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视记录片的大众化选择

 

一 电视记录片的特点

二 电视记录片的栏目化

三 从“精英”走向“大众”

四 大众化生存策略

 

 

本文着重探讨电视记录片大众化选择的动因、大众化选择后的出路和生存策略等问题。记录片与电视这一家庭“冷媒介”的结合，产生了电视记录片。与传统记录片相比，电视记录片被赋予了很多新的特点。作者认为，记录片这位“贵族姑娘”自从“嫁”给了电视之后，由于其自身形成的特点，以及电视的“栏目化”、“大众化”等原因，使得电视记录片开始了大众化选择。从“精英”走向“大众”，电视记录片摆脱了传播途径的桎梏，却也面临着更多问题，比如渐渐丢掉了艺术审美特征、陷入了世俗“娱乐化”等。“大众化”是一把双刃剑。而“大众化”也是电视记录片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电视记录片   大众化选择   生存策略

 

一、           电视记录片的特点

 

对于电视记录片的概念，中国电视界素来把“电视纪录片”和“电视专题片”混为一谈，存在很大争议。这当然不是本文探讨的范畴。本文分析的是记录片与电视这一媒介结合之后，所呈现出来的优势和劣势。

 

电视是用电子技术传输图像及声音的现代化传播媒介，是现代电子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具有很多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长处。记录片与电视结合产生的电视记录片也因此有了许多优势：

 

(1)、受众面广，渗透力强

最初记录片是以电影为传播媒介的，一般在商业院线作为“加片”播映，才有机会与观众见面。与电影相比，电视具有无可比拟的覆盖范围。就中国而言，2000年，全国拥有电视机30亿多台，电视人口覆盖率达88%以上.电视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它已成为社会成员“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它己经成为涉及面最广、最受人欢迎、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娱乐和消遣媒介，是我们用来消磨时光的东西。由于电视进入千家万户，覆盖面极广，业内人士认为“电视业即使在最初几年对纪录片所做的贡献，就超过电影业60年的总和”。

 

(2)、具有先进和方便的制作手段

一方面，电视既有摄影、摄像所记录下来的事物状态和人物形象，也有图片、图表、动画、字幕等多种信息传递手段;另一方面，便携式和声音同步采集设备的出现和发展，使得电视纪录片拍摄更多地在拍摄对象“无干扰”的状态下进行。现代电视记录片的拍摄基本上都是录像机拍摄的，很少会用胶片。

 

(3)、现场感强，感染力强，说服力强

与电影相比，电视的现场感和认知性进一步加强，观众更加确信电视纪录片的所见所闻“确确实实的存在”，传播者可以直接面对观众讲述，或在屏幕上交谈，或把采访的过程呈现于观众面前，观众接受的不仅仅是某一种符号所传递的单个信息，而且是由多种符号承载的全方位的立体信息。另一方面，电视观众已不再是信息传播的旁观者和被动的接受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的参与者。这无疑缩短了纪录片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审美距离，增加了交流感，也增加了纪录片传播的效果。

比如，97年湖北电视台记录片《舟舟的世界》的成功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轰动效应。编导张以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武汉交响乐大厅外的舟舟，并对他无师自通的指挥才能产生好奇和关注，最终拍摄了部长达60分钟的电视纪录片。谁曾想到就是这样一部记录片不仅改变了一个弱智少年的命运，而且获得98年度第四届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奖长片大奖及编导单项大奖，以及此后接踵而来的一大串奖项。如今，《舟舟的世界》电影版也已经开拍了。可以说，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由于其传播范围广，感染力强，在这部纪录片的传播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电视媒介在进行纪录片传播时并非无所不能。在面对艺术性较强的精英式纪录片时，电视媒介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不可避免的劣势。

(1)、电视传播特性与观众接受动机的错位

当今社会人们在紧张、繁乱的工作生活之余，休闲意识逐渐加强。电视界也因此掀起了一股娱乐休闲之风。注重娱乐性与消遣性必然会导致对感官刺激的一味追求。面对着电视屏幕，人们在一个又一个别人的故事里进进出出、遨游世界，在不长的时间里各取所需，不需要经典，只需要生活。人们习惯于在脑力和感情松弛的状态下观赏大量屏幕形象，这就降低了观赏的主动性，增大了观赏的涣散性。置身于这样一种非艺术性的观赏状态中。在缺乏对话与辨证的境遇之下，精英纪录片创作者难免郁闷与尴尬。

 

(2)、电视形成“有意注意”的能力不足

电视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综合性。就内容而言，电视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及，电视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伴随状态。另一方面，电视是以家庭为单位接受的传播媒介，人们看电视往往与聊天、喝茶干家务等活动同步进行的，并非像在电影院那样专注。这两方面使得电视观众很难处于“有意注意”状态。而作为艺术的纪录片，要抓住“无意注意”的观众更为困难。

 

 

二、 电视记录片的生存困境

 

正是由于电视记录片自身的特点及电视发展的规律，使得电视记录片开始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从电视记录片在中国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脱胎于特定时期政教化新闻影片的纪录片转世之后，正逢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炽热鼎盛时期的1980年代。启蒙思想与纪录片原始精神的邂逅，使纪录片成为那些知识分子张扬“精英文化”的有力载体，启蒙与复兴也无疑是纪录片责无旁贷的使命。1990年代初，纪录片曾经有过短暂的辉煌。93年上海开播的《记录片编辑室》创下36%的收视率一直为纪录片好汉不断称道的“当年之勇”。 《丝绸之路》、《话说长江》、《龙脊》等一批优秀纪录片也创下了收视狂潮。

可是，随着中国飞速走向经济大发展时期，市场经济的车轮滚滚开道，知识分子思想界急剧分化，精英文化不战自退，日益被大众文化所取代，那些动辄就彰显文化品位的纪录片不再吸引观众的眼球。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电视台逐步走向商业化，纪录片创作逐渐走向衰落。尽管至今仍有个别纪录片精品还不失时机地灵光乍现，但从中央到地方，纪录片节目的收视率还是一路狂跌，无奈何花落去的败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电视纪录片陷入如此生存困境并非偶然，也无法简单化地将责任归结于创作者或是观众。现象背后隐藏着必然性。

 

首先，追求艺术品位的电视纪录片有很大一部分是归属于精英文化范畴。而在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中后期，随着经济在社会上中心位置的确立及商业时代的来临，人们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乃至文化态度上的世俗化特征开始明朗化。由此大众文化极度膨胀，而精英文化彻底走向边缘。此时保持精英意识的纪录片只能随行。

 

其次，电视记录片以电视作为传播的媒介和载体，而“中国电视观众以中低文化层次观众群体为主……所以电视要提高收视率，要观众喜爱我们的节目，节目定位、频道定位和节目策划必须面对一个中低文化层次的观众”。（1）而对于处于这样的文化层次的观众，娱乐是其最主要的收视目的，这也是近几年电视娱乐节目大火暴的最主要原因。因此，与娱乐无缘使电视纪录片举步维艰。

 

另外，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了电视体制改革，电视台逐渐“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走上产业化道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电视在产业化道路上更是动作频频，先是有线无线合并，然后各地纷纷成立广电集团。由此，市场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电视节目生存发展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其体现为节目的收视率。而处身其中，定位于艺术因此先天就缺乏市场意识的电视纪录片当然要不得志了。

 

同时，还得对纪录片自身进行反省。中国电视纪录片在90年代初由于纪实主义的推动形成了一次创作高峰。但是，纪实主义本身只是纪录片的一种创作风格，当它被提升到纪录片的“根本原则”的无上地位时，在大部分纪录片创作者眼里，纪录片到纪实而止，纪实成了纪录的目的。这是危险和不正常的。纪实主义在反叛了“抽象的画面+宣教的解说”的僵化模式之后，也因过度的自我膨胀而重新建构了自己的僵化模式。因此在经历了短时间的辉煌后，奉纪实为上帝的纪录片必然走向低谷。

 

 

三、从“精英”走向“大众”

 

溯本求源，纪录片原本是西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来探讨社会的影像文献，它不以观赏和消闲为目的，而是以反映社会、探讨现实为己任。这就毫不隐瞒地标榜了纪录片的精英文化品位。

与故事片相比,记录片先天具有非商业性、公益性的特点。纪录片是一门艺术，艺术性是它的基本属性。作为“精英”，记录片肩负了记录历史、思考社会生活本质等责任，其主题也都是宏大的、沉重的、深刻的。

而当电视这一“大众媒介”发展起来后，迅速席卷了全球。电视也由此成为了记录片传播途径的不二选择。电视的受众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所以它是大众化、通俗化的。有着“贵族血统”的记录片在“嫁”给电视后，就有了一个“门不当户不对”令人尴尬而无奈的宿命——以“精英”的态势来创作纪录片，以“大众”的品位被摆上电视柜台。

 

电视记录片在90年代开始了栏目化之后，可以说就是走向了“大众”。无论是上海电视台的《记录片编辑室》，还是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生活空间》，都走的是大众化路子。其大众化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题材的大众化。创作者们将目光从飘渺的历史及边远的山林移开，开始将镜头对准现世中的芸芸大众；“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使中国的老百姓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了自己及身边的人，老百姓成了真正的主人公。例如《记录片编辑室》的代表性作品《摩梭人》、《老年婚姻咨询所见闻》、《十字街头》、《大动迁》、《毛毛告状》等，都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变迁的上海社会、上海人，作品大多反映的是现实生活里困境中的人和事。

其次是视角的平民化。“纪录片与各种观众参与的电视栏目不同的是，它不像摆道具一样将观众作为置景的一部分，而是将普通人作为纪录的主角；假如说电视栏目的平民意识不过是借观众做招牌的话，那么纪录片中的平民形象则是真正平民意识的影射。”（2）平民视角是一个创作心态的问题，是一个创作者与被摄对象的关系问题，它要求创作者站在与被摄对象的同一水平线上去尊重他们，然后才是思考。

 

 

 

 

 

 

 

 

 

 

 

 

 

 

 

四、大众化生存策略

 

故事性

    “探索亚洲有限公司前中国事务副总裁罗百鸿认为，探索频道的成功就在于将娱乐化的元素引入纪录片——娱乐化纪录片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要有一个戏剧化的故事，这往往是中国纪录片的弱项。”

 

品格分流

 

当纪录片脱下其“贵族”的外衣，换上世俗化的新外套时，人们开始担心他的“血统”是否依然纯正，他的“出身”是否依然高贵？迈向了世俗化之路纪录片是否会走向了“堕落”，落入铜臭的戏谑？是否还能肩负起教化与审美的使命？纪录片又陷入两难的境地

稍微清醒的人都明白，栏目的收视率与栏目的质量以及栏目对社会的贡献并不完全成正比。一些收视率不高的节目常常起到社会良心作用。一些代表了精英式的文化思考的节目难以作到雅俗共赏，却负担着对整个社会文明的引导作用。我们除了对观众的逢迎之外，还需要对观众的引导和培养。仅以收视率论英雄的市场标尺不能适得其行。所以，我们不能对电视记录片“一刀切”，而是要进行品格分流。

精英品格。

大众品格。

 

栏目化生存与制播分离

 

 

 

 

 

 

 

近年来，随着电视竞争的加剧，人们有限的注意力资源成为各个电视机构争夺的对象。人们发现，零散的节目对观众收视习惯的养成是极为不利的。于是，栏目化成为电视机构的必然选择。栏目化是90年代中国电视的大势所趋，是由电视“节目——栏目——频道”的三段式发展规律决定的。

电视记录片

1993年，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开播，上海电视台国际部也成立了第一个以"记录片"命名的栏目《记录片编辑室》，电视记录片的栏目化开始在电视台中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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