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九年入冬後山西下了幾次大雪，零下十幾二十度的嚴冬，原本二十四小時有推土機鏟冰的、用來運煤的山路上積起了厚厚的冰雪，路上少了裝煤的大卡車、連小鎮上應勢而開的理髮店、小餐廳都鎖了門，一派荒涼。轟隆隆的一聲聲爆炸，原本還在開工的煤礦瞬間就被炸成了廢墟，幾千萬甚至上億的投資，沒了。接近農曆新年，身在山西的浙商不敢回家，手機不斷打來的電話都是追債的，原先因為煤礦業的利潤豐厚，從家人、親戚到好友、鄰居，每個煤礦的投資都牽扯千家萬戶的積蓄，浙江溫州平陽縣水頭鎮，八成以上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參與了煤礦的經營投資。如今山西政府一句話，別說是收益，連本金也打了水漂，什麼都沒了，要怎麼交代？

對於在山西投資煤礦的四五百名浙商、二三萬浙籍打工者來說，五月底山西省決定提高單井產能門檻的產業整合政策，彷彿是一枚重彈突襲，亂了方寸。在山西投資煤礦的浙商基本都是民企，如果按山西省《關於煤礦企業兼併重組所涉及資源權價處置辦法》的整改規定，目前二千五百九十八座礦井，在二零一零年要壓縮至一千座，組建三個億噸級、四個五千萬噸級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單井生產規模原則上低於九十萬噸的煤炭企業都要面臨兼併重組，或整體出售、或折價入股，並且不能控股。以目前評估公司給出的補償價格，浙商將在山西損失五百億元人民幣（約七十三億美元）的投資。

這些年來，事故頻發的山西，讓這些煤老板也不得不面對自己在社會上被冠的惡名。煤老板總是和貪心暴利、礦難、官商勾結聯繫在一起，以至於如今發生這樣的事，社會也沒有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他們。

所以，在日前舉行的第七屆中國民營企業峰會上，當浙江省工商管理局局長鄭宇民感慨地形容，這次的整合對於煤炭企業來說，無疑是「一次很大的礦難」時，容納了近千名民營企業家的浙江省人民大會堂，掌聲雷動。首次以「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和發展路徑」為主題的高峰論壇，對處於低端向高端、國內向國際、做產品向做品牌發展的中國民營企業，如何適應全新的國際國內新經濟環境，盡快實現轉型升級提出了建議。一個小時的主題報告，數次被與會企業家的掌聲打斷，在外求救無門的浙商，終於在家鄉找到了知心人，說出了心裏話。鄭宇民說：「我知道你們很苦，很委屈。在山西做煤礦的浙商出身貧門，現在還要面臨被掃地出門。」

二零零零年至今，以煤礦為主要能源產業的山西，已先後數次修改煤礦產業整頓規劃，改革煤炭產權制度，提升對單井產量的要求。而零九年的新措施，山西政府旨在「提高安全保證、提升資源利用率」。可是對於遠到山西投資的浙商來說，三四年一變的政策，往往是剛剛投入的改建工程週期還沒有結束，就要面臨再次整改。

「好比建房子，根據紅頭文件畫了圖紙，現在房子快建好了，卻要全部拆除。」

「到國外開拓碰上了貿易保護主義一把刀子；在國內發展又遇上了產業整合國進民退一陣風。」鄭宇民形容他們「以淚洗面、以汗水洗澡、以酒水澆愁、以苦水煎後悔藥」。作為浙江經濟支柱的民營企業，每年為浙江省貢獻超過七成的GDP總量、六成以上的稅收和九成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在全國民營企業五百強中，佔據超過二百個席位。可如今，國際競爭中越走越險，市場化的路越走越窄，就連省外發展的路也越走越難。

十二月初，浙江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副主任林駿及其他官員親赴山西，這是山西省出台煤改政策以來，浙江省政府首次公開的行動，在多次和山西各方面協調無果後，不僅是煤老板，連政府官員也不得不暫時接受事態的進展。「無限同情，卻又愛莫能助。」鄭宇民說這話的時候聲音哽咽、表情無奈：「現在我只能和我們的民營企業家一起坐下來，總結這次的經驗。」

一九九九年，山西只有兩萬左右的民營企業，政府鼓勵省外民間資本進入山西。鄭宇民說：「過去東部地區發展快，產生了外溢現象，按照梯度轉移的規律，浙江省往西部地區轉移，因為他們缺少市場經濟的主要勞動力，所以對方不僅不排斥，而且熱情招商，把浙商當老師，當代表，當女婿。」但是，零八年山西民營企業已經超過十二萬家，生產總值從一點六萬億增長到四點七萬億，「從承接東部轉移到有了直接與世界接軌的底氣，山西開始產生對低層次進入的外來商人的抵觸效應」，原先被當地政府當作座上客的浙商們，不得不面對兩面夾擊的尷尬。

「過去我們走出去，就是建立在人無我有，人不知我知的基礎上。但現在的西部已經不是原來的西部，浙商還是原來的浙商。」鄭宇民認為這是浙商必須認真反思的地方：「貓是老虎的老師，貓教會了老虎許多本領，貓覺得老虎有朝一日會強大，於是貓就留下了自己的一手上樹，上樹的這個本領它始終不肯教老虎，果真有一天老虎強大了，來抓貓，貓一下子就串到樹上，它慶幸自己還留了一手上樹的本領。浙江商人打洞開礦互換市場，把市場經濟的本事教給了人家，自己沒有把上樹的本事留下來，結果被淘汰了。這次最大的教訓就是『低危進入了高危行業』，沒有規範的條件就不應該進入高危行業。」

「山不轉水轉，水不轉人轉，人轉是轉型升級的必然要求。」所謂轉，這位熟悉市場運作和規律的政府官員送給浙商六個字：登高、低調、對等。

鄭宇民強調：「這次山西煤礦整合很多人都覺得是『國進民退』，但我們並沒有聽見山西本地民營企業要整合。所以，我認為不能簡單的理解成『國進民退』，更恰當的應該說是中西部發展不對稱的暫時性摩擦，是產業競爭的過渡性摩擦。」

鄭宇民說，生產力的形成是很多年的事，消失也需要很多年。朝令夕改的政策對任何行業的發展，都是違背生產力規律的破壞。「危機給人們帶來的理念錯位，比危機本身要嚴重得多。」這些年屢次面對整改仍然堅持留在山西發展的浙商，這次失去的，不僅是錢財，還有對當地投資的信任。這邊廂他們還沒有從山西煤礦的損失中走出來，那邊廂雲南、貴州、內蒙、新疆等煤礦開發較晚的省份，甚至是印尼等國家，又在向他們招手，鼓勵投資的政策熱潮一波接一波。機遇和危機，始終圍繞在浙商的周圍，但也許只有各地政府真的做到「遵循市場規律，輔以市場引導」，這些正在努力學習、適應、轉型的的草根商人，才可以真正從「暫時、局部」的困難中，找到新生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