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人性的大部分美好和弱点，在婚姻制度里都显示无遗：忠诚与背叛，克制与放纵，占有和放弃，高尚或者自私，都汇聚于此。焦虑的人们最终发明了婚姻，不过，婚姻可以使社会看起来有些秩序，但，它解决不了人性冲突和矛盾。

日前，广州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草案）》，规定夫妻一方有权向工商局、房地产管理部门、车辆管理部门等机构申请查询另一方财产，有关部门或单位应当协助办理。相映成趣的是，在沈阳市大东区婚姻登记处展板上，写着“对于男人的偶尔出轨，有时候不必看得过重”。处于转型时期价值观重组的时代，政府对婚姻的态度似乎也莫衷一是。

中国人很少通过权利的相互关系角度去衡量一个社会问题，妇女（当然也包括少数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男性）在离婚时财产处分问题上所处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全世界多数国家的法律，在离婚时对妇女一方多采取特别保护措施。在有些国家，妇女不但能够分得多数共有财产，甚至还能分到前夫在未来收益的一部分。但很少，至少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国家立法容许夫妻在婚姻期间互查对方财产的时候，政府有协助的义务。道德上的道理显而易见，最关键的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得到通过，它会伤害到一个社会其他的权利基础。

从权利的属性上看，不同的权利之间的确存在着轻重主次。比如人身权利要高于财产权，基本人权高于由于契约产生的衍生性权利。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婚姻越来越体现出一种契约性质，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可以通过契约来约定。比如，法国总统萨科奇就和自己的妻子约定，在自己当总同期间，双方不得离婚。而关于财产权的约定，在许多国家早已是婚姻关系确定前的当然程序，法律，并不禁止双方约定一旦离婚彼此对财产的处置方案。由此可见，关于婚姻双方之间的财产处置，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契约，尽管在有的国家这种契约是双方自己约定的，有的国家，比如我们，是法律规定的。但不管怎么说，由这种契约关系延伸出来的财产权，不能超越人身权利。

有人说，法律规定政府有义务协助妻子查丈夫的小金库，这是侵害了丈夫的隐私权，其实，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此。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所有的法律关系都是以每个个体出现的。比如我们在组建公司，和别人诉讼，都是以单个公民的身份行使权利，同时也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是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即便是父子夫妻，在婚姻和家庭关系之外，他们之间都没有天然的法律义务和权利。如果妻子仅仅出具身份证和结婚证就可以查询当事人的相关信息，也就意味着，每个人独立成为个体的法律基础受到动摇。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日本著名的作家春树曾经说过一句话：是我们创造了体制，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套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创造了婚姻，不是婚姻创造了我们。我们创造的婚姻制度，不能凌驾于基本人权之上。更何况，政府对婚内权利的介入，尤其需要小心谨慎。举个例子，有很多坏男人平时在外面偷腥，家里的老婆独守空房，妻子的性权力也没有得到必要的维护。这事政府是不是也得管一下，协助妻子让丈夫履行好自己的床上义务？有些国家的确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但毕竟少之又少。古人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大多数家务事，还是由夫妻双方自己约定规则，政府更省心，夫妻更安心。如果妇联真派一个督察员监督每个家庭男人和自己妻子同房的次数，我想这个社会就真乱套了！

说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误解我是个不受欢迎的男权主义者。的确，在当下的中国，许多男人在离婚时转移资产，最后让无助的妻子们人财两空，是想当普遍的现实。不久前乒乓国手马琳和妻子离婚，马琳就宣称自己只有一套住房可以分割。别说他的妻子不信，连我都不信。但我的观点是，对待这样的坏男人，需要另外的制度安排，而不是轻率地在婚姻期间由政府撑腰随便查账。比如，法律可以规定，一旦进入离婚诉讼，夫妻双方的财产均不得进行单方面处置，一旦发现一方有转移和藏匿财产，对方可以申请获得赔偿。当然，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更需要在全社会建立一个相对透明的财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