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接到美国使馆的一个邀请，说是要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视频连线搞一个“博客名人吹风会”，主要讨论美中两国关系和奥巴马总统访华。我因为忙没能出席，但是看了参会者的twitter直播。从直播内容看，网络“拆墙”是一个焦点话题。用官方话语讲，是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问题。诸多参会者都期待奥巴马总统此行能推动中国互联网的开放。

现场也有人认为，“拆墙”话题“根本不代表中国主流，大多数中国人不关心言论自由，只关心做生意的自由和进出美国的自由”。使馆方面回答说，听取主流媒体之外的声音，这正是这场博客吹风会的意义。这个回答虽然很妙，但是显然偷换了“主流”的概念。前一个说的是中国大多数人，后一个说的是被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

其实不管是不是主流，也不管谈的是什么内容，都无法回避网络的自由问题。这个小范围的会议被美方允许直播，而中方又暂时没有办法全面禁用twitter，这本身就从形式上挑战了传统的做法。更何况它的邀请对象，就是“博客名人”。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随即宣布，他们将在推特上直播奥巴马总统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座谈的详情，这被认为是当日吹风会的成果之一。有消息说，奥马巴总统访华期间，还要私下会见一些网络人士。与此同时，网民们发现，有一些曾被屏蔽的国外网站，如picasa web album，blogspot等，也在近期开通了。

奥巴马总统对互联网的重视是无庸置疑的，他自己在大选中就是网络的受益者。言论自由也从来都是美国总统需要强调的原则。但是，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中国网民推倒“网络长城”，仍然是一个疑问。我感觉中国网民有些寄望过高了，到时候恐怕会失望。首先，这并不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从已经公开的议题看，气候变化、经济平衡、阿富汗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人民币升值等是他要和中国领导人讨论的重点。其次，几天前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奥巴马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但是属于友好的竞争关系。因此，他不大可能在言论自由和人权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不过，我既不轻视国际压力的效用，更不小看网民（即便不是主流）表达出来的如此强烈的欲望的意义。同时，中国社会的底层结构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些因素随时都可能聚合起来，形成扩大言论边界的巨大力量。上周去连州参加了第五届中文网志年会之后，我的这个感觉更加强烈了。

连州位于广东省的西北部，尽管有地下河、小山峡等奇秀的山水风光，也有韩愈、刘禹锡等人留下的人文传统，但是很少见到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来自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以及美国、法国、英国等地的网络爱好者、研究者和报道者。当地旅游公司和政府官员被告知说，这些人在网络上都拥有巨大的传播能力，他们的到来，连州不仅增加一批游客，而且得到一个极好的宣传机会。于是，这个会议受到当地官员的欢迎，还得到了连州中国电信的赞助。会场设在连州地下河洞口，赞助单位开了一辆设备车来，使得古洞周围接通了网络，会议内容通过twitter、博客等进行直播。

有趣的是，在另一方面，这个会议仍然相当敏感。到达的当天晚上，宾馆被要求严格登记住客信息，当地派出所所长来拿走了所有人的名单，而且枯坐在大堂里，一直守到深夜。第二天的会议现场，据说来了四十多位警察，一直有人在摄像。会议不仅邀请来一些敏感人士参加，也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利用网络技术寻求信息自由。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政治性的聚会，与会者还交流了如何利用新技术做生意、搞公益以及传播科学。准确地说，大家在利用网络寻求更好的生存方式。

其实，这种聚会本身就是一种生存方式。它是松散的、自发的，不仅与会者费用自理，而且工作人员都是自愿者。它让我想到了音乐节，人们来到这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体验快乐并寻找认同感。

由此我看到一种新的力量，正在从社会底层生长出来。这种力量的拥有者，一边期待政客们从善若流，开放网络，一边用网络构筑了自己的生活。政治口号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很快又到年终，对于中国新闻行业来说，伍皓现象是一个值得盘点的事情。身为新晋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年初的时候，他以组织网友调查“躲猫猫”事件耀眼登场，打出了改革宣传部工作的旗号；临近年末，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以“记者承诺”和“百名媒体义务员”两个举措问候了第十个记者节。

这个记者节并没有让云南的记者们感受到媒体人的骄傲，26家新闻媒体的400名被要求向社会公开承诺：做负责任媒体，坚决放弃暴力、血腥、低俗、灰暗的新闻，让新闻更加温暖、更加阳光、更加有力量。这些承诺意味着，云南的记者此前做得不怎么好，需要站出来当众指天发誓。

伍皓有个网名叫“求真的力量”，他也一再声称记者应该客观真实地报道新闻。那么，当这个社会做不到坚决放弃暴力、血腥、低俗和灰暗时候，当这个社会还不够温暖、阳光和有力量的时候，媒体应该怎样报道才是求真的力量呢？视而不见就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

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100名媒体义务监督员，宣传部官员的解释是，此举旨在借助社会力量，加大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履行好舆论监督的职责，媒体本身也要接受公众的监督，没有监督，话语权也可能被滥用”。

有论者认为，每一位读者都是媒体的义务监督员。此话不假，不过这也并不妨碍再找一些特殊的监督员。国外有一些报纸也从读者中聘用观察员，对自家的报道进行监督。问题是，这些观察员或者监督员的工作对象是谁？是报社自己，还是云南省委宣传部？如果是前者，没有必要让省委宣传部来操这个心，更没有必要和竞争伙伴统一行动；如果是后者，那么它事实上是帮助宣传部监控媒体。

这两个举措，跟伍皓年初以来的“改革者形象”大相径庭。尽管“躲猫猫”中组织调查组的行动有些怪异，“少女卖淫”案中的新闻思辨有些混乱，但是伍皓想要对宣传部的工作进行一些改革，是无庸置疑的事实。他自己也对这个改革做过很多阐释，认为“尽快地揭示真相、发现真相、探索真相、呈现真相”，“满足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及监督权”是宣传部的职责。惟有如此，宣传部门才能担当“党委政府的‘形象塑造师’、‘形象雕刻师’，具有‘透明、阳光、法制、责任’的特征……”显然，伍皓的思路就是人们常说的党内民主改革。因为这样的改革，伍皓最近还被《时尚先生》杂志评为“政界新希望”。

尽管一心为了让党的形象与时俱进，但是伍皓的姿态还是让一些官员感到不安。尤其在“少女卖淫”案中，他的言行被认为出格。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不仅对他所管辖的媒体给出了严厉的处罚建议，还批评他本人“在把握宣传方向、舆论导向方面负有一定领导责任”，被建议“谈话提醒”。在“少女卖淫”案闹得满城风雨之后，被谈话的伍皓显然再也无法“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因为对于这个结果，云南媒体根本就没有报道。

关键词从“真相”、“知情权”到“坚决放弃”、“监督媒体”，第十个记者节告诉我们伍皓的改革成败，值得人们深思。从官场规律看，这一年也可以被认为是新官伍皓的成长之年。就在记者节期间，他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自己不当“缩头乌龟”，也不主张跟媒体打招呼“不能报”，而是“督促相关部门及时地向媒体和公众公开信息”。这可以解读为，即便承受压力，被迫让媒体“坚决放弃”并接受“义务监督”，他也不放弃改革的决心；不过也可以解读为，他终于学会了说谎不脸红，变得“成熟”起来了。

三个月前，卫生部叫停了“电击治疗网瘾法”。我当时撰文指出，这虽然没有让“电脑”在中国成为动宾词组，但是也等于承认了“网瘾”作为一种疾病的存在，这是不够慎重的。“网瘾”成疾，断网疗伤，在逻辑上是荒谬的，在现实中被奸商利用。

上周传来好消息，卫生部新制的《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征求意见稿中，指出目前“网络成瘾”定义不确切，不应以此界定不当使用网络对人身体健康和社会功能的损害。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新的疾病概念，“网瘾”遭到官方否认。那些靠夸大此“病”危害的“网瘾治疗中心”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由解放军总后卫生部组织、北京军区总医院牵头制定《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也成了一个前卫的探索，到此寿终正寝，刚好存活了一年。

在医学上，专家们还可以继续争论。但是，这一年来，“网瘾”标志及治疗，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社会疾病。它首先反映了很多人对网络的无知和偏见。无知并不可怕，但有人利用这种无知，制造偏见，把网络描述成洪水猛兽，出现了电击、断网等“酷刑”，成为因噎废食的最新案例。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网络是开启民智、追求民主、昭示未来的重要阵地，断网就等于剥夺公民权利。给未成年人戴上“网瘾”的帽子，跟把上访人士抓进精神病医院一样，是一种打击陷害。

因此，卫生部的《上网指导》中，很正确地提出，网络使用不当的干预目标，是要促进其健康使用网络，“而非中断或终止其上网行为。”严禁限制人身自由的干预方法（如封闭、关锁式干预等），严禁体罚。不过，说到不当使用网络的矫正建议，指导意见给出的“六种情况”又有些暧昧不清了，比如第一种情况，“对上网有强烈的渴望或冲动，想方设法上网”，一旦出现，就应该去看医生吗？恐怕至少得看他上网干什么吧？

之所以这样，还是因为所谓不当使用网络，更多还是一种社会病。这个社会的禁令太多，空间太少，畸形是必然的。孩子的教育也是如此，虽然有无数的书商挖空心思赚他们的钱，但是书店里到底有多少好书供孩子们选择呢？即便有了好书，学校里又给了他们怎样的引导呢？有一个朋友对郭敬明的小说动辄数百万的销量想不通，另外一个朋友提醒他说，除了郭敬明，还有人给那个年龄段的人写书吗？当然这并非郭敬明走红的全部原因，但至少是一个久已存在的问题。

家长们对电击自己孩子的网瘾治疗者杨永信感恩戴德，固然是因为像很多论者斥责的那样愚昧无知，但是如果你站在他们的角度，就不会满足于这种简单粗暴的评判了。当孩子们沉溺于网络游戏、QQ交友时，对功课全无兴趣，对亲人冷淡隔膜，家长们没有任何办法，有谁来帮助他们呢？全社会经过多年的拜金大潮的冲刷，少年宫早已租给别人做了卡拉OK厅，夏令营背后全都潜藏着商业陷阱，老师打一个电话都要家长事先支付电话费，而民间结社遭到普遍性的打压，生活于其间的孩子们不是电击也胜似电击了。

更重要的是，学校教育单一化和功利化，把每个学生都训练成考试机器，并由此而分出高低贵贱来。很多学生在考试成绩上失利之后，成长潜力遭到全面否定，人格都受不到尊重，学习兴趣大减，沉迷于虚拟空间顺理成章。

这些问题，不仅家长解决不了，卫生部也徒唤奈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要感谢“网瘾”，是它收留了这些或空虚无聊、或遭遇挫折的孩子们，让他们没有像一些同辈那样，去患上“早恋瘾”、“吸毒瘾”、“打架斗殴瘾”等可能更严重的“疾病”。

广州番禺正在经历的一场环保运动，被认为是公民参与共建社区的标本。三十多万居民反对政府不事声张地谋划了多年的项目——在他们家门口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城市垃圾处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政府和民众在理性的轨道上有效互动，正是人们对于番禺案例的期待。

作为这些居民中的一员，我虽然也看了不少技术方面的材料，但是并不想成为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因为我是一个纳税人，期望得到政府的服务。否则，今天是垃圾焚烧，明天是PX项目，后天又是三聚氰胺，我怎么可能应付得过来？

只能委托一个政府，由政府根据严格的行政程序，去代表我们做出抉择。这个抉择的合法性，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民意。11月5日，广东省情中心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垃圾焚烧厂8公里内的12个小区中，97.1%受访居民反对该项建设。该中心还把该报告呈送给了广州市长张广宁。很多人认为，政府会根据这个民意来重新决策。

然而，同一天，《番禺日报》却在头版头条的位置，进行了截然相反的民情报道，以大标题的形式宣称“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民心工程”。这篇文章没有以民意调查为依据，而是报道番禺区人大代表70多人视察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用地。从报道看，他们并没有做更多的调研工作，就现场表态说这是“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民心工程”，“要大力支持政府加快推进垃圾焚烧发电厂这项民心工程的建设”。

过了一个周末之后，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又给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番禺的垃圾只能就地处理，至于选择哪个点要广泛听取市民意见。”苏副市长在没有听取民意之前，先定下一半，就地处理；至于后一半，就到哪个点，要尊重民意。苏副市长听取民意的办法，既不是民调，也不是请人大代表，而是利用城管委局长接访的契机，召集爱卫、环卫等部门出席，倾听民意。

这些报道让我对中国语境下的民意产生了兴趣。像《番禺日报》那样，不需要任何调查或论证，直接宣称代表民意，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何况它还通过人大代表的嘴巴说出来。为什么人大代表的意见和民调结果相差那么大呢？如果这两者都不能服众，通过政府各部门的自行收集，是否靠得住呢？

你当然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上认真显得很傻很天真，因为这根本上就是番禺区基层政府伪造民意、强词夺理，省里有关方面利用民意表达了反对的态度，而市里出来圆场，想出了一个看似折中、其实和番禺区的立场基本一致的办法。我想说的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借机讨论一下，如何才能发现真正的民意？

人大代表固然可以而且应该代表民意，但是前提是他们真正地由民众选举产生，而且民众有权让他下次落选。在一件明显引起民众反弹（否则政府也不会请他们去看现场了）的事情上，如果他们看了两眼就“要大力支持政府加快建设”，其代表性的荒诞不证自明。

政府部门当然可以收集民意作为决策依据，公开倾听、微服私访都没有问题。不过如果要公开宣称已经掌握民意，泛泛地了解恐怕还不够——所谓“接访”，往往不过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下的信息单向流动——更需要一套完善的收集程序，并且要有平等的互动和反馈机制。

民意调查又如何呢？尽管省情中心的调查被认为反应了民意，但是我们也应该就事论事地进行审视。除了政府部门附属或委托的调查机构，更需要独立的媒体或者其他第三方机构来参与，而且要符合如下重要条件：信息充分公开，调查者不受干扰，受访者没有压力；具有先进的调查手段，对所得数据进行科学的分析，然后诚实地公布结论。

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和陕西的“周老虎”完全不一样，它有一定的讨论基础。遗憾的是，政府组织的项目通报会之后，很多人都想到了“周老虎”。原因是政府请来的几位专家，都被网民搜索出还身兼“商家”，与这个项目有利益关联的嫌疑。在我看来，政府部门的诚信，正是此类事件的本质问题。

垃圾处理本身是一个技术问题，烧还是不烧，到哪里去烧，如何烧，烧前烧后该做什么，都需要相当专业的知识。在分工细化的现代社会中，没有人可以成为百科全书，刚刚研究完PX的毒害，又要弄清二噁英有多么致癌，还要去考察一下城市规划……当然不行，怎么办呢，花钱请人来做——政府就是最大的代理，中国政府更客气地自称“公仆”。

尽管政府的形成历史比较复杂，但是其现代合法性都归结到这一点上，也就是由民众选举产生并纳税供养，为民众办事并接受民众监督。因此，当我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恶补化学、环境和城建知识，跟政府请来的专家辩论二噁英的毒害和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技术问题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政府既然不能做到让人信任，就应该把我们交纳的税金退回来。

政府似乎并没有反思这个代理关系，而力图把矛盾归结为技术问题，害得很多普通民众也陷入那些一知半解的专业知识中去。政府请来的专家说垃圾焚烧在国际上已经有了相当先进的技术，人家的焚烧发电厂也建在生活区内，本来未必是谎言，但是由于其身份存疑，可信度大打折扣，也足以看出程序的重要。要知道政府官员也并不是百科全书，在处理公共议题时，程序就是公平正义的全部保证。

因此我就很不明白， 2006年就确定选址在番禺大石会江村与钟村镇谢村的项目，为什么到了2009年才广为人知？这三年来的行政成本有多少，应该由谁来负责？番禺政府应该感谢周边居民觉悟得早，否则像江苏吴江那样，垃圾焚烧发电厂几近建成，才引发了周边居民的抗议，被迫停下，3亿元投资不知道该谁埋单。我更不明白的是，在此之前，选址是在石基镇凌边村，2004年因为遭到当地居民的坚决抵制而作罢，那么当时是否进行了充分的报道和讨论？如果当时这个过程已经公开进行了，新的选址就不用重复同样的故事了。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该项目环评尚未通过、开工未获许可的情况下，广州市政府在今年初就发布了一道措辞强硬的建设通告，宣布“违反本通告，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法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件涉及到公共利益和健康的大事，对于公众参与竟然采用恫吓的办法，事先堵住理性的渠道，预埋了公众只能以较为激烈的方式发表意见的后果。要想恢复理性对话，政府应该先撤销这则通告并赔礼道歉。

再回到技术问题，政府不仅需要在这一个项目上说服公众（而不是公众用专业知识来说服政府），而且需要对此前的李坑项目作出交代。那也是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建造而成，为什么如今在几里地外还能闻到恶臭？其污染控制实际效果如何？如果那就是达标，番禺居民拒绝它理所当然；如果没有达标，原因是什么，如何修复，如何避免重犯，谁来承担责任？

考虑到政府诚信和管理能力在民众中所获得的信任度，垃圾焚烧厂建在哪里都会遭到反对。为了不导致沉默的弱势人群吃亏，针对可能承受的心理压力、健康危害和房价贬值，政府应该事先制定补偿方案，并确定相应的谈判机制。

技术不过是冷冰冰的工具，而且往往还是一把双刃剑。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国际上再先进的技术都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甚至拿过来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