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内战”与围城效应

　　台湾持续至今的反贪腐倒扁运动，以和平、理性、有序的整体表现，被海内外舆论视为近二十年民主化实践的一个重要转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民社会的成熟性。

　　但是，从中南部的局部冲突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非理性和极端的暴民政治，仍然是台湾政治乱象的主要诱因。

　　“九九静坐”以及“九一五”围城之战，构成了今次反贪倒扁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但是，由于至今未达到预期目标，导致抗争运动开始出现焦躁情绪，某些激进的声音在干扰运动的方向，也会影响观察家们的认识和判断。

中产阶层抗争的局限性

　　在亚洲多数地区政治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已出现了韩国、菲律宾、泰国、尼泊尔的模式，它们大多以极端、激进和冲突为主旋律。最新的例子，就是近日的泰国军事政变。而台湾的这轮政治博弈有所不同，因为它仍被限定在政治攻防的范畴内，军事政变的几率几乎为零。

　　必须强调指出，自1979年高雄事件以来，包括90年代诸多大规模抗争活动，台湾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失控和脱序现象。虽然有零星和局部的冲突，但都很快被控制住，没有蔓延扩大，没有造成公权力丧失。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大致上也是如此。

　　从现在来看，这次反贪腐运动应该也不至于发生本质性变化。中产阶层抗争手段的局限性，社会各界对暴力和激进诉求的排斥，使得罢工、罢市、罢课的可能性很小，政局走偏锋的可能性也不大。同时，美国以及中国大陆也都无意介入。

　　如果只是单纯发出反贪腐倒扁诉求，则“九一五“围城已经达到目的。反贪运动不分族群，蓝绿、省籍、统独，成为社会的共识，这表明台湾多数民众已经否定了已持续六年的陈水扁政权。

　　但看近期政局，笔者发现，反贪并不是唯一目的，倒扁也只是与反贪腐有直接关系的诉求。因为在反贪腐倒扁诉求的背后，还有更多政治算计和考量。无论是施明德，抑或是朝野政治人物，他们的政治盘算显然和参与倒扁的多数群众是不一样的。抗争活动移师台北火车站之后，运动的规模大不如前，倒扁总部依然苦撑待变。这是因为追求更深层目标的必要气氛，尚未全面形成。

“退场机制”已成当务之急

　　在近距离观察中，笔者承认这次运动的开局不错，但对其可持续性从一开始就有所质疑。其中，施明德个人的健康状况是一个关键因素。一位健康状况不尽人意的政治领袖，在没有政党强力配合下，如何率领乌合之众与掌握政权的陈水扁对决？能否扛得住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这当然令人担心。

　　再者是经费的短绌。群众的情绪被调动之后，其政治诉求若无法实现，那就势必会显得浮躁，势必出现杂音，就会酝酿各种极端的主张。原本的和平、理性和有序，就会被扭曲，甚至可能出现某种反动。这样，反贪腐倒扁运动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就难以为继。

　　“九一五”围城之战之所以难以扩展到其他县市，原因之一是力有不逮，达不到效果；二是各地方都必须依靠国民党的动员，但这又很容易导致蓝绿对决的格局；三是除了台北之外，其他地区的组织动员力仍然薄弱。围城效应能否持续，端看10月10日“天下围攻”的号召力。能否调动数十万民众参与，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而就在此时，“退场机制”被反复提出，各政治势力和政治人物各怀鬼胎，政治仲裁者和政治精算师们也在暗中讨价还价。没有人会是大赢家，但采取何种退场机制，已是当务之急。

各政治势力都力不从心

　　人们注意到，李登辉将近期政局定位为“民主内战”。善于后发制人的他指出，街头游行不能解决问题，立法院才是稳定政局的关键所在，他自己和台联党会“保持中立”。

　　所谓“六人政治协调会议”的呼声日渐高昂，有关二次罢免、弹劾、“虚位总统”等方案更加直截了当。甚至还有人指出，一旦陈水扁下台，为了防患于未然，必须逼迫吕秀莲共进退。除了和陈水扁绑在一起的游锡堃之外，吕秀莲、苏贞昌、谢长廷都与陈水扁保持“安全距离”，但还不敢最后切割。马英九费尽踌躇，无法作出进退抉择，在在反映出零和状态依旧、僵局难以解套，以及急于寻找出路的焦虑感。

　　所谓“虚位元首内阁制”，最本质的意义在于修宪。可问题是，由谁来主导宪改？宪改内容是按照李登辉台独势力的意志，实现法理台独的阶段性目标，还是按照其他势力的预案，既确保内阁制以及“虚位总统”架构，又要确保中华民国宪法前言六项条款不变，继续承诺“四不一没有”？

　　当然，陈水扁也许是企图转移视线，在宪改问题上铤而走险，呼应深绿阵营的诉求，在宪改问题上展开最后对决。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但从所谓的“民主内战”的定位上，我们或多或少也触摸到施明德与陈水扁之间的这场博弈，除了反贪的正当性之外，实际上还包含了争夺宪改主导权的内容。

　　“围城”效应显示出台湾民主化转型期的逐渐稳定和成熟，堪称“新公民运动”。这也是对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阶段性验收。然而，“民主内战”也反映出这次运动的局限性，折射出不同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以及政治人物志在必得却又力不从心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