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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极端主义:以色列的旧疮新伤

2015-08-31 15:39:02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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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纲正(作者为美国布兰代斯大学近东与犹太研究博士候选人、舒斯特曼以色列研究中心研究员

(更多内容欢迎订阅《世界知识》2015年第17期,邮发代号:2-80)

7月30日,一名信奉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同性恋大游行时持刀连刺六人,一名少女因伤重不治身亡;次日凌晨,位于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村庄杜马遭到一伙蒙面歹徒的纵火袭击,一名巴勒斯坦婴儿被烧死,其父也在送医几天之后宣告医治无效,以色列军方和执法机构经过调查认为这很可能是村庄附近的犹太定居者所为。这两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引发了数以千计的以色列民众在多个城市举行游行集会,谴责犹太极端主义暴行,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为首的以色列政府也表示将严厉打击犹太极端分子。

由来已久

犹太极端主义并非新鲜事物,但是与如今泛滥的宗教极端组织不同,世俗的民族主义诉求是犹太极端组织在20世纪初登上历史舞台的原动力。一战后,英国政府为了扩张和巩固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先是基于《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移民大量进入巴勒斯坦并建立自己的武装,后又因为当地阿拉伯人的反对而发表《白皮书》,大力打压犹太人的移民活动和建国努力。在这种情形下,一直游离于犹太复国主义主流之外的修正派领导人贝京开始领导准军事组织伊尔贡,针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英国军政当局以及阿拉伯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恐怖袭击。其中,1946年的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和1948年的代尔亚辛村大屠杀更是让伊尔贡等右翼组织臭名远扬,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众多美国犹太裔学者都曾致函《纽约时报》,谴责贝京是“恐怖分子和法西斯”。尽管如此,这些右翼极端组织的所作所为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英国人的撤离,并促使更多的阿拉伯人逃离了巴勒斯坦地区。

虽然贝京等人在客观上帮助了以色列国的建立,但是其疯狂的行事风格却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派别所不容。贝京的主要政治对手本·古里安在出任以色列的首任总理之后,借机解除了伊尔贡的武装,最终将各类犹太军事组织整合为统一的以色列国防军。在新政府强大的压力下,贝京等人只能被迫交出全部武器,全身心地投入政治活动中,并成立了“自由党”——也就是今天利库德集团的前身。在此后近30年间,以色列工党政府一直比较强调中央集权,不仅不断打压右翼政党,同时还严格限制与右翼关系密切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

由于一系列的政策失误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开局不利,工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动摇,而由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狂胜和占领整个耶路撒冷所带来的“大以色列观”则开始在社会中发酵,与此相联系的宗教极端思想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受众。在1977年的大选中,利库德集团击败工党,贝京成为以色列总理。此后,在给社会各团体和阶层“松绑”的思路指引下,以色列政府也进一步默许犹太人前往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戈兰高地建立定居点。

在犹太定居点不断增加的同时,一系列宗教极端组织也应运而生,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由出生于纽约的犹太拉比梅厄·卡赫纳所创立的“卡赫运动”。虽然“卡赫运动”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就被禁止参加以色列国会选举,卡赫纳也在1990年遇刺身亡,但其作为当代犹太极端主义的精神领袖在后来的以色列仍有很大影响。1994年,“卡赫运动”的支持者巴鲁克·戈登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市制造了易卜拉欣大惨案,这件事情以及巴勒斯坦极端势力连续发动的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事件,严重动摇了巴以双方对和平的信心。1995年,同样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犹太青年伊格尔·阿米尔刺杀了以色列总理拉宾,改写了巴以之间的和平进程。

变本加厉

2000年9月,巴以和谈因巴以间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而中断,犹太极端主义的影响力则有增无减。随着以色列总理沙龙宣布撤出加沙地带,位于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者更是成为了以色列社会中最为激进和暴力的一个群体。

与上世纪末相比,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犹太定居者在最近十余年的活动愈发具有组织性,并且呈现出暴力程度逐步升级的特征。以“巴特·艾因地下运动”为例,这个组织主要由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第三代定居者组成,起初他们只是违背以色列政府的禁令在山顶建立集体农场,宣称要为以色列今后成为完全遵照犹太律法的神权国家“打下基础”。但是很快这些极端分子就开始以山顶为据点袭击过往的巴勒斯坦车辆,并在东耶路撒冷和希伯伦附近的阿拉伯村庄中安放爆炸物。随着威胁的逐步升级,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不得不逮捕了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并摧毁了其袭击网络,但是类似的“山顶青年”组织却依旧活跃于数个地区。

一些极端定居者借口“以暴易暴”、“以恐反恐”实施仇恨性袭击行动,袭击目标从清真寺和巴勒斯坦人的橄榄园,慢慢扩展到基督教堂和维持秩序的以军士兵。今年6月,以色列北部著名的天主教堂“五饼二鱼堂”遭到恶意涂鸦与纵火,肇事者就是居住在定居点的青年。此外,还有一些宗教极端分子以同胞“走上邪路”为由袭击其他犹太人。相比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有组织犯罪,此类袭击多以“独狼”的形式发生。根据以色列军方和执法部门公布的数据,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调查了140多起犹太极端分子制造的暴力事件。

难以清除

其实,在7月底的两起惨案发生前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就以涉嫌破坏“五饼二鱼堂”为名逮捕了犹太极端分子的重要头目梅厄·埃廷格(卡赫纳的孙子)。而在惨案发生后,以色列朝野各主要政党更是同声谴责,最大反对党工党领袖赫尔佐克甚至呼吁将两个犹太极端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以对付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手段严打犹太极端分子。而以利库德集团为主的以色列内阁也在8月2日同意动用包括行政拘留在内的一切手段,严厉打击犹太极端分子。以色列总统瑞夫林还亲自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巴勒斯坦人,并表示对袭击者“泯灭人性”的行为感到羞愧。

然而,犹太极端主义与宗教、政治以及民族问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以色列要想有效打击犹太极端主义困难重重。首先,犹太极端主义的发展与宗教在以色列人日常生活中的回归密不可分。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以色列的立国基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以相对世俗的劳工运动作为主流。而自从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东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的“回归”激起了很多犹太人心中的“圣地”情结,从而被许多犹太人蒙上了神圣的光环;同时,随着建国初期“劳动至上”观念的消退和集体主义的式微,宗教正好填补了不少人信仰上的缺失和危机。其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不少以色列人一直不顾国际压力支持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建设,就是认定这些有极端倾向的犹太定居者将在长远上为以色列“开疆辟土”,是巴以冲突中维护以色列利益的重要力量。同时,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犹太宗教极端主义正好与以色列政治中的“拒绝主义”派别相结合,不仅仇视所有巴勒斯坦人,更抵制本国政府与巴解组织达成的所有协议或者做出的任何妥协。从历史上看,犹太宗教极端主义的滥觞与以色列右翼势力的影响力上升息息相关。此外,由于以色列近乎“全民皆兵”的特殊兵役制度,犹太极端分子也能相对容易地获取枪支和爆炸物。

在这种背景下,根据以色列人权组织公布的报告显示,在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事件中,有85%都因“找不到嫌犯”、“证据不足”等原因不了了之,仅有7.4%的此类事件中的袭击者被捕并受到起诉,而且普遍存在量刑过轻的现象。而且在以色列总统瑞夫林探访受伤的巴勒斯坦人后,马上就有犹太极端分子宣称瑞夫林是“犹太人的敌人”,对其发出威胁警告。犹太极端分子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年来利库德主导的政府对其采取默许甚至纵容的政策。不久前,以色列警察与定居者因为拆除定居点非法建筑问题而发生暴力冲突,事后内塔尼亚胡反而宣布扩建更多定居点住宅,作为对定居者的补偿。因此,虽然犹太极端分子的暴行已经激起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外界的同声谴责,但是未来以色列政府在打击犹太极端主义的问题上依旧面临着诸多变数。

节选自《世界知识》201517    作者:佘纲正     责编:吴晓芳       网编:付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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