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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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
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
　

    著名科学史家、《爱因斯坦文集》主要编译者许良英，在他的文章《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中，分6个部分——“我的科学启蒙老师”、“平等待人富有正义感”、“束先生为人的另一面”、“《束星北档案》之可贵与不足”、“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和“束先生1943年12月17日给爱因斯坦的信”，回忆了他的科学启蒙老师束星北，并在最后两部分分析了一向以正直耿介著称的束先生为什么会在1979年伪造曾当过爱因斯坦助手这段历史，读来令人感慨，现摘编刊发并邀读者与我们一起思考。
                                                          ——《大众科技报》编者
　

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　

    樊洪业用这个题目在2005年 12月8日《南方周末》上发表一篇长文，里面引用了不少我的话。为了把问题讲得更准确，需要作一些回顾。

    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说自己于 1928年5月去拜访爱因斯坦，随后在他身边当了一年研究助手。我读后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束先生在浙大将近30年从不向物理系师生提起这一光荣历史?但我相信束先生为人耿直，不会说假话，也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很高兴地给束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经历了16个寒署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寄给他，诚恳地向他请教。想不到他回信冷冰冰的，只说一句，我把这几本书“束之高阁”，接着说他现在是真正佩服共产党了，因为知错能改，并附了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诗。这封信很使我纳闷，因为我所认识的物理学界前辈对《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都很重视，而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束先生为什么对它没有一点兴趣?那时我工作很紧张，没有心思去深究。现在明白了，他感兴趣的是自己虚构的爱因斯坦，对真实的爱因斯坦则敬而远之。

    1982年，束先生通过周志成和幼女束美新一再邀请我去青岛聚谈，说他有很多心里话要向我倾诉。他还建议我要研究社会史，着重研究能让后人深刻接受的历史教训。我准备待书稿《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完成后，于1984年去看望先生。孰料先生竟于1983年10月30日猝然病逝。

    1987～1988年间，辽宁作家协会专业剧作家张大凯多次来访。他为束星北先生传奇式的一生所感动，写了一部电视剧，曾在青岛住了半年以上，进行过大量采访，并查阅过全部档案。1988年7月他给我看了束先生于1954年和1964年填写的两份履历表，表中都未提到1928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之事，我就开始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打电话问王淦昌先生，他说从未听束先生向他谈起与爱因斯坦的关系。1989年我为《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撰写《束星北先生传略》时，就没有写上这段光荣历史。但估计束先生既然在德国“游历”了几个月，去看望爱因斯坦还是可能的，于是想当然地写上“在柏林时，曾慕名拜访爱因斯坦”。1997年才知道，连这一点也不符事实。

    为了核实历史真相，我查阅手头所有的爱因斯坦传记和有关史料，都与《光明日报》这篇文章不符。我断定此文是虚构的，完全不可信。一向以正直耿介著称的束先生为什么会在1979年要伪造这段历史?我从张大凯诉述的束先生1957年以后的遭遇找出了答案。1958年他被戴上两顶帽子：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并被判处管制3年(到 1965年才解除管制，1974年才摘掉这两顶帽子)，每月只发生活费20元，而全家10口，生活之窘迫已难以忍受；加上无尽止的精神折磨，人格和尊严被无情摧残，过的完全是非人的生活。更有甚者，他的大儿子原在空军当军官，因受他牵连被遣送回家，心里窝了一肚子火，希望他尽早检讨过关，可他秉性倔强，不肯检讨认错，儿子无以容忍，经常训他，他竟不吭一声。一个刚直耿介、极其自傲的人竟能忍受儿子的训斥，实在无法想象，惟一的解释是，在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和家庭内外的恐怖的“改造”压力下，他被压垮了，心灵不得不被强大的外力所扭曲。1979年《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显然就是心灵被扭曲后的可悲的产物。

    20世纪60年代，束星北这个桀骜不驯的彪形大汉终于被改造成一个俯首贴耳的可怜虫，这段心灵被完全扭曲的悲剧，《档案》一书描绘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文革”时他说的和写的全是红卫兵的假大空语言；对打扫厕所竟非常“热爱”，要包下全校的打扫厕所工作；“文革”后他所器重的一个研究生说了一句“不妨让卡特(当时的美国总统)帮忙改革”，就拧着他的胳膊提到所长办公室，要开除这个思想糟糕的学生，更荒唐的是，“文革”时他竟主动参加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 (见樊洪业文章中所引的竺可桢日记)；可是“文革”过后，他又杜撰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神话。

    心灵被扭曲了，原来的是非标准都会颠倒过来。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说真话的倒霉，说假话的得势，被“改造”成功的束先生自然会“觉悟”到，你们都大说假话，我为什么不可以？1979年2月，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大会(这项活动是我于1977年倡议的)，会上唱主角的是束先生并不服气的周培源(周先生1974年向我透露过对束先生的不满)，他心里一定有气，要设法宣泄。正是这两个因素促成他于1979年3月虚构了1928年的那个神话。

    1992年束先生家乡江苏邗江县政协为纪念他逝世10周年要出一个文集，我写了一篇《忆束师星北先生》。我还告诉他们：1979年《光明日报》上那篇文章漏洞百出，显然不可信，建议文集不要收。如一定要收，希望把我的意见也一道刊出，以供研究参考。我写了8条意见，内容如下：

    1．关于1927年7月至1928年9月间的经历，束先生在1954年(肃反、反右以前，当时他是山东省政协委员)填的表上是这样写的：“流浪在欧洲大陆，经过日本、朝鲜、满洲里到莫斯科、华沙、柏林、哈奴佛及汉堡等地，后在德国混了一阵。”1964年是这样写的：“欧洲及德国哈奴佛工业大学(游历)”。1965年6月10日束先生填的《职工登记表》上是这样写的：“德国柏林、哈奴佛，波兰华沙，苏联莫斯科等处(无固定工作)”。1983年11月束先生在中共青岛市委统战部第五届山东省政协委员提名登记表上也写：“在欧洲德国哈奴佛工业大学游历及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4年填的。如果他确在柏林大学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教，他没有理由在4个履历表上都不填写，而只写上哈奴佛工业大学。

    2．《光明日报》文章开头说：“1928年，我在美国甘萨斯大学毕业了。”而束先生自己1954年2月 17日填的简历则是：“1924．9～ 1925．6之江大学(一年级)”，“1925．6～1926．1齐鲁大学(二年级)”，“1926．9～1927．1美甘萨斯拜克大学(三年级)”，“1927．10～ 1928．6旧金山和加州大学，与蒋希曾办报”。可见他到德国时大学并未毕业。根据他填的表，他是1930年1月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

    3．该文说束先生1928年5月见到爱因斯坦，在他身边“工作了一年”。可是他自己1954年、1964年、1965年和1983年填的4份登记表都说他是1928年10月就去爱丁堡大学读书了。

    4．该文说：“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助他做点事情。”事实上，1928年爱因斯坦已聘请到一位终生的私人秘书 Helen Dukas(1896~1982)小姐。她是1928年4月13日开始到爱因斯坦家工作的，在该文所说的束先生拜访爱因斯坦前一个月!根据爱因斯坦的女婿Rudolph Kayser以笔名“Anton Rsiser”所写的《爱因斯坦传》(1930年出版，爱因斯坦认为书中“所讲的事情都是确凿的”)，爱因斯坦1928年初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即去瑞士Davos疗养，回柏林后又卧床4个月。夏天全家到德国北部Lübeck海滨疗养。他的病拖了一年，才逐渐恢复健康。至于爱因斯坦的工作助手，1928年不仅有新来的很能干的秘书Dukas小姐，还有一位已合作了十多年的数学家Jakob Grommer。Grommer是俄国犹太人，在G?觟ttingen大学获数学博士，1917年爱因斯坦发表的第一篇宇宙学论文中，爱因斯坦特别感谢他的合作：“在数学家J．Grommer的诚挚帮助下，我研究了有心的对称的静引力场。”(见我们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355页)1925年爱因斯坦在论文《引力和电的统一场论》结尾，感谢Grommer“近年来在广义相对论领域中的所有计算给我诚挚的帮助。”1927年他们联名发表了论文《广义相对论的运动定律》。当时Grommer在柏林，是得到爱因斯坦任所长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资助的，1929年他回前苏联，在明斯克大学任教，1933年去世。据1982年出版的著名物理学家Abraham Pais写的《爱因斯坦传》介绍，1928年在柏林，爱因斯坦还有两位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都已经有很深造诣的助手。一位是匈牙利人Cornelius Lanczos(1892～1974)，他是1928年 11月开始，在柏林工作了一年。另一位是波兰犹太人Hermann Muntz，爱因斯坦曾在1929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提到他。他于1929年被列宁格勒大学聘为数学教授。在1929年 Lanczos和Muntz离开后，爱因斯坦即聘请黎曼几何专家、奥地利人 Walther Mayer(1887～1948)为助手，他们一直合作到1934年。由此可见，1928～1929年间，爱因斯坦先后有4位研究助手，他们都比束先生大10岁以上，都是很有造诣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而束先生当时大学还没毕业。

    5．该文说：束先生帮爱因斯坦“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还说，好在束先生的“数学和物理基础还可以，能够胜任他交给的”工作。事实上，爱因斯坦1913～1933年间任柏林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长，虽然也兼任柏林大学教授，但后者只是个名誉职位，他并未在柏林大学正式开设课程，只是偶尔对研究班作个报告和进行指导，不可能有什么“卷子”要他批改。何况整个1928年他都在病中，不可能去柏林大学讲课。而且爱因斯坦1914年离开瑞士以后，再没有在任何大学里讲授本科生的课程，偶尔应邀去作学术报告，内容也都同他自己最近研究成果有关。束先生1928年尚未读完大学物理系的基本课程，要完全搞懂爱因斯坦 1915年创立的广义相对论恐怕都有困难，而爱因斯坦1922年以后已转入统一场论的探索，用的数学非常高深、复杂，需要找Grommor、Lanczos、 Muntz、Mayer这样成熟的数学家合作，当时的束先生能帮上什么忙呢?他能“胜任”研究统一场论所需要的“计算”吗?

    6．该文说，爱因斯坦告诉束先生，他大学的数学教授敏考斯基 (Minkowski)“在讲学时曾讲过四维空时，而这一点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不符史实。爱因斯坦是1900年大学毕业的， Minkowski提出四维空时理论则是在 1911年，是对爱因斯坦1905年狭义相对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7．该文描述：1928年5月束先生拜访爱因斯坦的谈话主题是四维空时的问题，这是符合束先生自己当时的物理理论水平的。但要知道，这在物理学发展史上不过是1911年前后的水平，而1928年的爱因斯坦早已前进了两个历史阶段。很难想象他怎么会选用一个大学尚未毕业而德语又说不好的小青年当他的“研究助手”。而该文所说的“爱因斯坦研究室”，恐怕在爱因斯坦自己的研究所里和柏林大学都不会有。因为爱因斯坦的研究工作都是在自己家里做的，根本不需要另设研究室。在他的研究所里，充其量只需要一个办公室。

    8．如果束先生确曾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过一年，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也是令人羡慕的，他没有理由在历次填写简历表时都故意隐瞒，而且不告诉浙大物理系的任何师生，连对王淦昌先生这样同龄的知交挚友也要隐瞒，究竟为的是什么?如果他到 1979年觉得有必要把这段实情公开，向《光明日报》记者披露了，那又为什么1983年1月填的登记表上却又不写，偏偏依旧写着：“1927年7月，在欧洲及德国哈奴佛工业大学游历及工作；1928年10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

    结果，1993年9月出版的《邗江文史资料》第6辑《物理学家束星北》专辑中刊出了1979年《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作为附录也收了我的上述意见，同时还有李寿 反驳我的信。他坚信束先生不会说假话，也从不沽名钓誉，而对我质疑的8条意见并未正面回答。

    4年后事情有了转机，这就是发现了：
　

束先生1943年12月17日给爱因斯坦的信
　

    20世纪80年代末，我招了两个物理学史研究生，其中一个叫胡大年，他想研究爱因斯坦。可是还没有开始做论文，他就去了美国，辗转几年后进了耶鲁大学，在著名物理学史家Martin J．Klein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土论文题目原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中国》，我建议他改成《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中国》(论文的删节本已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即将在上海出版)，并提供他许多有关资料，由于Martin J．Klein当时正担任《爱因斯坦全集》的主编，接触爱因斯坦档案很方便，我就请胡大年查阅爱因斯坦档案，看是否有与束星北有关的材料。1997年10月他回了信，说没有找到他1928年当爱因斯坦助手的材料，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封束先生1943年从湄潭寄给爱因斯坦的信。

    信是用打字机打的，最后有手写的签名“Hsin P．Soh”，日期为“1943年12月17日”，发信地点为“中国湄潭浙江大学”。信的第—句是：“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l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既然直到1943年还无谋面之缘，所谓1928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只能是一个神话。信中还郑重其事地邀请爱因斯坦到中国来安度晚年!谁都知道，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最艰难的阶段，这个设想也实在太离奇了，怪不得爱因斯坦没有给他回信。

    我拿着这封信的复印件去看望在医院养伤的王淦昌先生(他被一个鲁莽的骑车者撞倒骨折)，他说他知道那年束先生曾寄论文给爱因斯坦，但不知道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当时我提出，这封信复印几份分寄给关心此事的人，但不宜扩散，以免损害束先生的声誉。王先生表示赞同。

    现在，52万字的《束星北档案》出版了，而且在知识界引起不小的震动，人们需要更全面投入地了解那个时代，了解束星北先生这样一位受尽折磨的科学家的思想和为人，就很有必要让大家知道有这样一封信。
                                       (摘自2005.12.23《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