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国内现代化研究的领军人物钱乘旦，却在各个场合发出不那么乐观的声音。无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大学教室，无论是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大型纪录片还是自己的学术专著，钱乘旦始终在提示人们注意：不要过于信任现代化，那注定是一条不平静的旅程。

现代化理论创始人

中国英国史研究、现代化研究的领军人物，英国皇家历史学会的通讯会士，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博士后……这样的学术身份，为钱乘旦教授罩上一层“西洋”的光芒。而他的许多作派确实也像个西方学者、尤其是英伦学者。再热的天，他上课都会系上领带，无论举手投足还是遣词造句都洋溢着一股绅士风度；他在南京大学长期主持的“文化艺术中心”，仿佛欧洲国家常见的学术沙龙，每回活动都高朋满座，胜友如云；他撰写的专著，不同于国内那些干巴巴的学术读物，往往诗意纵横、文采飞扬，让人联想到汤普森、褒曼等英国思想家兼有抒情与文学品质的作品。

而在熟悉他的学生那里，钱乘旦又呈现出一副迥然不同的形象。校园里流传着钱教授的一些逸事绯闻：他总是挎一个陈旧的白色布包上课，三四年不改；他热爱打太极拳，一年365天从不间断，一次外出住在宾馆里还跑到院子树林里打拳，结果惊动保安……在这一类话语中，钱乘旦“洋味”全无，成为一个有些迂腐的老夫子。

而当你进一步地了解钱乘旦，那些外人描绘的传奇色彩便会渐次褪去，呈现出一段平淡得有些荒芜的人生过往。与共和国同龄的他，是一个“老三届”，十几岁就中断了学业，到苏北泗洪插队，一呆就是六年。身材瘦削的他，干起农活来不是高手，一天只能拿八个工分，不过让他最痛苦的不是繁重的劳动，而是没有书读。在泗洪的农村，年轻的钱乘旦如饥似渴地寻找一切能买得到的书籍，然而搜集到的不过是马列著作、联共(布)党史教材和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当时的书，几毛钱一本都没有人买，只有我发了疯似地读。”钱乘旦跟记者回忆，“有人说，反正读了也没用，读它们做什么？确实，我们当时都没有理想，我只是喜欢读书而已。”

在那个大动荡的年代，谁也不敢想象自己的未来；然而就是凭借“读书”这个天生的兴趣，钱乘旦在插队岁月中奠定了迈向未来的基石。文革结束后两年，钱乘旦顺利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蒋孟引先生研究“世界历史”，学术潜力从此喷薄而出。他研究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的论文不但让他获得了硕士学位，还成为《世界历史》刊物第一次发表的30岁以下作者的论文。在硕士研究的基础上，他开始关注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问题，进而对英国近代以后的发展过程展开考察。然后，很自然的，他将英国史学习和寻找英国现代化道路结合起来，确立了此后学术生涯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英国史研究和世界现代化比较研究。

1987年，钱乘旦的第一部著作《走向现代化国家之路》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关于现代研究的系统探讨著作。书中，钱乘旦提出了现代化发展的“三种模式”：以英国为典型的和平、渐进方式；以法国为典型的革命、暴力方式；以德国为典型的旧统治者主导现代化的方式。十年之后，钱乘旦出版《世界现代化进程》，对那些模式作了进一步阐述，并对各国经济发展模式也进行了探讨，指出英、法等国采用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德、日等采用的是“统制式”经济模式，苏联等采用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等等。

作为一位历史学教授，钱乘旦遵循中国传统“以史为鉴”的思路，注重历史的借鉴和训诫作用，其立意在求其用于当世。他着力从发达国家近几百年来的变化发展中总结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轨迹，力求对中国现代化有所借鉴，这一研究思路因立意深远而见称于学界。

可以说，早在二十年前，钱乘旦就已经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声望，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影响都局限在象牙塔内。直到最近五年，他才迈向公众领域，而这一转变，始于国家最高领导向他发出的一纸邀函。

从学院派学者到公共知识分子

2003年8月，钱乘旦教授应澳门科技大学之邀前往讲学。到澳门仅仅几天，他便接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通知，通知邀请他去中南海讲学。在和澳门科技大学协商之后，钱乘旦立刻从澳门赶回南京，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里没日没夜地泡了好几天。8月24日下午，钱乘旦走进中南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九次学习的课堂上，就“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这个题目进行讲解。加上提问时间，那次授课的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中央领导的提问，非常敏锐，非常有洞察力。”钱乘旦教授对记者说，但对具体什么人、问了什么问题不愿细谈。

那次的“中南海讲学”被许多媒体报道，钱乘旦的名字由此跃出学术界，为更多社会人士所知晓。由于他研究领域的特殊性，有人猜测他会和当年复旦大学教授王沪宁一样，以幕僚的方式参与政治。人们如此猜想的深层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受孔孟之道的影响，似乎历来有一种“国师”/“诸葛亮”情结，希望能将自己安邦治国的韬略付诸实践。比如冯友兰先生，就曾先找蒋介石，再找毛泽东，最后找了江青。而在给中央领导讲课的两年后，钱乘旦的一个举动似乎应证了人们的猜测——他离开了他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南京大学，来到了北京大学。

钱乘旦教授本人否认他来北大这件事与政治有任何的关联。“南京大学当然是所好大学，有着优良的学术环境、气氛和传统。我在那里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就我的领域和研究范围来说，南京毕竟还是偏小了一点，所以工作越到后面，就越觉得视线有限。”钱教授向记者解释他离开南大的原因，“北京则不一样。事实上，北大在十年前就跟我商量，让我去做学科的带头人。到了05年、我56岁的时候，我想，也许应该动一动了，到一个视野更大的地方继续我的研究工作。”钱教授还特别强调，他即使人来到北大，但仍在完成南大方面的任务，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回南京带他在那里的十个研究生，并且每年还会招新的博士。

那么，在他来到北京之后，有没有继续给中央领导上课呢？这个问题被钱乘旦教授称为“敏感”，并拒绝回答。但他同时指出，国家领导人应该养成多听知识分子意见的习惯，因为知识分子确实有其特点：他们思考得比较多，了解的东西比较多，因此有些看法也许是有意义的。在欧美国家，领导人经常会就各种问题咨询知识分子，比如美国总统就经常会找大学教授，“只不过他们把这种事情看得比较平常，不会那么隆重地登个报之类的。”

具体到自己的研究领域，钱乘旦认为，中国是后起的现代化国家，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走在前面、经历了那样一个进程。在那个进程中，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从很多角度来说，教训比经验更为重要。如今中央领导重视这个问题，显然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他们需要我去说什么，我当然会去；但是我不是官员。”

事实上，钱乘旦质疑“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诸葛亮’情结”这一说法，认为那也许绝对化了。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多元化的，有着各种各样的抱负：有人也许希望“治国平天下”，而有人就喜欢躲在书斋里研究一些冷僻、甚至在外人看来有些无聊的问题；有人志向是培养出很多好学生，有人就希望自己写的东西能够流传下去。总而言之，不存在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诸葛亮”、希望能找一个“刘备”那样的情况。至于钱教授本人，他的心愿是做好自己的学问，所谓“立一家之言”。

当然，钱乘旦教授也承认，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愿意为国家效犬马之劳，并且有着浓重的现实关怀和政治关怀；这与其说是“中国特色”，不如说是普世态度。他在很多场合强调，知识分子不能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要有参与意识和责任感，也向记者承认：“我们这批人经历过文革，这方面的倾向可能特别突出。”如果有机会的话，钱教授很希望自己的学术能服务于社会大众；幸运的是，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就在钱乘旦为中央领导讲课后不久，一位名叫任学安的纪录片导演到了他，说中央电视台准备拍一个专题篇，反映世界上九个主要国家15世纪以来的兴衰史，希望钱教授能担任学术总顾问。钱乘旦爽快地答应下来，领导工作小组，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9国现代化历程的整理。在历时近三年的筹备和制作之后，该电视片以《大国崛起》为名在央视播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钱乘旦告诉记者，在筹备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他可以肯定一点，就是这部片子一定会在知识界引起关注；他没有预料到的是，片子播放之后，普罗大众表现出的兴趣比知识界还要强烈。钱乘旦感到由衷的喜悦，那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学术思想通过大众传媒的文化产品得以广泛的传播，还因为他发现，老百姓对他所研究的学科原来有着如许的热情。“在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学的学科地位下降得很厉害，中国人，从上倒下，越来越不理解历史学的意义，认为它跟经济工作毫无关系。而通过《大国崛起》的热播和热评，我觉得历史这样一个冷僻的学科和社会的距离近了一点。”

“反现代”的现代化研究者

如果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是“达则兼济天下”，让自己的理念通过领导人的采纳而惠及万民，而西方知识分子的心愿是步入公共领域，借助大众媒介对人们进行理性启蒙，那么，钱乘旦已经实现了这一双重目标。但是他本人似乎对这一成就并不在意，他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否算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在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有着明确的标准，那就是有独立的思考，对社会现象有着独特的看法，并在很多场合表达他的见解。比如福柯、萨特、吉登斯，都是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但在中国，这个概念被使用得比较混乱，甚至还有媒体对此举行评选，选出来的人，老百姓都不太认识。在我看来，这种讨论没有什么意义。特别强调这一点，反而会给自己找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钱乘旦说。

当然，回避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讨论，并不影响钱乘旦对这一身份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行身体力行。他借一切机会向社会大众普及历史学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历史学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不受重视，原因就在于它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而这三十年以来，人们往往用GDP的标准、产值的标准、金钱的标准来判断衡量所有的一切。人文素质的削弱。让国人的价值判断在根基上出现了重要的偏移。许多在他们那一代看来属于常识性的判断，很多年轻人都不以为然，整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异常现象。

比如对于弱势群体的态度。钱乘旦指出，现在一些人说的话，和当年英国资本家、那些被学界批判了几十年的“坏资本家”说的话，如出一辙。不管是“我只给富人造房子”的宣言，还是“给收入高的管理者减税”的呼吁，背后所隐藏的思想逻辑，都是对残酷剥削的认同。雇主眼中只有利润，社会的人文纽带被完全拧断，社会强势群体对人的价值毫不关心。这些现象曾经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中出现过，而一直到今天，西方整个社会价值判断都认为那是一段错误的、耻辱的历史，并且不断反思。可惜的是，别国曾经犯过、并且花了很大力气去弥补的错误，现正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新上演：社会只崇尚利润，把其他一切都至于度外；随着财富的积累，穷人在数量上不减反增，并且被鄙视、排斥、边缘化。大家却说，很好，就应该这样。

这两年，钱乘旦教授在各处讲学，说得最多的就是“社会公正”这个话题。他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告诉台下的听众，在英国工业革命最旺盛的年代，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被曲解，贫穷被看作是个人的事：一个人为什么穷？因为他懒，他笨，他不努力。失业被认为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为它可以把工资压在最低水平上，从而降低生产成本。结果如何呢？用历史学家哈孟德夫妇的话来说就是：“变革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更幸福、更合理、更富有自尊心的社会，相反，工业革命使千百万群众身价倍落，而迅速发展出一种一切都为利润牺牲的城市生活方式。”整个英国社会严重动荡、撕裂，并最终导致了工人运动。人们于是意识到，原先的想法是有问题的。他们开始对贫穷的原因展开社会调查，结果发现，造成贫穷的原因，第一是年老，第二是疾病，第三是家庭不幸，最后才是个人原因。换句话说，贫穷主要是社会原因，而和个人素质的关系不大。社会福利制度由此产生，方才消解了那场巨大的人文灾难。

从钱乘旦对于社会公正的提倡这一点来看，他是一个“反现代化”的现代化主义者。“反现代化”不是反对现代化，而是企图用“现代化”的手段来扭转现代化的方向，达到维护传统社会和传统价值观念不变的目的。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反现代化”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曾出现过，不仅在后发展国家中存在，而且在西方先行国家中也有过，比如“开明专制”。钱乘旦本人也承认这一点。“‘现代化’不是什么灵丹妙药，那注定是一场很不平静的曲折旅程。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是失败多于成功，挫折多于顺利。”钱乘旦说，“我着重研究现代化的挫折与错误，希望这些问题能引起人们的警觉。尤其是中国现在正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避免前人所犯的错误就显得更加重要。”

钱教授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很难让每一个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在短期内获得深远而宽广的历史眼光，但至少，我们可以试着恢复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感。“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把自己的历史不间断地记录下来、并不断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国家，希望这一深厚的史学传统不会中断。”钱乘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