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在由《时代周报》举办的“2009年经济学家看经济政策”演讲中提到，今年全年“保八”不太可能。他说：“今年中国50万亿救市，力保8%，我觉得保不了，今年能够有7%，甚至6.5%就不错。” 茅于轼认为，很多人说金融危机是经济自由造成的，建议不要经济自由，要政府干预。但如果我们把经济自由换成经济干预的话，问题就来了。经济危机跟经济自由毫无关系，相反，我们要坚持经济自由。他说：“中国改革成功就是因为有了自由保护，有了自由交换，不管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有了自由交换才会有生产权。”

茅于轼认为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的环境下，一定要保证拥有国际市场。他说，半以前，国际粮食涨价，如果我们出口粮食，把粮价给压下来，国内粮价上升，那是好事。”茅于轼说，“因为国际粮食涨价，自由贸易肯定有出口，出口就赚钱。但是我们国家宣布了不许粮食出口，温家宝说不许一粒粮食出口。我老说温家宝的不是，其实我特别喜欢温家宝，真是好总理，但是他经常受骗。”

比茅于轼更绝的是著名地产学者、北京师范大学的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董主任在一个房地产高峰论坛上称房地产没有泡沫，他指出“现在离婚率比以前高了很多，理论上离婚就需要两套房子住人。我们还发现同居的人现在大量增加，同居也是需要房子的。“有的人有两个三个家庭，也都需要房子”。在别人尚为房产价格居高不下感觉困惑的时候，“洞若明火”的董藩先生指出了房产价格居高不下的根源；是因为两性关系！董藩主任此番言论，透露出是一个学者与专家的“良心”！专家就是专家，用这么“高度”的战略性思维一路想来、举一反三、活学活用，令人钦佩。因此，我们或许会发现，猪流感之所以爆发，主要原因是由于猪牛等畜生没有性道德而滥交；但没有性道德而滥交的猪由于大量配种而能够巨量繁衍，从而促进中国畜牧行业的极大发展。可以这么说，董主任的思想不光照亮了房地产行业，而且也给畜牧行业带来了“吉祥”，指明了金光大道。

依照董专家的理论思想，既然两性关系能使房子需求旺盛，也一定会促使肉食需求的增加，因为维持两三个家庭不是简单的事情，必须使双方保持旺盛的精力方可达到，所以说农牧行业的春天也会随之房地产业的复苏而得到极大发展。但前提条件就是董主任所说的，一定要先在中国男女“两性关系”上“狠抓实干”，每天大战三百回合，以维持体力而必须吃猪肉。当然，“混乱的两性关系”还可以拉动汽车行业的发展，如今的“二奶”、“三奶”既然都住上了别墅，出行又怎么还有骑自行车的道理！当然，在其他方面，“混乱的两性关系”不断的物质需求，也定会让每个行业都能够分上一杯羹，能够空前地拉大中国内需。所以，按照董主任所研究的拉动经济的“一揽子经济法”，中国不腾飞不崛起都难。董藩董主任，旷世奇才也！

 “两性关系”理论“高屋建瓴”的让一些看似复杂的东西简单化、通俗化，这就是一种贡献，也更能让人理解和操作。或许连最有想象力的人都想不到，这种理论的启蒙作用可见一斑。

当然，这种光辉灿烂的理论专家也不能让中国专美，美国也有。美国就有专家指出，许多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越来越引起世界的注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见长的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里金钠·艾布拉米说，“中国模式”首先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实用的模式”，是增长的模式。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适应新情况，取得巨大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使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除了经济领域，“中国模式”也使中国在社会等各个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教育方面，中国普及了基础教育，大大降低了文盲比例，现在中国青年人享有获取信息的多种渠道。艾布拉米认为，“中国模式”还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还保持了“社会稳定”，这对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非常具有吸引力。虽然这些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国情有所不同，“中国模式”也许不完全适用，但“中国模式“的出现毕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发展道路。

在艾布拉米看来，“中国模式”不仅具有实践意义，还具有三大理论意义。“中国模式”首先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艾布拉米说，在中国，很多乡镇企业在实现增长方面非常有效率，乡镇所有制也是一种公有制。由此可见，所有制的形式不是衡量效率问题的核心，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能否受到预算的刚性约束，从而杜绝无效率的行为。其次，“中国模式”颠覆了新兴的大国必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的论点。艾布拉米说，在国际关系史上，崛起的国家都好战和侵略成性，其崛起必定会颠覆国际秩序，因此如何遏制崛起的新兴大国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再宣示，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并没有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再增加一个新例子，反而增加了一个“反例”。第三，“中国模式”还颠覆了经济发展必将导致西方式民主的定论。艾布拉米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建立西方式民主之间具有必然联系。在中国崛起之前，相关的统计数据已经表明，经济发展和西方式民主制度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中国的发展则为这种结论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实证。

全球经济不景气、美国次贷市场造成的金融危机把欧美几个主要经济体打趴了，为何中国却相对稳定？在这一次百年难见的金融危机当中，中国大手笔地以扩大内需为武器来抵御冲击，被专家形容是“成效卓著”。虽然中国和国际贸易关系密切，自然无法全身而退，但是和主要经济体相比，的确前景比许多国家要乐观的多。

事业遍及中港英的企业名嘴邓永锵就说，他认为在危机的时候必须要保持乐观，而中国更是比别人有更多乐观的理由。例如外界一直担心的农民工返乡成为失业大军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中央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不会坐视不管。他的理论是，现在中国最担心的是社会问题，所以中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会保持社会的和谐。

伦敦布鲁奈尔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刘芍佳博士从中国返英，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大手笔把资金投入国内，的确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刘芍佳博士说，最显著的就是农民工最大来源地之一的重庆，而当地的廉价火锅店则是充斥了中下收入阶层的客人，意味着就算是打工阶层的人也有着“良好感觉”。

邓永锵觉得中国政府一定会想方设法降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而且中国的银行系统相对而言，与国际金融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中国的银行几乎只有一个对外的管道，也就是国际资金的往来几乎都是要经过香港。而且中国政府一声令下，救经济也好、整顿金融也罢，都可以立即执行。刘芍佳博士则指出，中国的银行体质相对是比较健全的，西方的金融机构却没有从亚洲国家学习经验，所以海啸来袭的时候，一家又一家的银行应声倒下。中国另外一大优势就是政府手中掌握了许多的现款，所以可以在不对外举债的情况之下，将大笔资金投入国内市场、活络本身的经济。

有的专家说，币值和经济挂钩的英美，是希望以稳定经济达到稳定货币的目的，而中国则是希望以稳定经济达到稳定社会的效果。就目前而言，中国至少做到了让大部分社会群体“感觉良好”，但刘芍佳博士担心，这么多的资金流入国内市场，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而中国向来强调不论是政治、经济都没有在地区称雄争霸的想法，但是中国是地区长最快、幅员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就算自己不愿意，中国也得扮演一个稳定地区经济的磐石的角色。而亚洲的经济能否脱出困境，中国当"榜样"的代价之一就是大家都在看中国如何贡献一己之力，推动亚洲的经济及早复苏以及为恢复世界受创的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石。

金融海啸发生以来，美国等暴露了那些金融寡头贪得无厌、掠夺财富的横蛮，出现中央政府救治无方、进退失据的窘态。这一次空前的金融乱局，使西方经济学家感到极大的困惑，华尔街一片溷乱，动乱了西方大国民众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信心，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暴露了它的重大缺陷，某些力主政府绝对不干预的经济学家，如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利民，他的理论受到质疑甚至破产。相反，中国政府社会主义式的全局宏观调控却显出了独有的优越性。

专家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肯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和经营管理中的先进经验，金融海啸又肯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以及市场和政府两手并用等的优越性。因此，专家呼吁中国要有信心，要开始大肆自吹自擂。因为，某些自称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没有志气，害怕人家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为何不去和平演变人家的资本主义呢。

专家说，共产党人如惊弓之鸟，天天害怕人家来“和平演变”自己，则暴露为何作为革命党人无志气乃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名言彻底抵制了那些为维持一己的既得利益的“和平演变”论者。发挥自己的优越性，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笔者近来有些烦躁症状，可能是因为中国自身存在诸多社会疾病一时无解而焦虑。但看了这些专家学者积极探讨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文论后，就经常大笑。烦躁症状，也就暂时消失，笑一笑，十年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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