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于武汉大学两名校级领导因涉嫌受贿被查处，引起各媒体对高校腐败的热议。人们之所以关注，并不是因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而是因为涉案领域的特殊性。这年头，社会对政府官员的腐败已经见怪不怪了，但高等学校作为教书育人、传承文明的圣地，居然里面也有蛀虫滋生，让社会各界不由震惊和感慨。但如果细想一下，高校本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加之高校日益行政化、官僚化的背景，出现腐败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

露出的只是冰山一角？

近年来，有关部门查处了不少高校腐败案件。如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10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元；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因受贿被逮捕，等等。尽管这些相对官场腐败案而言，无论是查处数量还是涉案金额来说，可能都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在当前的中国高校，确实也与外面的官场一样拥有滋生腐败的要素。

其一，高校不再是清水衙门，手里掌握了大量资源，从而具备腐败产生的土壤。由于国家对高等教育空前重视，对高校的投入大大增加，它所掌握的财政资源已不可小觑。国家先后推出了“211”工程、“985”工程，那些有幸厕身其间的高校获得的额外拨款动不动就以亿计。除此之外，高校还有一个重要的来钱方式，那就是贷款，以至于高额负债已成为当前高校的普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钱多半流入基建领域，建大门、盖大楼，其中相当一部分因此作为腐败成本流入了相关人员的腰包。除了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以外，招生更是包括高校在内的教育部门的一项独享资源，招生腐败因此也成为高校腐败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其二，高校里面同样缺乏权力监督，一切由领导说了算，从而为腐败产生提供了条件。在高校，校级领导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下级干部、普通教师没有发言权，对领导平时的工作也无有效的途径进行监督。近些年来，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日益严重，学校里学术单位地位下降，行政部门地位上升，校长、院长们的权力越来越大，对腐败的约束力则越来越小。首先是上级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如对于教育部直属高校来说，同时又采用属地化管理。在这种所谓双重管理的体制下，“监督”这些容易得罪人的事情，就变成了双方都不愿管的真空地带。至于学校内部的纪检部门，本来就是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根本无法行使对于学校领导的监督权。

如此一来，可以发现高校完全具备产生腐败的要素，有些腐败条件甚至比政府部门还“优越”。因此，我们尽管无法确定高校的贪官到底有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已查处、已暴露的案件相比，处于“潜伏”状态的高校贪官肯定不在少数。10月12日，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曾表示，教育基建领域反腐倡廉建设任重道远，教育部将就此展开专项治理。希望这种治理不是隔靴搔痒，浅尝辄止，而是大胆进入高校腐败的“深水区”，把那些高校蛀虫们挖出来。

除了权钱交易，还有权学交易

高校腐败的另一层严重性在于，它不但有明确属于腐败范畴的权钱交易，还有虽属于腐败但在法律上不太好处理的权学交易。这种腐败虽已饱受舆论抨击，但极少有受到法律处理的情况，因此已成为高校腐败的“安全地带”，也是寄生在高校并且极大地危害着高等教育的腐败毒瘤。

所谓权学交易，是指利用自己的权力优势谋取学术地位，有的又进一步利用获得的学术地位来强化或提升自己在权力阶梯中的位置，从而出现“权学相长”的情况。对此现象，高校里有句俗话，那就是“官大学问大”。在普通高校中，凡是当了中层干部以上的，哪怕是行政部门的领导，也往往有个教授的头衔。一些政府官员为了给自己的仕途镀金，也与高校大搞权学交易，官员们利用职权给学校各种照顾，而学校则奉送金光闪闪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职称和学位都不是虚的，它们一方面是仕途的保证，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多的工资、奖金等现实利益，也是另一种意义的权钱交换。另外，在申请项目、课题以及参与评奖等方面，由于行政部门的主导作用，相关官员自然不会让自己吃亏。在有的地方，一些课题的申请实际上已形同官员们之间的“利益分赃”，今年你上，明年我拿。包括在学术成果的发表方面，一些领导即使不学无术，同样能够利用自己积累的人脉、官脉甚至是自己所掌握的单位经费，为自己的成果发表铺出一条阳光大道。

概而言之，权力已经成为高校学术的神奇魔棒，拥有它，各种课题、项目、奖项、成果和职称往往纷拥而来，“学问”也突飞猛进。而那些无一官半职、也不善逢迎领导、只知做学问的教师则往往被边缘化，文章无处发表，专著无处出版，也很少有机会拿到课题，甚至多年来连应有的职称也评不上，学术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对高校来说，这种权学交易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其实远远超过权钱交易。可以说，后者仅是高等教育“疥癣之疾”，前者才是“心腹之忧”，因为它损坏不仅是公正的学术竞争关系，更败坏了高校的学术良知、压抑了对知识的真正创新精神。我们年复一年地叹息何时才能拿到诺贝尔奖，也到处听到“为何没有大师”的质疑，其根源其实就在于我们社会的知识创新机制已被这种权学交易严重腐蚀。在这种情况下，不断涌现的只有玩弄学术的“权力大师”，那些真正追求独立的知识分子连生存已属不易，怎能出得了真正的学问大师？

不幸的是，虽然权学交易型腐败危害极大，但它不但在法律上难以规治，在高校已几乎被人视为常识而见怪不怪。如何打破这种“常识”并给予相关腐败分子以相应的处理，其难度事实上已远远超过查处几个搞权钱交易的腐败分子，也大大超出了纪检、检察等传统反腐部门的职能范围，是高校反腐面临的严重挑战。

如何趟过反腐“深水区”？

要从根本上杜绝高校中的腐败现象，还是必须从制度建设、权力监督入手。尽管高校官员往往也是教师，加强师德操守也是遏制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最重要的出路必须从制度的层面去找，如果没有相关的制度保证，道德即使是铁打的，也会在制度缺失的风雨中锈烂、变质。

这种制度建设既离不开全社会的制度大环境，也离不开高等教育制度的小环境。在现行的高等教育制度之下，一方面高校已蜕化成为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一个下属单位，另一方面却是各级高校官员的权力空前扩大。因为在这种等级森严的结构下，高校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上级的赐予，下级自然难以监督上级，而上级的监督又往往容易流于形式，从而为各种花样的权钱交易、权学交易留下充分的空间。因此，要根除高校腐败，就必须改变高校官员的任免机制，让高校官员不但必须对上级负责，还必须对教师、学生甚至社会各界负责。同时，应该实行呼吁已久的教授治校，分散高校权力，减少并约束高校行政权，减少权力的寻租机会。只有这样，才能趟过反腐的“深水区”，杜绝腐蚀高校的深层次根源，使高校成为真正的文明圣地、知识净土。

（本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09年第11期）

关于博主

文章列表

文章分类

最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