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和菜头曾在观看缅北佤邦地区领导人的电视片后，以一句“山寨”概括之。看完云南作家傥城稻香 新著《穿越佤帮》，笔者犹觉此言不虚。 “山寨”一词对缅北几大特区而言，无论放之古代还是当下的语境，可算恰如其分。在古代，某些人凭借武力割据一方，对势力范围进行有效管理，是山寨；当下边缘者对主流者在创意、行为方面有意摹仿，亦曰“山寨”。
      请看该书引用在佤邦领导集团（联合党、联合军）二号人物李自如逝世后，当地媒体所发的讣告：“李自如同志的不幸去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巨大损失，我们为失去一个好领导、好战友而感到万分悲痛。我们要把悲痛化为力量，紧密团结在以鲍有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勤奋工作，把佤邦建设得更加美好以告慰先烈的亡灵。”这段话中国读者看完后因为似曾相识可能会心一笑，进而有种滑稽感。但我看这种“山寨”行为无关价值判断，而是一种生存术，进而变成一种习惯。

作者从北佤穿行到南佤，接触到上至鲍有祥等佤邦高层人士下至普通的佤邦士兵和百姓，他和许多到过佤邦的中国人一样，对山水和风情，毫无陌生感。这块土地上的官民，言谈举止带有浓浓的中国色彩-----尽管在国籍上他们属于缅甸。而包括佤邦最高领导人鲍有祥在内的佤邦人，也喜欢强调自己和中国的关系。60年代初中缅的国界划定，并不能将这里人们的历史记忆消除，包括在鲍有祥在划界前在中国的学习经历，以及他的父兄作为民族代表去北京晋见新中国的领导人。那么，如果据此而说他们曾经是中国人，后来变成缅甸人也未必准确。对几十年前还处在部落形态的佤邦人来说，现代的国家意识念恐怕至今也未确立，和西南崇山峻岭中的许多山地民族一样，“土司”治民的遗留痕迹还是很浓的。对这些民族来说，属于哪个家族、哪个部落才实实在在的，因为家族、部落才能为其遮风挡雨。而对山外的世界，他们的认可和尊重是硬性的武力加软性的文明，从而仰望高于他们的相邻文化体。

可以说，千百年来他们对中原王朝的艳羡和敬畏，是维持着山寨与朝廷联系的心理与社会基础。他们曾经和明、清两代王朝的关系，决不能套用现代中央政权和边疆领土、居民的关系。他们只是以朝觐和模仿来表达对中原王朝的臣服，并非如现代人一样将自己当成某国的国民。而土司在治理辖区时，除依赖武力、血缘以及本民族的某些宗教仪轨外，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无疑是值得效仿的先进文化，当年有点墨水的土司从中原王朝的训谕诰命中吸取治民的养分，今日从李自如的讣告中依然可以看到传统的变种。而他们法律上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仰光，之所以未能在其心中树立权威，除现实的政治原因外，恐怕还有历史的情绪：曾经，他们和仰光的王一样向紫禁城朝贡。即使在缅共坐大、强大的意识形态暂时模糊了民族界限，鲍有祥等佤邦精英成为德钦巴登顶手下时，其上下级关系维系的基础依然是他们共同忠于北京城里一位更强势更有影响力的共产党领袖。而当这块土地上的意识形态之争烟消云散，同志之间、民族之间、阶层之间的关系必定依照现实的力量对比、利益博弈重新建构，佤邦人的国家认同感不但没能清晰，反而陷入更深的迷失。

这个独立王国给外界的最深的印象就是毒品，该地曾为重要毒品生产地的原因则是贫穷，作者以细腻的笔调描摹了所目睹的贫穷，也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分析了贫穷和毒品的关系。包括鲍有祥在内的佤邦高层人士，一再说鸦片是英国殖民者带来的，后来贫穷的山民以此为生乃不得已。-----这种判断大约不错，包括发达国家的政客们也不能否定这种说法。作为这块土地的统治者，鲍有祥等人当然有禁毒的责任，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鲍有祥所面临的处境以及受到的压力，和其先辈土司是完全不一样的，原因是他处在现代社会------尽管他的治下多数地方贫穷落后，和18世纪的山寨差别不大，但因为贸易、信息、交通的发达，一地的贫穷落后不仅仅会伤害本地人，还会伤害遥远的异乡人。如果在交通信息极不发达的18世纪，此地即使盛产鸦片，对外地的危害是有限的，至少很难危害到欧美等“文明而发达地区”的居民，而今天包括佤邦在内的金三角地区，鸦片提炼的海洛因，可以源源不断供给远在纽约的瘾君子。现代社会这样的“蝴蝶效应”加剧，发达国家的政府才会关注这个穷地方的罂粟铲除。-----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地方的贫穷对“文明世界”没有伤害，“文明世界”的大人先生们会关注此地草民死活么？会热心地引导鸦片替代种植，帮助当地脱贫致富么？

佤邦的未来如何，没谁能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佤邦人的国家认同迷失无法解决，此地的贫穷落后没有改观，这块土地注定会不平静，“山寨”虽小，也能掀起波及通衢大都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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