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国际政治舞台的压轴好戏将是12月份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而作为全球碳排放量最高的美国和中国能否就双方的减排行动达成协议，一直被视为这次峰会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由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定于11月中访问中国，是为中美双方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前的最后一次层会晤，因此国际上对此都寄予厚望。 

然而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史登已透露口风，谓奥巴马访华时，将不会就减排问题与北京签订任何双边协议，而只会跟中国寻求更多共识，以争取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达成国际性的协议。

美国的上述表态无疑使人顿时对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期待大打折扣，因为这将意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甚有可能在峰会上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而令人担心最终不知能否达成任何协议。

目前全球每年的碳排放总量约为330亿吨，尽管美国人口只占全世界的1/5，但其碳排放量却高达80亿吨之谱。中国方面，虽然其人均排放量不及美国的1/4，其建筑能耗也远低于美国，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和增长，加上人口基数庞大，中国的排放量正节节上升，且有超过美国之势。事实上，美中两国的排放量加起来约占全球总量的四成，不可谓不惊人。 

无疑，根据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1997年的（京都协议）及2007年的巴利路线图，发达国家都被订明有义务先于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换言之，在中美而言，美国应先于中国采取更积极的减排措施。然而，尽管随着两国关系的大幅改善，美中已达致战略经济对话，双方不断深化在清洁能源、环保以至新能源开发等方面的合作，但在减排方面，美国不单一直“礼让”，而且每每吝于减排先进技术的转移。

美国的态度当然与其国内工业界普遍认为中国为竞争对手，且其排放量不断上升，应先自行减排的观念不无关系。但更基本的原因是，前小布什政府已于8年前退出（京都协议），换言之美国已不受上述“先行减排”义务的束缚。不过尤为重要的还是，美国国内不少人恐怕（京都协议）最终会导致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这种忧虑其实并非纯属无根之谈。迄今由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以至环保工程的资金已达230亿美元，而据欧盟估计，发展中国家尚需1500亿美元的援助，才可望完成（京都协议）的2020年减排目标。

然而（京都协议）若果真能带来世界财富的重新分配，不单无可厚非，而且是令人额手称庆的好事，因为此举不但可使发达国家感受排放废气代价不菲的切肤之痛，而且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排放乃因被发达国家滥用其自然以至人力资源所造成，财富等于资源的重新分配恰为对这些国家的补偿。 

记得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九月下旬在纽约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已表明中国会在2020年前大幅减排，而印度环境部长里梅舒其后亦承诺到2020年将再生能源使用率提高至20%，这些举措在有意无意之间都会对美国国会造成一定压力，使之（特别是参议院）不得不正视奥巴马提出的能源法案。

因此之故，尽管奥巴马这次访华之行不会就减排达成双边协议，但看来仍极有可能达致一定程度的共识，足以推动哥本哈根峰会至少达成原则性的气候变化协议。说不定哥本哈根峰会的成功到头来还会促使参议院通过奥巴马的能源法案。

碳减排变身碳金融“类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场没有硝烟的全球“绿色战役”已经打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发展中大国，或是中小国家，都将围绕为全球气候变化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产生新的冲突与博弈。“碳减排”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是因为碳减排权早已成为一种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责任转移的资产。为了让碳减排获得持续不断的融资和资金流，更为了从碳减排权中获得能源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收益，全球开始建立碳金融与碳资本体系。

当前碳排放权的“准金融属性”已日益突显，并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价值符号。随着碳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碳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因此，发达国家都在厉兵秣马，围绕碳减排权，试图构建碳交易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目前全球碳交易所共有四个：包括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易制EUETS、英国的英国排放权交易制ETG、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以及澳洲的澳洲国家信托NSW，全为发达国家所主导。在发展碳金融方面，渣打银行、美国银行、汇丰银行等欧美金融机构做出了有益的创新试验。新兴市场机构也不甘落后，如韩国光州银行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推出了“碳银行”计划，尝试将居民节约下来的能源折合成积分，用积分可进行日常消费。而对于中国来讲，尽管我们有极其丰富和极具有潜力的碳减排资源和碳减排市场，但是碳金融的发展极为落后，目前仅在“绿色信贷”方面有所进展，不仅缺乏有效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平台，更没有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产品以及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使中国面临着全球碳金融极其定价权缺失带来的严峻挑战。

全球经济复苏的迹象越发明显，但是国际金融格局和金融秩序似乎没有太大改观，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在碳金融和碳资本体系中厉兵秣马，中国在新的碳货币和碳资本角逐中仍处弱势。事实上，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通常遵循计价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锚货币的基本路径，而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从19世纪的“煤炭—英镑”体系，到20世纪的“石油—美元”体系，再到今天的“碳合约—X?”，演绎了一条国际主权货币在能源贸易中的崛起路径。目前，各国货币纷纷争当碳交易的主导货币，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场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日元也正在摩拳擦掌，试图使日元成为碳交易计价结算的第三货币，美国更是在美元逐步失去全球储备货币信用优势时，试图为美元找到新的出路。碳减排权及其框架体系下的“碳金融”是否将演变成为“类布雷顿森林体”系？碳减排新格局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战略谋划，构建碳金融及其碳资本体系，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这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争取定价权的关键一步。

参阅：中国跌入美元陷阱，G20再遭碳币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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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窘境？硬实力不硬，软实力不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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