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说，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所谓“出问题”，就是“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发生“和平演变”。对于“和平演变”的忧虑，源于毛泽东。他曾对身边的人说：“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邓和毛都知道，“和平演变”是个有规律性的东西，是防不胜防的。现在海内外有些人却认为，大陆的执政党是铁板一块，是不会从内部发生变化的，这些人不如邓和毛的见识。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就有两个老师，即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国民党在台湾已经从专政党变成了宪政党，在选举中先下台又上台。苏共也从惟一执政党变成了最大在野党，党的纲领则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弯；自然也有不愿意改变党的路线的前苏共党员，其组建的新党在选战中却一败涂地。老师已经变了，学生跟着老师变，是顺理成章。

事实上，中共自成立以来一直都在变。就其社会构成来说，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到以农民（包括拿枪的农民）为主体；再到以官僚为主体。从其政治纲领来说，从鼓吹苏维埃主义到鼓吹新民主主义（在华美国人在对比国共两党时，将中共称为“土地改革者”），到推翻各党派《共同纲领》实行“三大改造”；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三个代表”。在1937年，中共如果不实行“四个放弃”与“一个承诺”，即放弃“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政策”、放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放弃“中国工农红军”、放弃“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和作出“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的承诺，就可能没有后来的延安。在1978年，中共如果不反对“两个凡是”和实行“一个转移”，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不可能出现后来“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毛泽东在位时预言，他死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今已经是这片土地上的现实。如果用毛的尺子来衡量，左翼“无产阶级政党”早已“和平演变”为右翼“资产阶级政党”。现在所谓“一百年不变”论者，既不是毛泽东理想的信徒，也不是邓小平路线的卫士，只不过是现行体制下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不反对或者说无力阻止向坏的方向即权贵资本主义、资本官僚主义）演变，只是一味反对或者说竭力抗拒向好的方向即宪政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演变。

中国的政治，代际政治非常明显。代际政治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主要的政治分界不是在同一代人的中间，而是在两代人之间。同一代人的政治分歧，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同一代人的政治争论，不过是茶杯中的波澜。只有在人事的代际交替时，才会出现具有实质性的政治转变。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的政治阵营诸如左翼与右翼、激进与保守均是跨代的，不少美国人之所以成为民主党或共和党人，是基于家庭原因，尊重和继承父母乃至祖父母的党派倾向。美国宪法200多年来保持基本不变，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制度原因。而在20世纪的中国，更多出现的却是子辈对于父辈的背叛和决裂。五四青年一代对于参加过戊戌变法、同盟会的父辈，感情上已经格格不入；70年代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以的激烈方式宣告了“红卫兵”与其“红司令”的决裂，也就是共和国后出生的一代与创建共和国的一代的分道扬镳。80年代，几代人曾一度在改革道路上同行，但是在经历“六四”创伤以后，代际间的共识已经无法达成。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主体是军人，第二代领导人大多是党务工作者出身，第三代领导人大多是工程师出身，第四代领导人还是工程师出身，比如中共十六大产生的9名政治局常委没有一个人是学文科出身的，绝大多数人在1978年担任副处级以下的职务，在几年时间里就跃升至副部级职务。他们既没有当工人农民士兵的经历，也没有研习政治理论的时间和条件，多数人甚至没有担任过处局级的正职干部。然而，第五代就出现了变化，现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中，拥有文科最高学历者已经超过了理工科出身者；而且，这些人都插过队，了解民间疾苦；多数人是从县（处）、市（厅局）、省（部）而递次晋升。

第五代中共中央，习近平是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李克强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李源潮是中央党校的法学博士；在十七大的新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除了“二李一习”，刘延东是吉林大学法学博士；王岐山具有高级经济师职称；张高丽是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兼职教授；薄熙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汪洋是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硕士；令计划是湖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王沪宁是复旦大学的专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院长。执政集团中的博士与反对派阵营中的博士对垒，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崭新的现象。二者既然都是博士，自然会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有大致相同的师承和知识背景。“政法系”作为知识上的一个共同体，在政治上分化为执政者和反对派两个对立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对于多党民主制的建立是大有好处的。事实上，博士与博士之间除了有学术上的共同语言，还有一些人脉上的联系，从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来看，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利于朝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对话。这对于多党民主制的建立是大有好处的。从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来看，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利于朝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对话。

这种结构，非常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专政党演变为宪政党。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曾撰文详细论证了列宁是如何用“专制”概念篡改了马克思的“专政”概念。马克思笔下的“专政”一词出于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这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通常为半年，延期则需要再次授权），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在独裁期间的行为。可见所谓专政，第一它意味着民主的中断，即有专政则无民主；第二它与法治不相容，专政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第三它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晚年的列宁把马克思的“专政”偷换成了“专制”。他说：“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只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党所能联合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成为革命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因此专政的对象不限于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之外的一切社会阶层，是“一党”之外的一切政党和团体，是独裁者之外的所有人（包括“一党”内部的反对派）。列宁的“专政”理论是“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所以，中国大陆执政党的转型，最根本的是要改告别列宁主义意义上的“专政”，不论是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党的专政。必须彻底告列宁的“革命成功以后的革命专政”，才能回归马克思的“取得政权以后的宪政民主”。

中共十七大前夕，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给中共高层写了一封信，提出 “从理论到实践反思‘专制体制’的过程及其后果”，将中共“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执政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型政党，转变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国家的现代执政党”。他在信中尖锐地提出了“党国”问题。党国制由列宁首创，后来发展出斯大林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几个分支。中国国民党的领袖把党国制引入中国，提出所谓“以党治国”、“党在国上”。而在毛泽东的手中，党国制的“一元化”领导体系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党国制，是使执政党“行政化”、“官僚化”、“特权化”的根本原因。

在1980年代，邓小平多次提出党政分开的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表示要“着力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1986年9月至11月，邓小平在谈及政治体制改革时，强调高度集权、党政不分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和今后形势与任务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因为政府机关“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根据邓小平的思路，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党政分开的五点具体设想：⑴理顺党政关系，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把握政治方向、提出决策建议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⑵调整党的组织机构；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分应当撤销，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要逐步撤销，党的纪委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应当集中力量管好党纪。⑶改变“一元化”领导模式；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党组织的作用是保证监督。⑷尊重群众自治；在党和政府同群众组织的关系上，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去办。⑸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按照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原则建立类似国家公务员的制度进行管理。虽然邓小平讲过：“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但后来，中共十三大所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完全被束之高阁。党政不分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强化了。要真正实现党政分开，彻底告别党国制，“回归十三大”是必须迈出的一步。

此外，国库不能成为党库，即执政党需要多少钱就从国库拿多少钱。在宪政国家，政党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党员上缴的党费，社会各界的捐款，财政根据法律给予的资助；资产收入和组织活动、印刷文件以及出版物发行的收入等；紧密型政党较多依靠党员上缴党费，松散型政党较多依靠社会各界捐款。上述可统称为政党自身“经营”所得；“经营”所得必须公开账目，出具审计报告，接受社会监督。捐款必须限定数额、限定对象。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各国政党法对于政党接受捐款，都有非常具体和严格的规定。有些国家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合法政党，也给予财政资助。《德国政党法》规定：“国家资助的分配应以政党在欧洲、联邦一会和州选举中成功赢得选民为基础，以党费总数和其从捐款获得金钱数量为基础。”政党获得的选票越多，获得的赠款（党费或合法得到的捐款）越多，国家拨给的资助就越多。但是，“国家资助的数额不应超过政党自身通过出色管理获得的年度收入。提供给所有政党的经费总额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绝对上限。”党的经费来源以自身“经营”为主，以国家资助为辅，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薄一波在十三大前夕曾说，“毛主席讲过党的机关要用党费来开销，人员不能太多”；“统计一下，共产党员吃国家饭的有多少人？民主党派吃国家饭的有多少人？”最近有人算了一笔账：2005年全国有党的基层组织352万个，其中基层党委17万个、总支部21万个、支部314万个。党委委员和书记都属于国家公务员，为他们支付的费用更高”。中国国民党至今仍然被党产问题所困扰，中共应当从中吸取教训，未雨绸缪，尽早解决好党产问题。所谓“党产”主要是两大块，一块是党的机关所占据的房地产及办公设备，一块是直属于党的系统的企事业单位的资产。党的机关所占据的房地产，属于国有资产，在党政分开后，党的机关如果继续使用这些房地产及附属设备，必须每年向国有资产管理局上缴租金，列入党费开支。法律不允许政党利用这些房地产从事经营性的活动。党直属的企事业单位，其资产也都是国有资产，应全额划拨给国务院系统。

解决党国制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落实现行宪法关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规定，把“党在国上”改为“党在国下”，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要在宪政框架内活动。

民国初期有一句话，叫做“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中共与国民党一样，在掌权之后，原本的革命党性质就转变了，变成了以官僚为主体的党。但是二者也有所不同。国民党取得政权的时候只有20多万党员，不得不吸纳大批旧官僚；而且没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了党政军特分别对蒋介石个人负责的格局。中共建政的时候已经有448万党员，而且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部培训，仅用几年时间就实现了对官僚队伍的全覆盖；此外，通过党支部进村、进厂、进居（委会），建成了比“行政网”更稠密的“党网”，有力地推动了计划经济与总体性社会的形成。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的非官僚党员尚有一个参与政治运动的功能，同时也有一个干部后备军的功能。在邓小平时代，一方面不再搞政治运动，一方面又建立了公务员考任机制，非官僚党员的作用日见萎缩。尤其是在市场化以后，许多基层单位的工人、农民党员事实上已经不再参加组织生活，只是继续保留在“花名册”上充数而已。

目前，在“全民党”（“三个代表”）、“中性政府”、“和谐社会”的理论框架内，已经没有意识形态挂帅的“革命党”的容身之地。

在理论研究与思想论争的功能萎缩之后，在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功能萎缩之后，一旦时局转变，不得不参与竞争性选举的所谓“选战”，擅长于自上而下地灌输和执行的“官僚党”势必一败涂地。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一度下野的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共如果要避免同样的命运，就必须未雨绸缪，再造党的功能和组织，把“官僚党”改造成面向选举、面向选民的“选民党”。

“选民党”必须打破自我封闭的圈子，成为一种开放型的政党。按照“先锋队”的模式，所谓“先进分子”只会根据既定的理论模板复制自身，而不会反映“人民群众”不断变化中的真实心愿；只会代表一个自我封闭的统治集团所认定的“根本利益”，而不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现实“利益”。实践证明，由组织部门自上而下地指定党的干部和民意代表候选人的作法，只能“从矬子中拔将军”，培养出经不起“选战”风浪的“温室中的花朵”。

要选拔一大批为选民所熟悉、所喜爱的“政治明星”，必须通过以下两个途径。首先，是实行党内民主制。马克思说：“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而现行的中共党章却保存着“等级授职制”的条款。第二十七条：“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报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第三十条：“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出的书记、副书记，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第十三条：“在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批准制和指派制，实质上就是“等级授职制”。在实行民主制的各国社会党的章程中，就没有批准制和任命制的丝毫痕迹。而且，它们还在一些领域中实行了党员直接选举，取代党内间接选举制度。没有党内的理论争论和自下而上的公开选举，就不可能涌现出领袖型的政治家，而只能产生平庸的政客。其次，是通过为选民维权和进行各种公益活动的方式，成为选民利益的真正代言人。曼德尔在《论官僚》中写道：“工人国家官僚化的过程也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因独揽国家大权而起的政冶特权；第二阶段是物质力面与文化方面的官僚特权；最后的阶段就是完全的堕落。在最后的阶段，政冶领导人不但不再约制官僚的滋长，而自觉地融合于其中，且变成增加特权的原动力。”

要避免“官僚化”，第一是要废除“政治特权”，定期从选民那里获得政治授权，第二是要把为选民服务作为日常性的党务工作。

在宪政体制下，执政党在行政机构中的作用是通过担任政务官（政府首脑、部长和政务次长）的党员来实施的，而不是在政府部门中设立党组，由党组发号施令来体现。由于公务员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所以执政党的积极表现主要不是在行政执行环节，而是在议会的立法、监督环节。现在，中共还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们所谓的工作经验，只是行政官僚的经验，而不是政治家的经验。政治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要与选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实行议会内阁制（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选民不能直接左右行政部门的构成与决策，他们直接接触和影响的是议员（人民代表），必须通过议会才能左右行政部门的行为。在美国，所有的国会立法议案，都被冠以议员的名字。如果没有为选民维权，为政府立法的历练，怎么可能产生“政治明星”，怎么保持执政党与选民的血肉联系呢？

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如果不进行党的功能和组织的重建，就不可能赢得未来的“选战”；而对“选战”的恐惧心理，又成为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于是便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只有从执政党的自我改造入手，才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