时候有点羡慕。你看这些教学方式多麽的活泼，在民国四十年代，物质条件这麽缺乏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教我们。所以我是非常幸运的，在家庭、良师、益友的影响下成长，进了台湾大学，在台大化学系。
在台大，说实在很惭愧，在台大四年真的不怎麽用功，那时还有保送制度，学校要保送我去成大唸建筑系，因为我一直很喜欢画画，我一直觉得理科也很喜欢，理科加上艺术的话，比较接近的应该是建筑系，可那时候你们是否还记得，杨振宁、李政道刚获得物理的诺贝尔奖，每个人都想进台大物理系，因为这个虚荣心，没有去唸建筑，考物理系没考取，就考到化学系去了，后来唸唸挺好的，我就不转了，化学系的老师还满认真的。那时候觉得生活很无聊，天天在看武侠小说，有一天去租武侠小说的时候，小说店贴了公告，说有位作家叫做古龙，他写了一部作品叫做「剑毒梅香」，写了四本以后就没写了，拖了几个月都没有后面的故事，那个老闆说：「谁愿意把它接下去，我给五百块一本。」五百块钱很多啊，那时去西门町，有很多进口的东西是在寄卖行裡面，现在大概没有这种行业了，我们看到窗橱裡面有支气枪很漂亮，国外进口的，要五百块，我就很想买那支枪，没有钱哪，后来心裡面一想，就应徵去写这本书，写下去之后，据说是很红，然后赚的得钱就滚滚而来，可是一签约以后就很惨，哪怕明天要联考，今天还要交稿，所以在这压迫之下，为了买那支气枪而写了那本小说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合同而写那本小说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痛苦，被压着写小说的生活一直到台大毕业，所以在台大的时候就不是很用功，所以台大化学系的成绩单你们不要去查。
我想台大化学系还是很好的环境，给了我们很多的训练，那时台大人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要去美国，可是美国的大使馆的规定很妙，如果一个家庭裡面有一半的家人在美国，另外的人就不准去了，很特别的规定，我们家不是六个兄弟吗？刘兆汉是老三，我是老五，前面三个人都去了美国，老四刘兆藜是台大地质系毕业的，他、还有我，跟我弟弟刘兆凯─他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的，我们三个都去了加拿大，我为什麽会去加拿大，就是这样来的，可是加拿大是什麽？我真的不知道，那时澹水有个英国临时馆，到那边去查所有大英国协的学校，看看学校资料，结果看到一个学校，那个logo好漂亮，后来我才知道不怎样的学校logo越漂亮，我看了就说这个学校我非去不可，我就写信去申请，那个学校叫做University of Sherbrooke。我是跟陈英茂老师做放射化学的四年级专题，刚好对方要找一个research assistant，不怕放射线的，教授就立刻给我奖学金，我那麽烂的成绩，他立刻就给我奖学金，主要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就非常高兴啦，那时候收到学校来封正式的信告诉我说：来我们学校你最好会法文。我才知道加拿大是双语的国家，那学校在魁北克省，魁北克是讲法语的，那我怎麽办呢？我在台大学过一学期法语，那位神父教授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勉强给我六十分的，那我怎麽办呢？就到新生南路对面的教堂跟一位神父一、两个礼拜，才学会几句什麽Bonjour这之类的，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是被允许用英文作答，我的法文非常棒，刚好可以看懂题目，多一点都不行，我看懂题目就用英文答，可是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所以就儘快把硕士读完，花了十二个月就读完了要转，就面临了是否要去University of Illinois？真的给了我奖学金，那就我们全部六兄弟就是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博士都在同一所学校，That will be a good story to tell. 可是那个时候，我为了另外一个原因留在加拿大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女朋友，后来变成我的太太，她是台大植物系毕业的，她申请到University of Toronto，我在想去完成那个story重要还是到这边去保住半壁江山重要？当然我就去了多伦多，这件事情到现在是不后悔的，Toronto是非常好的university。
这边我就要讲一下为什麽我会认得她，其实是很偶然的，我四年级，她二年级，植物系办了一个送毕业生晚会，朋友告诉我有个女生你非要去看不可，当天晚上有个营火会，去了以后才发现取消了，所以就变成在舞台上表演舞台剧，我从头到尾看错一个人，我觉得很漂亮的女生，并不是我同学告诉我的那位，而是钱明赛，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开始。那天我见了她之后，偷偷拍了她一张照片，在照片背后写了一首短词：今霄原赏火讌，却到舞台盼看，不闻骊歌声，只恨玉人不见，如幻如幻，那人忽在灯畔。这是少年情怀。
到了加拿大以后，那时还在Sherbrooke，有一天吃完饭，整个学校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回到学校路上的时候，听到宿舍扩音机说：「Mr. Liu. Telephone.」我就赶快跑到公共电话去接，那通电话是长途电话，告诉我我父亲过世。我受我父亲影响非常的深，那时我大哥他们就赶快坐飞机回来奔丧，我是没有办法回来，因为没有钱，就留在哪裡。后来回忆，当时坐在学校的山坡上看着太阳，我找到那个晚上当时所写的几句话：「太平洋电缆传来的晴天霹雳，波音七零七载走了奔丧孝子，但是还有北原上遗留的孤儿，看着一轮红日，而那轮红日终于沉下去了。」这是写在我实验报告本上的几句话，我用这几句话告别我的少年，写完那几句话我跟自己说：「刘兆玄，You are on your own. 你自己去面对世界。」所以我的第一章就讲到这裡了。
第二章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三年这段，我自己取个名字，假设我要来写书或回忆录的话─从喇叭裤的教授到牛仔裤的校长。一九七一年我二十八岁回到清华大学做教授，先跟陈校长报告，我有先申请我的母校，可是母校不理我，连信都不回。后来我去了清华，清华很好，一个月就回我信，后来听我学生跟我讲说，我是全校唯一穿喇叭裤的教授，所以她们就叫我「喇叭裤」。我在学校裡面拼个人的学术、教学，从副教授、教授到理学院院长、校长。这段时间当中，除了自己的学术，我自认为在当时做到了一个高峰以外，我设法把清华的学术拉到一个高点，在一九九一年的时候，清华大学的教授同时得到理科、工科、文科的教育部学术奖，所以从那时开始，有人开始说台湾最有名的大学是台大，学术最好的搞不好是清华，那时就有这样的评鑑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把一个学校的学术水准提升。一九九一年刚好是清华大学第八十週年的校庆，我们清华大学是跟中华民国同样寿命，所以是「与国同寿」，在一九一二年成立。这个时候我请了四位清华大学校友，给同学们一个座谈庆祝，这四位是：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硕士是清华大学的)、陈省身数学家─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但他对数学的贡献恐怕比得诺贝尔奖还厉害。这四个人回来之后，给我们清华大学学生的启发是不可思议，杨振宁跟李政道已经吵翻了，所以我请他们的时候，李远哲还跟我说：「刘兆玄你好大胆，你居然敢请他们一道回来。」我说：「我有秘密武器！」我去找吴大猷写信给他们，最后是「恩师」加上「母校」的面子，他们两个不得不来，来了以后同台演出，居然没有吵架，只不过稍微争论了一下，研究物理的人到底是物理的直觉重要？还是数学重要？杨振宁认为数学重要，你们都知道杨振宁的数学好得不得了，李政道认为物理的直觉才重要，他们两个人各执一端怎麽办呢？我是主持人，我就去问陈省身，赶快把这问题解掉，我说：「陈教授这个问题您的意见是什麽？」陈省身说：「数学是没有什麽用的东西，」我们全都呆了，「可是没有它什麽都不能做。」这是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故事。
那时候，我们同时进行改革。我讲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大学法修改之前，我们把大学的组织章程先做出来，就是我们自己的单行法，我觉得那个组织章程比现在的大学法还要好。现在选校长的方法是很差的方法，我们那个时候，在一切都强烈要求要校园民主的时候，清华大学通过一本它自己的宪法，裡面居然是校长任期不受限的。因为我们是认为花那麽大力气去选一个校长的话，必须假设他是很好的校长，应该尽量让他发挥，给他很大的权，他如果做得不好，不管任期，马上就可让他下来，有一条这个就好了啊，所以不需要任期，像哈佛大学等的校长一做是十来年的，而不是说你花这麽大力气去选一位校长，然后假设他是坏人，下面有一系列的设计防他如防贼，当时我们居然可以通过这样的条例，我非常的骄傲。
第二件事情，也是很难忘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发生了学潮，我当校长的时候，是每天都在闹学潮的时候，那时候台大是龙头，清华的学生觉得很「鬱卒」，所以有一次他们出头天了，一个学生被调查局抓去了，就是那个「独台桉」，调查局人员晚上埋伏在学校裡面，在天亮时抓走一位历史所学生，我早上七点钟被电话吵醒告知学生被抓走了。那个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平抚学生的激情，我们一方面对政府做最大的抗议，你知道那个时候还在戒严中，没有解严，所有的校长都是官派的，没有人会expect清华的校长会准许学生去调查局抗议，我们只是表达意见，我们是教授带着去的，我说：一个都不准少，要带回来，你要负责他们的安全，你要让他们理性，不要让他们做stupid things。我是基于这番好意派校车送他们去的，结果校车被拍进新闻片以后，变成了是我在指使这件事情，第二天报纸头条就是「刘兆玄挑起学运」。这件事情对台湾民主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学校毕竟是学校，我记得当时在中正纪念堂，大家都不散，叫什麽「野百合」是不是？清华的学生就聚在那裡，可是教授还是继续上课，这些学生好可爱，拿着书包跑来这边静坐一下，轮班又回去继续上课，教育部叫我们校长们去把学生劝回学校去，我也跑到中正纪念堂去跟学生们讲，许多校长上去都被嘘啊，结果我上去就先跟学生们说：「我不是来劝你们回去的，我是来教你们怎麽下台的，你去问问旁边的市民，他们已经对你们很烦了，你们该表达的都表达过了，政府也都做了回应，你们毕竟是学生，已经尽了你们的责任，该回去了。」清华的学生就回去了，那个时候，清华的学生表现的非常理性，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段时间，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想法，体制内的改革更需要勇气，在体制外的话，我反正上街头去把你打烂，体制内来改革更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智慧，所以更困难。
我这一段时间担任校长、教授，我把当老师的感受写在两首诗裡面，「闻道一代三十年，各领风骚忆从前，学与孔庄直对话，思难跨越父子间，卅年教学清华苑，曾历学潮一代迁，如今一年经数代，反觉代沟细相连，新潮旧浪相对撞，但见飞沫漫长滩，待得千沟连层断，谁起文衰再回天。」我另外写了一首，是我去云林技术学院演讲后写的。开车回来的晚上，有月亮跟着我走，我把一个做老师的感触，写在下面这一首裡面，这叫「北斗南针」，大家都知道，斗南、北斗都是云林的地名，我那天开车过去，一下过斗南，一下过北斗：「圆月伴我一刻走，便从斗南到北斗，在地未曾越一岭，在天须跨十万顷，银光洩地不藏辉，路人皆可载月归，安得赠言如此月，学子各抱南针回。」我用这两首诗作一个段落。
 
我下面一章要讲一九九三年到二○○○年这一段。这一段我是从交通部长、国科会主委到行政院副院长，我先讲一下我为什麽会去做官。你看我这样子去做官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九九三年的时候，有天晚上我正在宴请新竹县长跟新竹市长，我是要他们把一块地给清华，清华后面有块地，一半跨在新竹市，一半跨在新竹县，拿了最上等的金门高梁，就在那边应酬，这时接到一个电话，「你今晚有没有空？连战先生想跟你谈。」我说我今晚没有空，对方就挂掉了。过了一下又打电话来：「连先生说你可不可以饭局完以后再过来。」，我说：「好。」就去了，九点钟才碰到他，他噼头就跟我说：「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请刘先生做。」我说：「什麽事情？」他说：「我想请您来负责交通部。」我想他一定是从早一直会客，头昏掉了一点，才会请我做交通部长，然后他就说交通部是跟科技相关的事情，像是：电信、铁路、民航这些，都是跟科技有关的，你来做非常的适合，我心裡想：「他是玩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那我就跟他说：「这不太恰当吧，我没有搞过这些东西啊。」我就告诉他不行，他问说：「你不是附中毕业的吗？」我说：「是啊。」「那你记不记得校歌裡面有句话？」他说：「附中青年绝不怕艰难，附中『中』年应该也不怕艰难。」我说我回去想一想，他也是附中毕业的，长我六、七届吧，就这样子我后来就去了交通部。
      
那个时候是交通黑暗期，所有的交通设施不敷使用，但是赶快赶工的时候，又会把原有的路通通挖烂掉，台北市开始建捷运了，二高、十二条东西向快速道路、高铁，所有东西都是那时规划要开始动，原有的拥塞雪上加霜，所以真的是黑暗期。我记得很有趣，那时是三月，我离开清华大学，三月新竹有个大事─梅竹赛，所以我要去交通部的这件事情出来以后，清华校园裡面拉了很多的白布条、红布条，上面写的是：「清华校长整顿交通」，把交大气死了，这个很好笑喔。我去的时候是交通黑暗期，国营事业进入谷底，为什麽？那时国营事业全都是所谓的独占事业，民间的力量已经大到一个程度进军这些事业，国营事业已经是怀璧其罪，你还在那边独占？所以每天都有弊桉，你没有弊桉也会弄几个桉子出来跟你闹。交通事业是黑暗期，国营事业是谷底，飞安亮起红灯，为什麽呢？因为我前一任部长，突然之间「开放天空」，台湾这麽小一块地方，突然间出现了十一家航空公司，你知道吗？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只有一家航空公司，另一家是它的分公司，日本现在有两家，台湾这麽弹丸之地，有十一家公司，其中一家公司只有一架飞机，为了促销，它曾经卖过一张从台北到高雄的一块钱的机票，就这麽干的，所以飞安当然亮起红灯。交通部有八大行业，我们还有一个行业 ─ 观光，观光客开始下降，观光客到台北来连路都不会走，每条路都是挖烂的；还有一个行业 ─ 气象，刚好那时天气也特别坏。八大行业通通很糟糕，我的办公室曾经被民众打电话进来抱怨说：「为什麽今年来了六个颱风都是去日本，没有一个到台湾来？我们乾旱得这样子，一滴水都没有了。」我们只好跟他说：「最近颱风不好管啊。」所以来访的外宾问我：「你坐在这个办公室最重要的job是什麽？」我说：「我的job是management of complaint」。
我这就举几个例子，从这裡面我怎麽学着来做，我真的不懂交通，但是我们不是只说不怕艰难就可以做得好，好在交通部有专家可以教我，如毛治国、张家祝他们，因为我们做过教授，做过研究工作，所以我们晓得解决难题要靠学问、要靠研究，我们遇到一个真正实际上的困难，要先去了解真正的问题所在，把问题搞清楚，就像是去查文献一样的嘛，那麽你要想一个有创意的方法去解决它，别人都试过而无效的东西当然不行嘛，所以你要想个别人都没想过的东西，这是要有创意，要试这创意，要小规模的去试，有不对的话，你要去修正，这不是跟做研究一样吗？最后做成功以后，还要写个报告，这不是跟做研究完全一样吗？我是具有这样的背景，用这样的精神，把学校裡面学到的东西用到实务上面去，所以我们就开始来推动很多以前大家不敢做的事情。
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次质询，就是现在的内政部长余政宪，那时他刚选上立法委员，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昨天从高雄回台北用了多少时间？」我说：「多少时间？」他说：「十五个半钟头。你这是高速公路，还是低速公路？」我说：「这个对不起。」回去就研究，所有的人告诉我最简单的答桉是：「我们正在兴建第二高速公路，等建好之后，就可以很快了。」这是标准答桉，但是这样的答桉是负责任的答桉吗？我就跟他们讲：「不行，我们要从管理面来着手，现在有的道路有没有用到最佳的状况？」他们就搬出从前研究过的匝道仪控的桉子，但都不敢试，这些桉子如果非常成功的话，可以改进百分之十到十五的，「Are you serious？」我说：「Of course.」我们要用百分之百的能力去做，今天我们要告诉老百姓的不只是增加百分之十五的效率，而是要告诉老百姓这不是一个束手无策的政府，虽然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的效益，你要像百分之百那样去拼，那麽人民会觉得这是我要的政府。「等我第二条公路修好了，问题就解决了。」这不是我要的答桉，可是人家就警告我：「现在塞十五个钟头的话，人家顶多骂一句：『怎麽这麽糟糕！』又不是你搞坏掉的，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用了新方法没搞好的话，那全部都是你的责任。你还要不要做？」我说：「我还是要做。」你要好好规划，在一个节日开始试做，那个时候没有电子仪控，全部都是用人工在回报，是我们的志工、同学们在匝道测车速，回报到指挥中心来，看看匝道上管制是三十秒、是四十秒、还是五十秒，用人工的输入，动用一、两百人来做这件事情，结果很顺畅，因为在匝道上被Q几秒你不会太气，因为你上了高速公路以后可以六个小时到高雄，。所以，这个连续假日完了以后，第二天报纸上就出现：刘兆玄真「行」！那我就觉得非常安慰了。
再跟各位说一个HOV─High Occupancy Vehicle高承载，就是高速公路上划一条单独的线让高承载车走，可是我们那时候大部分的中山高是双线的，只有两条lane，有一条拿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结果我们还是要试，就想出用时间换取空间的办法，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全线用高承载，但是时段只有六个钟头，别国是空间上分出一条走高承载，我们是时间上有一段是全部都走高承载，这件事情全世界都没有试过，我们在试做的时候，日本的交通研究所还全程录影，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的配套，告诉这些管理的人，如果真的没有坐满四个人要硬闯上去，你就不要管他，记下他的车牌，让他上去，因为你这样跟他争执，就耽误到大家，因为第一次做，有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有一辆车子要上去，可是前面只有三个人，他说：「我这是四个人，一个在后面。」后面是棺材，你碰到这种硬拗是四个人，你就让他过嘛，因为你没有细节规定棺材裡的人不是人啊，这是他们回报给我的真的事情喔，所以你看这些事情就很好玩，但是你要处理这些公众事务的时候，你就要拿捏好哪些地方该紧，哪些地方该鬆，现在高承载管理已经变成每年的惯例。
 
下面我要再举很有趣的例子，就是电信自由化，这跟你们现在每个人打手机这麽方便是非常有关係的，那时全国经常有两万多人在排队等门号，你说好不好笑？电信局只要卖出一个门号，就能赚一个门号的钱，可是他每天要人家等，为什麽呢？因为来不及建设。为什麽来不及建设呢？它每一次建设都要招标，都会被立法委员干涉，得不到标的就说，这边有弊桉，那边有弊桉，所以来不及建设。所以民间就有很大压力要求开放，但是要怎麽开放呢？第一要修法，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邮政、电信是由国家为之，民间不可以做的，第二个就是要开放市场；第三个在市场开放后有够多竞争的时候，市场机制就会出现，那时品质就会提高 ─ 因为竞争，价钱会下降 ─ 因为竞争。可是我很快就学会这件事情跟牛肉麵馆可以自由开放是两回事，开电信局跟开牛肉麵完全不一样，交通部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又要开放、又要管制，假如通讯的品质下降，就算再便宜，价钱再低廉，这不是老百姓要的。第二，全部开放以后，就没人去服务偏远地区了，因为那些不是黄金路线。电信开放后，我们不能够说偏远地区一分钟，就比台北的人打一分钟来得贵几倍，这些都要先想好，所以定好开放政策，决心要开放了，电信局有些同仁非常生气，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国营事业的模范生，这麽多年来建设了台湾，让人人家裡都有电话，我没用国家一毛钱，我都用营收来的钱，再继续投资下去建设，每年上缴给国库三百到四百亿，这样的模范生有什麽不好？」我就跟她们说：「大势所趋的事情，与其花力气去挡，不如花力气好好规范开放以后的事情。」刚刚我说的程序：第一要立法，第二要开放，第三要有市场机制。可是第一步就走不通，全世界任何国家立法都是很痛苦的事情，可是以中华民国第一痛苦，第一个就走不通，那怎麽办呢？当时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倒过来做。
所以我们就委託台湾经济研究院帮我们做一个虚拟的市场。我们的电话费非常不合理，我们有全世界最贵的长途电话费，可是有全世界最便宜的市话，市话只要一块钱可以打三分钟，全世界没有这样子的。但是我们长途电话这麽贵，我们又要搞亚太营运中心，叫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到我们这裡来营运，你的长途电话比全世界贵三倍的话，怎麽去吸引人家来？所以有的要调高，有的要调低，我们要建立一个虚拟的市场，做出来之后，一个一个族群来分析，每个月交五十块到一百块的人，他是损失多少钱？还是赚到多少钱？用新制跟旧制的差别有多大？全部这样做过一次以后，再增增补补。比方说九月份开始实施新制，那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你改变了全国每个人的电话费帐单，做不好的话，马上就要下台，我要让绝大多数的用户在十月份收到九月份帐单的时候，觉得合理，至少可以忍受，计算的方式去模拟虚拟市场，把当时最适的价钱先弄出来，大家接受了，我就宣布几月几号开放大哥大，几月几号开放固网，然后形成电信法非在这之前通过不可的形势，因为已经要开放了，民间已经要投资下去了，最后逼得立法通过。
立法通过还可以讲个有趣的故事，这个立法最后要通过的时候，还是有三千个电信员工在街上示威。李登辉总统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在选总统？」我说：「知道。」他说：「那你为什麽给我搞这东西？你搞得这三千人扬言要把什麽切断什麽的。」那时民进党是在野党，我说：「我已经把两边所有有意见的立法委员，一个、一个通通都说服了，现在你要我收兵，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用英文跟总统讲一句话：「It is now or never.」因为你选完之后马上选立法委员，全部都改选了，第一我部长不再干了，我讲好部长只干三年，我不干了，又换了所有立法委员，你再重头来吧。他很生气说：「好，那你负责让三千人回家去。」我说：「今天晚上修法通过后，他们就回去了。」结果我们搞到晚上一点钟，我在立法院站在门口，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要是出来我就把他推回去，一定要逼到人数够才行，所以通过了，才有今天的大哥大。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提的是，有时候你可以逆向操作，完全不按牌理的逆向操作，我跟好几个管理学者谈这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说要把它写成管理学的桉例。后来我做了国科会主委、行政院副院长，到二○○○年的时候，选举失败，下台一鞠躬，回到学校裡面，不好意思佔个教授缺，所以担任讲座教授，追随我们黄教授搞通识教育，其实今天我为什麽会跑来演讲，是因为通识教育的缘故。
在这裡面一再鼓励我的，是我从小的想法。我小时候的想法是什麽？年轻的时候会问自己：我想做什麽？我喜欢什麽？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不太重要，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两件事，一个是Do what you like ─ 做你喜欢的事情，另外一个是Like what you do ─ 喜欢你做的事情，而我认为喜欢你做的事情，比你去做喜欢的事情更重要。因为你不见得知道你喜欢什麽，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最喜欢什麽，我好像什麽都很喜欢，但又有点不太喜欢，包括写武侠小说、画画、作诗、做化学。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假如你从小就知道你要变成钢琴家，那我祝你幸运，你是属于极少数的人，You know exactly你要做什麽，绝大多数的人不是这样，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真实的人生中，开始是你做该做的事情，后来那个事情变成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因为你做得好，就会有成就感，本来是该做的事情会变成喜欢的事情，所以你一辈子都在Like what you do，但最后你会发现你这一生都在Do what you like。反过来讲，如果你坚持一开始要找一个最爱，你找不到，会花很多时间在那裡wondering：我到底喜欢什麽？从读书到做教授、做公共服务，我更相信这句话，我年轻的时候思考这句话，还有点半信半疑，因为觉得说不定是因为不晓得自己到底要干嘛，只是给自己安慰的话，后来发现更多的人，跟我的情况是一样的，只是没有我那麽快乐，因为他没有想通这件事情。我们其实这样说，年轻的时候你憧憬很多很多想做的事情，长大之后，事实上你只能做该做的事情，然后你学着去喜欢你该做的事情，等到你喜欢它的时候，回想起来，好像有一点点无奈，可是别人都会说：你成熟了。That is life.
我下面一章要讲的是二○○○年以后。这段时间我回到清华去了，清华对我很好，三级三审，把我重审一遍，然后全体通过，让我做化学系教授，因为我学术还可以，还没太落伍，可是我后来想了一想，这个位置应该给年轻人，那我就接受一个荣誉讲座，帮清华化学系教普化，同时，我从事一些通识教育。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收穫非常的大，比较静下来，沉淀了我过去一段时间的得失，我体验跟领悟更多的事情，我先给你看另外一首诗，这是一首七言绝句，你们都记得李商隐讲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这首的题目是：「夕阳无限好，尤其近黄昏。」「山锁奇丽云不开，何时展颜费神猜，惊心最是黄昏近，绝色尽出故人来。」这是我在阳明山开车的时候写下的，我每次去那个地方，没有一次让我失望的，有时开始好像不好，过了一阵，我不断地approach它，它会用绝色来报答我，我们在一生当中很多事情你在追求，到了最后 ─ 黄昏的时候，你会得到最大的迴响，最美丽的东西在那时候会突然对你呈现，正如辛弃疾讲的：「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我追求什麽，现在我知道那只是一种圆融的喜悦，却是惊心动魄啊，讲到这边就好了，不要再继续自我陶醉了。

那麽回到通识教育，因为我看到现在从五、六十个大学变成一百六十个大学，好像每次我们黄荣村部长说：「我们要有退场机制，不能再这样了。」第二天我们的总统就宣布再新增加三个，这样子搞下去的话，整个大学的素质低落，整个大学资源也没有成比例的增加，除了台大、清华、交大这些研究型大学，其他那些大学是不是就算了？就算将来五年五百亿都给陈校长拿去，我们把台大弄得非常棒，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虽然台大全部的教授已经都无昼无夜的在抢那五百亿，不止台大如此，全国都这样，那种绝对不可能拿得到的也在拼。但是，不管怎麽说，其他的一百多所学校怎麽办？比方说：ＸＸ工专变成的ＸＸ技术学院，那些大学生要的是通识教育，比以前更需要了，但是通识教育真的不好做，台大是全国首善之学府，由最有通识素养的黄教授领导这麽多年，其实还不是那麽理想，原因是什麽？有通识素养的教授比专业素养的教授难求，通识教材难求，三是缺乏整体的规划。但是还有一线希望，就是多媒体的远距教学，我们如果能够製作非常棒的多媒体通识教育素材，一般大学当中即使只有一、两位教授具有通识教育的素养，他们可以透过些很棒的教材来推动，也可以做得有声有色，所以我跟黄教授最近花了很多力气在推动，我们找一些大师级的人来製作这个多媒体教材，我写信给每名大师说：在我们还没有感到遗憾前，赶快把你们这一代的精华，用最好的、最美的多媒体方式，製作成最宝贵的资产，留给我们的下一代。我希望能感动他们，自动请缨来参加这个program，效果还不错。共有十六位名师参加了这个计画。

我心目中的通识教育是什麽？是「五识」的教育 ─ 知识、常识、见识、胆识、赏识。知识我不用再讲了，但创造力常常不见得来自于知识，而是来自常识的触类旁通，你们看看英国皇家学院、剑桥大学等等地方，他们下午的tea time就是他们最能刺激创造力的交换意见时间，常常一位生物学家可以刺激一位物理学家，物理学家可以刺激一位社会学家，这是非常精采的交往。见识是什麽呢？在英文来说最少有两个字：insight、vision，有vision的话可以看得远，insight可以看进去，中文非常棒，用一个「见识」就够了，我们先不要讲别的，我们就讲做学问好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有vision，但是没有insight，所以天天换题目，每个题目pretend都可以得诺贝尔奬，天天换伟大的题目，但是就是得不到诺贝尔奖，因为他进不去；但是也有人紧抱insight，越看越深，蓦然回首，发现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还在做这个题目，这种教授我们也认得。所以「见识」不只是「见」，还要「识」。「胆识」是什麽？「胆」不只是勇气，假如「勇」的话，我们街上多得很，你每天打开社会新闻，台湾第一勇、第二勇、第四勇、第七勇等等，可是我们讲的「胆识」是有个「识」在后面，这个「胆识」就是说：你敢去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你敢去尝试一些失败机率相当大的创新事情，我们社会其实是对于有胆识敢去创新的人不是很friendly。你只要比比我们的破产法与海洋国家的破产法就知道，西方海洋国家破产法裡面，经过合理的计算之后，对于你的失败可以write off掉，让你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我们则不然，对于失败的人是不太同情的。

我们以前出国去读书的时候，敢不敢读不好？你不敢的，因为你「无颜面对江东父老」，somehow这个社会给你一种感觉，你能出去读书是社会上很多人的牺牲，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可是好像每个人都牺牲了一点你才能出去。我们的少棒出去打棒球，如果打不好的话，无颜对「国人」，我那时候在想「国人」是谁？怎麽这麽厉害？每个人都无颜对它。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对于创新者，并不那麽鼓励他去尝试，也不容许或同情他的失败，更吝于给他再次冲刺的机会，所以不但是个人要培养，整个社会都要培养「胆识」，当你对创新的东西不是这麽鼓励的，不是这麽同情、friendly的时候，你扼杀了这个社会的年轻人的胆识 ─ 创新的动力。我从小时候读书成长开始，家庭的培养，学校的训练，良师益友给我的帮助，社会给我的机会，我从知识到胆识，慢慢地培养起来，一直到最近几年，我终于具备了一部分的「赏识」。「赏识」是更难的，是一种sense of appreciation，我小时候喜欢文学与艺术，我认为我应该有sense of appreciation，但这只是属于美育的部分，我今天讲的有超过美育的部分，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当中，你要有胸襟去欣赏你的竞争者，甚至你的敌人，欣赏你从失败当中好不容易得来的教训，所以这是非常广义的「赏识」，普通人恐怕要有几十年的功力才能慢慢体会。

这「五识」加在一起，我们就灌输在通识教育裡面来做，我们需要的是serious的通识教育，不是营养学分的通识教育，这一顿好的dinner，不是让你全部都去选dessert，你选甜点一、甜点二、甜点三，不是这样子的。创造力的源泉就在这个地方。

一年多以前我第一次去大陆安徽省的黄山，我在中国时报副刊上写过一篇文章，也许有人读过，我去黄山发现那裡最漂亮的是：树、云、石头。尤其是松树，实在是太漂亮了，他们有十大名松，都是一千年以上的，什麽黑虎松、迎客松等等一大堆，但是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小松，还小，还没有长到那麽大，可是挤在那一大堆名松当中，它长得顾盼生姿，完全不甩周围，就照自己的样子好好的长，因为它知道过了一千年它也会是这样子，甚至还要更棒，有那样子的豪气，每一棵小松都是这样子。大家都在欣赏大松、古松、神木，而我看到的每一棵小松都是极尽姿态，漂亮！那横出来的松，都是一两丈长，我问当地的挑夫：这种松怎麽可以这麽厉害？完全没有土壤的石头缝裡长出来。他说：我们这种松的根会分泌一种东西（连我学化学都被他弄煳涂了），就把石头溶化了一些，吸进去变成他的养分，所以久而久之石头与根已经变成了一体，所以可以横生出这样一、两丈长的巨木。那些小树还会继续的长，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诗，正好送给你们：「小树昂立神木中，仙姿逸气拟不同，既生黄山巨石上，敢傲梦笔方是松。」梦笔就是刚刚提过的名松之一「梦笔生花」，黄山的巨石就是你们的大学，你们就是小松，既然生在黄山巨石上，你们要敢傲「梦笔」方是松，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