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履新之后，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提出了义务教育工作的新目标─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是袁贵仁履新以来首次就教育问题的宏观目标表述看法。他表示，要努力实现2012年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的新目标。

袁贵仁在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上提出了义务教育新目标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而且还提出了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5个重点环节。

袁贵仁在讲话中表示，要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之前是把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外，他还特别提到，要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

袁贵仁提出了抓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五个重点环节。其中包括，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以县域内实现均衡为工作重点，大力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强队伍建设，均衡配置校长和教师资源，加大义务教育阶段校长和教师的培训、交流力度；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广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在讲到保障全体学生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时，袁贵仁表示，要完善政策措施，保障全体学生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要完善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体系，落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措施，将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该会议时强调，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要让每一个适龄儿童少年平等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全面提高普及水平；保障学生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合理配置义务教育资源；发展高质量义务教育和学生健康成长，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学生都能享有条件良好的义务教育，不断提高保障水平。

连日来，许多网友对新任教育部长履职以及关心的教育问题，在网上展开热烈讨论。履新仅7天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2009年11月8日在河北省举行的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上，回应了广大网民对新任教育部长的“五大期盼”。

其中位于网民“期盼”之首的“提高教师素质”问题时，袁贵仁说，首先要严格把好教师队伍的“入口”关，而对于已经在岗的教师则要做好培训提高，对于实在不能胜任岗位的教师要合理安排。同时，他表示，要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加大投入的重点之一。在人民网开设的《我给新教育部部长递个话儿》栏目中，网友留言已达849条，更有近17万网民参与“你对新一任教育部长有何期盼”的网络调查，其中，“提高教师素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实现素质教育”、“提高教师待遇”、“治理‘校官’腐败”、“解决教育公平，打破地域教育差距”成为网民对新任教育部长的“五大期盼”。

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警惕教育腐败……在袁贵仁的讲话中，网民的“五大期盼”全都涉及。“多倾听老百姓的意见，把好事办好。”在谈到避免学校由于布局调整造成班额过大和学生辍学时，袁贵仁这样告诫与会代表。

谈到网友对教育工作的大量意见和建议时，袁贵仁说，群众有些地方不清楚，有疑问也是正常的，“教育部门应该多作一些解疑释惑工作”。这位新任教育部长同时相信，教育管理者“耐心听”，“然后把工作做到家”，就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民间普遍认为，周济在教育部任上并无有据可查的贪渎行为，近些年来教育改革的迟滞和周济部长的作为失当，是导致周济下台的重要原因。既然周济已黯然下台，再去追究毫无意义。那么，袁贵仁会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带来什么？众所周知，中国教育矛盾重重，积重难返。袁贵仁恐怕也不能解决教育的积弊，为教育带来新生。

袁贵仁提出的“药方”，义务教育的是均衡发展，高等教育则强调以需求为导向，各类院校合理定位，努力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应该说，在教育界阅历颇深的部长先生一定对这两个方案进行了长久的思考，但袁部长的解决方案难以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看上去对公众关心、高层关注的问题作出了正面回应，但对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则未触及。

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经费投入低，基础教育负债高。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只占中国经济总值的百分之三点几，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而与教育投入短缺相对应的是，中国基础教育的负债总额急剧上升。负债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教育经费投入增长速度，负债总额相当于一些地方一年财政收入的80%，最高的四川省小金县负债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6倍多，同时教育负债面也很广，有些县80%以上的中小学都有负债。

教育经费投入低，负债高的结果是，学校乱收费成了当今中国久治不愈的顽症。

2、触目惊心的“吃教育”，学校乱收费已经让许多贫困或不太贫困的家庭，不堪负担子女的教育。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最近几年“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他们痛心疾首地说，“教育是国家一项根本性的事业，应当最纯洁、最重要。但是现在一些学校的暴利问题突出，甚至有人称教育为一个暴利行业”；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对教育的高收费表示了强烈地关注，他问，“教育收费已经成为部分家庭的沉重负担，是因为教育成本增大了，还是滋生了一些人的腐败？”

教育暴利与教育腐败是一对双胞胎，这是最近几届“两会”代表、委员普遍关心的问题。更大的腐败集中在高校。一些地方高校扩招后，教学质量滑坡无人关注，教师岗位津贴却大幅上升。一些高校平均每名教师仅工资、津贴等收入加起来就有六七万元，远远超出当地公务员的薪金。华北地区一沿海大城市所做的统计表明，高校教师如今已被列入高收入阶层。单靠国家拨款，教师无论如何也无法跻身富人行列，“吃学生”已是公开的秘密。教育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相当稳定的恶性循环：投入低—负债高—乱收费；最后是“吃教育”……

谁在“吃教育”、“吃学生”？当然是为人师表的老师和校长们；靠什么吃？靠的是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紧缺。各级学校的掌门人将市场经济法则引入校园，利用供不应求的教育资源牟取暴利。他们将教育变成商品，明码标价，花样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从“吃学生”中获取的暴利，已经让许多学校赚得盆满钵满。这几年，好多学校掀起大修楼堂馆所的热潮：多功能厅、学术会议厅富丽堂皇，校长办公室越来越气派，学校也越来越华丽。校长们频繁地出国考察，教师们假期免费旅游。到了年底，各个学校发年货、定做高档服装；一些重点学校的奖金一年下来可以拿到好几万。

对这种“吃学生”的腐败，家长控诉了好几年，媒体声讨了好几年，上面似乎也有所察觉，每到新学期开学，都有禁止学校乱收费之类的文件下达，但暴利教育依然没有改观。

3、将债台高筑、摇摇欲坠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吃教育”的豪放联系起来，农村孩子为“吃教育”的人买单。“吃教育”的人所吃的，恰恰是农村的贫困学生。因此，巨额教育债务的受害者是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是广大农村的莘莘学子而不是主管教育的教育局。

例如广东省化州市教育局，不仅可以每年吃掉和私分教育经费上千万元，他们还挪用教育经费，给教育局盖了一座建筑面积5271平方米的办公大楼。这个教育局共106人，人均办公用房超过了50平方米。而它属下的许多学校里，学生却只能在四面漏风的危房中上课。教育局的办公大楼富丽堂皇，而孩子们上课的教室却破烂得让人难以置信。民间形容乡村学校的顺口溜：“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椅子，新中国的孩子”。当然教室肯定不是清朝的，桌椅也不可能是民国的；能经历一百年风雨而不倒塌的房子应该是不错的房子，能用几十年而不散架的桌椅也肯定是不错的桌椅；而有些学校的凳子是用木板和砖头搭起的，房子是以最简易的方式凑合出来的——单薄、简陋，摇摇欲坠，外墙还用木头柱子斜支着。

4、教育进入十大暴利行业，教育成奢侈品。巨大的教育管理成本，巨额的基础教育债务，在危房中上课的学生……这种教育还会有暴利？当然，农村的基础教育肯定没有暴利；农民们连“义务教育”都买不起，怎能买高价教育。但许多农村孩子读完初中就不读了，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负担不起更高一级的教育费用。能从教育中牟取暴利的，主要是城市的学校。

教育的高价化，使得教育俨然成为以财富多寡来决定弃取的奢侈品。其恶果是必然形成富人交得起学费上得起学而穷人却上不起的局面，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和国民素质的综合提高。大米是每个人生存的必需品，对于发展机会而言，教育就是每个人发展的大米。如果哪个社会连大米都成了奢侈品，谈论一切都是废话。

教育是否应该成产业的争论尚未完成，但教育产业化已经在中国实实在在地扎下了根；官方公布的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中小学教育排在房地产行业之后，为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亚军。

如果敛财是由于国家投入不足，那么这多收的暴利是用在了教育上吗？答案是否定的，据媒体报道，北京市的一所普通中学被查出的一笔教育乱收费就高达700多万元，而几名校领导私分了这笔钱。教育腐败是最让人痛心疾首的腐败，它和国家投入充足与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教育腐败一日不除，教育便难以杜绝暴利。

中小学校的教育暴利触目惊心，而在没有实行义务教育的高中、大学里，高收费则更是合法的、理直气壮的。教育暴利更多的是指城市的教育：国家给城市学校的经费不仅比乡村学校高，而且旱涝保收；尤其是大学，既可理直气壮地向国家伸手，又可理直气壮地向学生索取高价。教育产业化，已经引起了越来越的中国人的不安。一位的网民写了《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一文，文章在网上贴出来，便引起了强烈反响，包括人民网在内的上百家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

教育暴利问题，深层次反映的还是教育领域的腐败问题。而造成教育腐败问题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社会变革期间的资源配置、资源管理、需求平衡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教育是一个高度垄断性行业，教育领域腐败当然具有垄断行业的腐败特征。凡是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可能有腐败问题，而垄断行业的权力更大，腐败也就比非垄断行业严重。

造成教育腐败可为以下六方面的原因：

第一，教育消费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使得教育资源紧张，成为短缺资源，为控制教育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了谋利机会，并因资源竞争而产生权钱交易。“再穷也不能穷孩子”，无论是否富有，大多数的家长都舍得在孩子教育上花钱或投资，正是如此，一些单位专门在教育和学生身上打主意，利用教育资源谋取私利，一些学校也变着花样从学生身上捞钱。

第二，教育经费困难，学校为弥补经费不足而“创收”。一些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在规定的收费项目之外，自行出台一些收费规定、政策和项目，但是，教育经费管理不够规范和完善，监管和约束均不到位。学生和家长怕受牵连，不敢署名举报，无力改变不合理收费，只好默认，久而久之，这种乱收费的“行风”却具有了某种合理性，一些领导干部和教师却借乱收费之机大发不义之财。

第三，学术风气不正，除了内在的因素，更多是受社会流弊的影响如文凭热引发的文凭腐败。学历与权利、利益建立了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文凭、证书对求职者来说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对于在职者来说可以增加晋级、加薪机会，而一些地区和单位在用人问题上片面追求高学历，以文凭论英雄，人为地以学历框定能力层次，于是文凭成为一些人，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得以升迁、发展的筹码，以致文凭掺假、学历、职称造假现象越来越多，用钱买学历的现象也开始出现，一些学校、专业甚至随行就市，明码标价。

第四，教材销售环节的暴利空间造成书价虚高，特别是教材销售存在恶性竞争，引发销售回扣。书店搭售教辅用书、教学挂图等一些学校可以选择订购的图书，往往可以靠“回扣”达到目的。

第五，市场经济对教育产生巨大冲击，不少人把教育完全当做经济产业，高校办学经费由过去的单一财政拨款转变为多渠道、多方位筹资，一些学校逐渐演变成营利性机构，但是学校却没有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健全而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学校对法规、纪律执行不严，财务管理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设置账外账、私设小金库，为腐败提供了机会。

第六，对教育领域腐败查处的力度不够。一些教育部门的主管领导对腐败危害认识不清，发案之后遮遮掩掩，甚至为腐败分子鸣冤叫屈，托关系说情，对查处工作产生了较大阻力。一些地方连年发案，办案机关以书面、口头方式提出批评和整改建议，但是有关单位依然措施不力，以致案件年年查，年年发。

因此，笔者认为，教育腐败一日得不到根本上的革除，中国教育就一日得不到新生。而根除腐败，却不是袁贵仁一人能够办到的。中国腐败的根源是体制腐败，唯一的药方是加速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教育均衡”目标，仅仅是袁贵仁的登场秀而已；教育腐败不除，政治体制改革不兴，教育部玩再多花样，也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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