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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渔:新加坡,美丽新世界的背后

2015-04-08 10:50:50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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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晓渔


今年春节,我在新加坡度过。抵达新加坡,我立即想起“美丽新世界”。碧海青天,洁净的街道和清澈的空气(据说印度尼西亚“烧蕉”期间也有雾霾,但那是特例),夜间灯光闪烁的写字楼,无数的立体停车场。每个街区几乎都有学校,组屋和组屋之间有长廊相连,即使烈日灼人、暴雨将至,也不用携带雨伞。“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首歌似乎更适合新加坡国民。

看到这种景象,我有些怀疑乌托邦已经实现,仿佛行走在不真实的空间里。“美丽新世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回到上海,读到作家唐颖发来的小说《和你一起读卡佛》,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同样把新加坡称作“美丽新世界”。

让我对“美丽新世界”产生怀疑的,是似曾相识的“乌托邦美学”。整齐划一的组屋,整齐划一的街区,有着统一的数字编号,像“新村”也有些像兵营。这不仅是一种美学,也表达着建造者的政治观念。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里提醒:“一个城邦,执意趋向划一而达到某种程度时,将不再成为一个城邦……实际上已经变为一个劣等而失去本来意义的城邦:这就像在音乐上和声夷落而成单调,节奏压平到只剩单拍了。”

进入地铁,在车厢里见到久闻的高额罚款告示。让我意外的是,广播会传来严肃的女声,提醒如果发现可疑的人和物,请立即上报。可疑的标准是什么?依据哪条法律?没有解释。严肃的声音和明亮的地铁形成巨大的反差,乘客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广播,听而不闻。地铁车站有宣传画,画着新加坡国旗、面带微笑的不同族群的面孔,拔地而起的建筑,说明着“我们都幸福”。

“春到河畔”的新年灯会,入口处是“热烈欢庆,建国五十”的字样,里面除了醒目的财神,更有着醒目的巨幅宣传画。宣传画上是鱼尾狮和金沙酒店等标志性建筑,飞机在其中飞翔,上面写着“艰苦创业、民生跨越、经济腾飞、繁荣城市”,让我想起小时候的练习簿封面。财神和宣传画的并置,说明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至于公民权利的保障,文化思想的多样性,似乎都是可以省略的。

去年春节,我在台湾花莲同样偶遇了一次新年灯会。灯会很难看到宣传的痕迹,很多作品是市民制作,没有那么宏大、玲珑而有创意。广播在讲述花莲之美,鼓励花莲以外的台湾民众移民到花莲,并且告知如果花莲的市民有什么问题,今天行政官员就在现场。唯一和政府相关的活动是花莲县长携同僚向民众发送红包。没有专门搭台,县长就站在平地上,民众排成上百米的队伍,不用查验证件,不用经过安检。县长把红包一个又一个发给民众,身边的同僚一齐拱手致意,微笑职业却又亲切,如此往复持续数个小时。当时最大的感受是,做民选的官员太痛苦了。回头看报纸,台湾各地的官员在春节期间都有类似的发送红包行为,但是民众颇有不满者,认为这是作秀。

在新加坡有限的竞选中,必须避开“民主”、“人权”、“言论自由”这些字眼,因为在新加坡人看来,这些都是“社会混乱”的代名词。(李慧敏《成长在李光耀时代》,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竞选只谈论抽象的理念,确实难以吸引选民,但是选民视公民权利如洪水猛兽,可见公民意识的匮乏。

新加坡小学生使用的《好品德 好公民》课本,更多的是讲述公民要有哪些美德,要尽哪些义务,很少讲到公民权利。课文的标题是《我一定会成功》、《我热爱学习》、《我不乱花钱》、《这里是新加坡》、《我爱护课室》、《我的学习目标》等。有篇“屈原背米”的故事,我在国内从未读过,讲屈原小时候帮助穷困的人,故意将家中的米倒在门口的石头之间,结尾是:“长大后,他当上大官,管理国家大事,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结论是:“同学们,大家应该从现在开始好好学习,长大后为国家服务,帮助更多人。”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能使官员为民众服务?官员为民众服务,与民众为国家服务是什么关系?这些不是“好公民”关心的内容。

在中国的媒体里,新加坡是唯一一个没有缺点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缺点,而且完美无缺。一党执政、高薪养廉(在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受限的情况下,谁来判断是否廉洁,这是一个问题)、严刑重罚,促成了清洁、秩序和效率,这是中国理解的“新加坡模式”。但是,稍微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新加坡没有中国媒体描述的那么乌托邦。

这里暂且不去讨论政治制度问题,仅以垃圾为例。新加坡以干净而闻名,但垃圾并不鲜见。春节之前的牛车水(当地的唐人街)人潮汹涌,在干果摊位附近,地面上扔满了瓜子壳和塑料袋。春节之后再去牛车水,人潮不再,地面恢复了干净。

新加坡的清洁主要与清扫有关,与国民素质无关。2014年,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向乱抛垃圾者开出19000张罚单,比2013年的9346张猛增103%。总理李显龙在Facebook上传两张照片:一张是缅甸球迷清理体育场观众席,一张是新加坡滨海湾花园在音乐会之后的垃圾。李显龙把新加坡称作“被打扫干净的城市”,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也称,如果没有外籍员工的清扫,新加坡可能成为“垃圾城市”。(《联合早报》2015年2月13日)

“花园城市”随时可能变成“垃圾城市”,是不是有些意外?不。新加坡可以禁止口香糖,可以制定全球最高的罚款额度,可是乱抛垃圾者的数量却不降反升。严刑重罚不可能使民众养成自治的习惯,人们只是出于对惩罚的担心而暂时不做某事,一旦法不责众或者自认监管空白的时候就会报复性反弹。

新加坡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陆圣烈指出,新加坡500多万人口需要7万名清洁人员,而台北市300万居民却只有5000名清洁人员。新加坡环境及水资源部长维文感慨,50年过去了,新加坡国民还是没有养成不乱扔垃圾的习惯。垃圾分类在台北是由市民完成,在新加坡则是由垃圾回收企业完成。

当政府对待国民像保姆一样,无微不至又惟恐越出雷池半步,国民只能永远停留在未成年人阶段,对“保姆”形成依赖,又因为习惯顺从而失去快乐。新加坡媒体把乱抛垃圾者称为“垃圾虫”,没有谁会因为自己被称为“垃圾虫”,转而去快乐地捡拾垃圾。严刑重罚可能带来秩序和效率,但很难带来微笑。在新加坡,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很少互相点头微笑致意,这并非偶然。

新加坡经常发起各种运动,比如持续数十年的“绿化运动”和“讲华语运动”,甚至在1985年发起过“食用冻冻猪肉运动”,举行“食冰冻猪肉”招贴设计比赛,举办冻猪肉烹饪比赛,新闻中播映有关冰冻猪肉的节目。对“运动式治国”,中国读者可能更加感同身受。当孩子们习惯于被保姆喂食,最后会把吃饭视为保姆的职责,而非自己的必需,难以从中体验到快乐。

李光耀先生的去世,对新加坡是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遗憾的是,李光耀在生前没有——如新权威主义所说——通过威权手段推动公民社会,进而完成民主转型,而是满足于在威权的跑步机上做出奔跑的姿态。今天的新加坡仿佛“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是开始感受“长大成人”的快乐与痛苦,还是继续停留在“美丽新世界”里,这是一个具有挑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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