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务委员王芳同志,因病于11月4日中午11时36分在杭州逝世,享年90岁。”新华社11月4日晚播发的这则消息说,王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公安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1965年8月,主持浙江公安工作多年的王芳同志,被任命代理温州地委书记。从此之后,王芳与温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文要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王芳同志,是如何为温州的发展方向把舵,实事求是地关心温州的工作,支持温州的工作。
1984年:王芳指名温州市长向省委做报告
上任省委书记之后的王芳,干的头一件大事,便是全力以赴抓农村改革。
对于省城杭州来说,温州的所有工作都是农村工作。省委书记决心全力以赴抓农村改革,因此,“温州的各项工作”列入书记的议事日程,也是顺理成章。其时,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已经连续出台了 个“一号文件”。是否贯彻落实“一号文件”,如何贯彻落实“一号文件”,是当时省委书记必须着力做好的大是大非大问题。
温州的机会来了。
1984年12月,省委七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在杭州召开,王芳指名要温州市长卢声亮做一个发言。卢的讲话题目叫做民办工业的发展,给温州城乡增添了生机。卢声亮通过很多事实,一再强调说,民办工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界党委政府必须为民办工业正名,落实各项政策,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服务。卢声亮一屁股坐在了不明身份的“民办工业”的椅子上,斗胆地说了民办工业一二三四个好处,他的幕后是有人支持的。这个支持者就是王芳。
《解放日报》把“温州模式”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一时间温州名言天下。浙江省委是有看法的。他们不同意用模式这个概念来概括温州经验,他们希望用“温州经济格局”这个提法,显得谦和和中性一些。但是,“温州模式”经过经济学家、全国各地的媒体的轮番报道,生米也做成了熟饭,省里也没有人公开出来加以指责了。
据王芳回忆,1985年,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一批老同志慕名来温州看看。看过之后,他们到了杭州,找省委书记交换意见。这批老前辈的态度是,温州确实搞活了经济,人民生活水平也是显著提高了的,但是,温州这样做符合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么?温州继续往前走,会不会走进资本主义的死胡同之中?
老前辈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进程中,谁也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一个明明白白的界定。
老前辈的一番交换意见,让王芳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此时,全国各地已经有20多个省市区的一二把手来过温州参观考察,温州模式或者叫温州经济格局对于全国各地来说,将产生良性的影响还是恶性的影响,这是省委书记不得不考虑的。
王芳想到派人去温州做一个踏踏实实的调查研究,再由省委出面,向中央写一份比较全面的关于“温州经济格局”报告,这是对党、对人民负责、忠诚的一个历史使命。
王芳将派谁去温州?
1986年:何荣飞一屁股坐在了温州身上
1986 年的何荣飞,是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智囊—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
杭州大华饭店,是浙江省人民政府招待所,就在西湖旁边。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到杭州都喜欢住的一家宾馆。在此,王芳为何荣飞送行。
王芳说:“你到温州是有职务的,挂一个副市长,主要搞社会调查。”
何荣飞说:“我明白王书记的意思。”
“你要认真调查,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多与温州人民交朋友。回来后,直接向我报告。”
“书记请放心。”何荣飞向省委书记保证说,“和我一同出发的有20多人。我抽调了省政研室的两位同志、在省委党校学习的各地区的干部10多人,明天和我一同开赴温州。”
何荣飞出发了。
何荣飞在温州看到了什么?他向省委书记报告了些什么?何荣飞的调查以及在温州的所见所闻,汇聚成了一篇叫《温州农村商品经济为什么发展快》的文章,在1987年6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何荣飞归纳、总结出了两条“温州经验”,这两条经验分别是:
第一条经验是,以家庭经营方式来发展农村的工商业,据何荣飞调查,温州的家庭工业有两大特点:一是原料以废旧物资为主,无论是金乡、宜山、塘下、柳市的家庭工业都如此。二是产品一般都是小朋友商品。在交通不便、技术条件比较差、能源缺乏的温州,发展小商品,是因地制宜。第二条经验是以商业促工,通过搞活流通,来搞活生产,搞活整个经济。
何荣飞以饱含深情,赞美了温州十万供销大军的历史性作用。
他说:温州有14万农民在跑供销。他们不隶属于某一个固定的厂,而是独立、专门从事购销活动,实际上,他们是一批中间商。他们有丰富的经商经验,了解市场行情,信息灵通。利益的直接性又促使他们有很高的积极性。他们吃苦耐劳,渠道多,联系面广,织起了遍布全国各地的流通网络,使温州的家庭工业借助他们建立起来的网络与全国市场融为一体。
供销员从外地带回生产合同,交给家庭工厂按合同生产,这是真正的产前服务,使企业做到了以销定产,避免产品积压,甚至不需要仓库储存,大大加速了资金周转,降低了流通费用。
何荣飞在温州挂职期间回到杭州一次,就迫不及待地向省委书记做了汇报。省委书记听了他的汇报之后,感觉不过因,他决定亲自去温州做实地考察。于是,带上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马瑞康、省计经委主任朱家良、省工商局长曹天玷来到温州。
这是1985年8月。
王芳一行在温州整整呆了半个月。
王芳是积极支持温州人“敢闯敢拼”的省委领导
在104国道口钱仓段,曾经矗立着一块长条形的碑,上面写着气势磅礴的大字:“中国农民第一城”,题写人就是王芳。
2003年,这块碑已经被龙港镇镇长汤宝林带人拆掉了,代之以气势更大的“中国印刷城”和“中国礼品城”两块大广告牌,汤宝林的拆碑之举曾经引起新闻界关注,按照汤的说法,“拆碑”是为了表明龙港再也不能吃老本,拆碑是一种“扬弃”,扬的是当年开拓创新的精神,弃的是在农民第一城那种沾沾自喜、不思进取的落后思想。
但是龙港人绝对不会忘记亲手为龙港题字的王芳!
他与镇里的一班领导班子探讨城镇的问题,他说:“城市建设中有许多学问,要研究,我们通常讲城市,实际上‘城’和‘市’有不同功能,过去‘城’是防御用的,‘市’是交易用的。现在‘城’的防御作用没有了,而‘市’的作用更大,城市建设的重点要放在‘市’上。当然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交通,交通建设也很重要。
王芳同志还说:“我们过去建一个县城,往往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中心放在一起。这叫不懂得城市建设,用封建半封建的的落后观念来看待城市建设。在国外,城市的功能是不同的,美国华盛顿是权力中心,经济中心则在纽约。华盛顿两百年来人口还是在八十万左右,就保持那么个规模。加拿大首都在渥太华,只有五十万人口,城市规模不大,卫星城很多,商业、工业中心在多伦多、蒙特利尔,而我们建设城市是什么都往里面挤,搞的很膨胀。
正是王芳的到来,给龙港注入“强身剂”,扫去龙港上空的阴霾,让龙港人再次看到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希望,许多有着政治敏感的人在听说王芳要来龙港,便纷纷到龙港来投资,拉动了龙港的经济发展。
据说,正是王芳的到来,龙港的房市的价格翻了三番。
对镇委书记陈定模而言,王芳的到来,也让许多针对他的不实的谣言也一扫而光。
王芳,一个值得龙港永远铭记的人!
王芳,一个值得温州永远铭记的名字。
就在这半个月中,省委书记王芳去了桥头纽扣市场,去了平阳鳌江,见了35岁的企业家柳上淡,去了龙港、钱库。在一个大雨的下午,省委书记的车子陷入一片泥潭之中而动弹不得。他们一行赤着脚,挽着裤管,走在苍南县铁龙乡的乡村小路上。
不知道省委书记要说什么的,还有温州各县县委书记,以及县长们、局长们。
“在报告中,我首先分析了温州农村经济的大好形势和发展趋势,同时着重肯定了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是温州人民创造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我的讲话,给温州广大干部撑了腰,鼓了劲。”(据《王芳回忆录》)
王芳讲话结束后,温州的很多干部,特别是县长们、区长们、乡镇书记们在大会结束后,久久不肯离去,眼看着这位山东大汉从主席台上离开了,掌声还在空中回荡。
王芳在温州的报告之后,感觉意犹未尽,把自己的主要观点整理了出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了,算是他本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对温州农村改革最真实、最彻底的立场与态度,也算是给当年来温州考察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前辈们一个醒目的回答。
王芳在文章中说:
“温州的做法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理由有四点:其一,温州也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家庭功能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其二,温州充分发挥了市场调节的功能,搞活城乡经济;其三,温州加快了农村小城镇建设,形成新型的城乡关系。龙港的崛起就说明了这点。其四,温州还造就了一大批懂技术、善经营的人才。你到温州城乡去跑一跑,就可以看到这么一大批人才。”
王芳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调查》,有没有在高层引起反响,我们无从查考,但是,温州的干部们,温州的群众们,拿着省委书记的这篇文章,就象是拿到了圣旨,拿到了尚方宝剑。围绕着苍南县龙港镇委书记陈定模的专案调查,也悄悄的解散了。
这是1986年的早春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