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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金雁:不知妥协的民族搞改革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

2014-12-22 10:16:37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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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金雁/文

俄国的"1905年革命"起于俄历1905年1月9日发生的"流血星期日"惨案。这一天,俄国一位热心于组织工人进行和平维权的东正教僧侣加邦神父带领大批工人高举沙皇像、唱着圣歌到冬宫前广场进行请愿,要求改善待遇并实行选举。请愿并非左派发动,诉求也并不激进,但却惨遭哥萨克士兵开枪镇压(谁下令至今仍是历史之谜),导致大批民众死伤。

确切数字至今存疑,当时官方称96人死亡,333人受伤,后来重伤者又有34人不治,使死亡数最终达130人。但国内外舆论均认为实际伤亡要更大。请愿组织者加邦神父后来说死者达600~900人,而列宁更在他办的《前进报》上据"外国报纸消息"说是死了4600人之多,苏俄官方把这个惊人数字写入了教科书和《苏联大百科全书》。而苏联时代B.涅夫斯基和B.邦奇-布鲁也维奇等人考证的死亡数字则从200到两千多人不等。今天比较中立的历史学著述一般认为死伤合计应该在一千人左右。


惨案引发举国震惊和抗议浪潮。人们在抗议专制统治无视人权滥施暴力的同时,俄国原有的土地、劳工等社会问题也都浮上水面。面对政局动荡沙皇后悔不已,为避免重蹈覆辙,他于当年10月召见了刚从美国签订日俄和约回来的政府总理、自由派贵族维特伯爵,希望他能够提供可以挽救俄国的建议。


维特指出,无非只有两种解决的思路:镇压和退让。而他本人倾向于实行第二种方案,维特向沙皇陈言说,"镇压在理论上是可以采取的,但未必有效,即使有一个敢作敢为的将军愿意去镇压叛乱,那也会血流成河,带来的不过是短暂的喘息",而镇压举措将使沙皇彻底丧失"慈父"的形象,反不如主动限制部分专制权力,引入现代政治的因素,赐予俄国一部宪法,与自由派结成联盟促使俄国从专制君主制向"杜马君主制"过渡,并在与宪政即代议制改革相配套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平稳的经济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使俄国摆脱险境。


而从根本上,作为外交家了解天下大势的维特也相信宪政是大势所趋,沙皇统治最终将会像英国那样要取得国民的同意,并以还权于民换取皇位的稳定。他提出一个著名公式:"先有公民,才有国家"。当然他也认为这一过程应该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各方应该为此达成谅解。


沙皇对此犹豫不决,统治集团内部部分开明派认为维特的方案不妨一试,并认为在兵力不足情况下实行军事独裁,一旦镇压失败,反而会激起更大的反弹。因为1月9日的流血让手上沾血的人心有余悸,害怕被记入"历史黑册"。军方很多人都不想再把枪口对准民众了,因此倾向于让维特来收拾残局。迫于形势的压力沙皇同意发展普选法原则,批准了以“杜马”命名的俄国议会。


1905年10月维特临危受命出任大臣会议主席,起草关于国家杜马的新法律。这个杜马虽然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拥有全面的立法权,沙皇也没有成为"虚君",但是杜马至少有了立法否决权,此后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沙皇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但不再能为所欲为。


俄国没有采用欧洲式的君主立宪制,但可以视为"半宪政"体制,即所谓"立宪的二元君主制"国家。从此俄国开始了司法独立和多党制的发展进程,维特起草的《10月17日宣言》(又名《10月17日法令》)颁布以后俄国出现了100多个政党,在当时的舆情下,通过大选组成了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人占多数的第一届杜马。代议制开始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面对选举结果,维特主张由自由派和社会各界代表组成联合政府,他向报界求援、向社会各界呼吁,请给他几周缓冲的时间以解决危机。他撤换了半数的大臣和34名省长,取消了戒严和军事状态、从首都撤走了军队和哥萨克、撤销了内务部长特列波夫和一批警察高官的职务、废除了酷刑、免予追究参与运动的一切罪责,等等。


但是无论他怎样努力,自由派都"不愿见好就收",不接受维特提出的入阁请求,拒绝妥协,不同意在当局已经启动宪政进程的条件下割掉"革命的尾巴"。

而左派(革命民粹派与社会主义者)更是不依不饶,对他们来说,革命远比旧制度下的革新更过瘾,《10月17日法令》公布的第二天,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堡苏维埃又发动了新一轮的罢工和街垒战。


这样就使俄国的变革错过了一个上下互动的良好时机。而原本就不情愿让出权力的贵族保守派认为,维特的宪政主张不但没有帮助政府平息革命,反而助长了那些"颠覆者"和"激愤反对派"的得寸进尺,他们的"激进性和不驯服性","进一步敞开了革命的大门"。


于是体制内赞成维特政治改革的力量便开始从原来的立场上向后退,国内的强硬保守派逐渐得势,维特被权贵阶层认为过于同情"左派"和具有"自由化"彩色,成为时局的替罪羊。其实维特本人也是斯拉夫派的信徒,他事后表白说,就他本人而言"在灵魂深处是君主专制主义者",当时向俄国引入宪政的因素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好恶。


当时俄国各种力量的人都承认一点,俄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已是大势所趋,国家的变革已迫在眉睫,这是一个"自然的进步运动","若想使它不致引起无政府主义,政府就需要自身勇敢而公开地站在这个运动的前列",争取主动权。也就是说,与其让别人推翻了来实行革命立宪,不如自己立宪来占领制高点以求延续统治权。


维特事后痛心地说,当时杜马中的反对派和当局中的强硬保守派在政治上都不能冷静思考问题,不懂得妥协和换位思考,他们几乎都根本不讲分寸,目光短浅,激进得如同凶神附体,根本不考虑现实。


自由主义反对派虽然没想搞共和革命,但他们要求立即实行英国式的完全宪政,彻底取消君权,维特邀请他们入阁,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只参加将承担召开立宪会议责任的政府。"他们坚持认为"10月17日法令"远远不够,一切以沙皇名义颁布的法令在他们看来都是极端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科夫不但不合作,还以最后通牒的口气道:"在你们接受我们的全部纲领以前,我们不会给你们一点支持,也不会给你们一点时间"。


而在权贵阶层看来,那些在《宣言》公布后浮出地面的反对派阵营像"野兽一样发出狂嗥"的"疯狂行为"将会给俄国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必须坚决镇压。


维特说,这些权贵阶层开始形成保守反动的右翼,他们也同革命自由派左翼一样的疯狂、一样的无耻,我尽力了,但是也无能为力了。在势不两立的左右翼的夹击下、在两侧都是"无底深渊的刀刃上",让俄国平稳过渡的想法付之东流。


"维特政治体制改革"才短短几个月就走到了尽头,曾经一度大有希望的和平改革的道路被堵塞。维特事后感慨道,在一个不知妥协的民族里搞改革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是剑拔弩张的左右派共同"断送了本来大有希望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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