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一直留心有关“宗教宽容”的话题。今天，看到了丁博士的一段话，觉得很重要，忍不住就“摘”了一下。本文是丁学良博士《“民族区域自治”与“分裂主义”：中国边疆治理的难题试解》第八部分的前几段。）

“政府/政治”与“宗教/教会”的关系，简称“政教关系”。英文社会人文学科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描述这对二元关系，因为该二元关系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发展和社会演变过程中影响巨大且深远（S. Berger ed., Religion 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这种关系在西方世界那么的关键，是因为在历史上相当长时间里，欧洲版图里的神圣权力和世俗权力常打架，文斗武打好多个世纪，直到法兰西大革命后才最终确定世俗权力在大政治结构上占主导地位，同时启动了宗教宽容和社会大众世俗化的进步趋势。在这之前，欧洲反反复复的宗教战争和连续不断的宗教迫害让千百万人丢掉了脑袋。在神圣权力最强势的中世纪，掌控基督教（含天主教）教会的精神-灵魂领袖，可以对国王、大公下命令，在全基督教管辖区域（Christendom）实行严打，捕捉不听教廷最高指示的异议分子，下大牢上刑场，让你不服从组织不听领导话的独立精神连同负载它的肉体一起灰飞烟灭（L. Sturzo, Church and State, 2 vols）。

在政教关系方面，中华帝国——至少是直到二十世纪前半叶为止的历史，尤其是以汉族为主的朝廷——比西方世界多数时候要好，有时是明显的好。几个因素歪打正着地造就了中华帝国在宗教信仰上较多的宽容，由此而演变出较高程度的文化多元，更重要的是——此乃我们讨论的关节点——有助于促进多民族之间比较自然的、非强制性的、缓慢渐进但却牢固可靠的交融，这与“被和谐”大不一样，综合效果要好很多很多。

 首要的一个因素是，中原地区（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从早先开始就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宗教共同体，不同于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它乃是“有组织的宗教共同体”的典型（Max Weber的世界宗教比较学对此论述很多）。

相应的，后来成为中华文化标记的儒学，虽然也常被称为“儒教”，其实不是一个标准的宗教体系，而是一套世俗伦理教导。这对构成中国人口主体的汉族影响太大了，使得中国社会在很早就变得相当的世俗化，类似的大众世俗化过程，西方是18世纪后期以来才有的。中国境内笃信宗教的少数民族常说汉人“什么都不信，什么都吃”，批评的就是汉族太世俗化了，这是第二点。

第三，这是最吊诡的，中华帝国统治体系的顶层，并没有像罗马帝国皇帝于西元第四世纪初接受基督教教义后出现了神圣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工纠缠，而是一直保持着一身二任的综合。“天子”既代表“天上（神意）”也代表“人间（世俗事务）”，体现了两个代表。主要由于这些因素起作用，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华帝国历史上虽然战争很多，宗教战争却少见；砍头很多，仅仅因为宗教信仰而被砍掉的头较少；迫害很多，纯粹的宗教迫害却较少。

两千多年里，中国人口的主体发展出一种源远流长的宗教“马虎主义”，要么马马虎虎地信教，要么马马虎虎地不信教。我的一位犹太裔美国同学在亚太地区做宗教研究多年，非常惊奇地发现中国人在信仰上灵活多样，有些人可以同时信两三种宗教，相互切换没什么问题，简直令他发晕！这样的宗教马虎主义至少有一个正面效果，就是汉族不大会出于纯粹的宗教原因排斥别族，具有宽松的包容性。这也是汉族为什么成为世界上最大民族的缘故之一：原本是少数民族的人若主动自愿地“入汉”，并不要经历太痛苦的过程，他（她）们必须放弃的东西很少。对掌控着“入族权”的汉族人而言，宽松透顶，你什么人都能进来，进来以后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这么低的门坎，进来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几十万几百万的进，一路扩展就成天下第一大族群。最近几年的生物遗传学研究证明，所谓的“汉族”，根本不是狭隘血缘意义上的一个“种族”，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一个“群体”（BBC., 12 Dec. 2009）。

原文：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