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所有人與動物都離開之後，一間房子就像流浪馬戲班演出過後的空地，地上猶有帳篷架子鑽出來的空洞﹔一些過時的電器保用證，就像花俏的宣傳單張，走路時帶起的風就足以令它飄動，在這凌亂而空洞的房子裏。房子大了許多，靜了許多，在張燈結綵的馬戲班離開之後。 　昨天是他的生日，我本來買了演出的門票，想和他一起去看。結果門票過期了，我只好把它丟在地上，加入俗華的宣傳紙堆，和世界上頭部最小的人放在一起。然後想像在遊園裏一個人吞完火把之後吞劍，大家看得目定口呆。還有一節車廂，最裏面有張床，床上躺了一個植物人，旁邊是張小木桌，桌邊有個女人能用塔羅牌卜算我們的命運。她說﹕「我的力量來自我的母親，她甚麼都知道」，然後指一指床上的植物人。我看見她的母親雙眼無神，嘴角流了一道口水。剛從車廂出來，整個營地就有掌聲和歡呼一陣陣地爆起，抬頭一看，原來夜空裏煙火綻放。生日快樂。 　我不知道他的生日是怎麼過的，不過我知道即使他不認識的人都在祝福他，甚至送禮物給他，彷彿國慶。從前我不注重任何紀念日，連家庭成員的生日也都記不住﹔可是後來才明白一句「生日快樂」實在別有深義，因為就像佛洛伊德所說，人總是向死而生，生日又怎能不快樂﹖多長一歲，我們離死亡又近了一步。不管是提醒自己珍惜餘下的日子，還是期盼終將到來的解脫，生日都是可慶祝的。「生日快樂」，是人類「死亡驅動」（death drive）由衷的呼聲。 　以後我只能假裝不認識他，因為我沒有別的選擇了。但我在他生日的這天還是點起了一根蠟燭，放在窗緣。昨夜下了入秋的第一場雨，用來樹立蠟燭的碟子因此裝滿了水，我把它看作他的回應。我懂了。再見。 二 　那個用牌算命的女人，藉著她已成植物人的母親的力量，為我預示了命運﹕「你將擁有一座帝國」。 　我不明白這句話的確切含意，但也沒有多問。因為正如古希臘大哲赫拉克里底斯所說﹕「德爾斐之主（太陽神阿波羅）既不隱藏，也不明言，祂只給出一個記號」。大抵所有的卜卦皆如是，既不隱藏也不明言，有的只是一個記號。而記號，皆有待詮釋。 　「你將擁有一座帝國」。我帶著這個記號回家，看到滿屋的書——唯一剩下給我的東西，於是就用了最顯淺的方法詮釋自己的命運。「坐擁百城，雖南面王不易」，這些書就是我的帝國了。 　開了燈，我檢閱自己的部隊與屬民。原來書裏夾著這麼多的異物，例如一場電影門票的票根，某頓晚飯的收據。還有一張紙片，上面記錄了一個電話號碼，但沒有說明屬誰，我試著打去追查，接通之後是這樣的留言﹕「你打的號碼已經停止服務，請查清楚後再試過」。 　居然還有一封信，綠色的筆跡密密麻麻。我湊近枱燈讀它，發現又是一封開了之後沒有看過的信。那陣子他在歐洲，寫了許多這樣的信給我，我沒有回，甚至沒有看。為甚麼﹖我怎能如此狠心﹖現在我才知道，幾年前他想告訴我的事。如果我現在想回答，我該去甚麼地方找他呢﹖ 　為了維持帝國血統的純正，我細心地把所有這些夾在書裏的外敵與異種清理出來，放在一個大紙袋裏，明早好拿去廢紙回收箱。我一向支持環保。 　滿地都是書，我坐在中間，就像波赫斯筆下的那個國王，精心構築了能夠迷惑任何人與野獸的迷宮，足以抵禦任何外敵，最後卻困死了自己。 三 　寬容，是種帝國的美德。因為帝國疆域遼闊，有數不清的神祇，不同的生火方式以及雜多的睡臥姿勢。如果沒有寬大容讓的胸襟，又如何承受這一切有時甚至彼此衝突殺伐的萬民呢﹖而且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完全封閉的邊界，因征服而奪取回來的土地又早在征服以前就有人生有人死。所以，想要建立一個血緣純正的帝國，無異於癡狂的幻想。 　好比我的書所構建的這座帝國，我賣力地抹除領土上殘存的前世記憶，搜尋混跡於善良百姓中的可疑外人，結果找出一張又一張書籤和書籤的替身，預備放逐它們，或者乾脆付之一炬。然而，就和羅馬的末日一樣，烽煙四起。我好不容易平定了某處的民變，才剛剛開拔往赴另一個戰場，它又再度淪陷了。不是書裏還藏夾著我看不到的角落，而是這片領土，這些書本身，就是雙重效忠的雜種。 　例如一本研究環境聲響的論著，就兀自在左側書櫃的角落低鳴，使我心煩意亂。我記得它，那年初冬，我在紐約，夜裏在書店等他放學，它也是這般低鳴，於是把它帶了回來。現在，我早已失去他的信息，但迴繞這本書的殘響猶在，不知如何使它靜啞。 　又如一本食譜，是一家餐廳的出品。那個晚上他喝多了，臉頰發紅，我彷彿看見自己的命運。知道他喜歡搜羅食譜，於是就在離開的時候買下這本手繪的小冊子。輾轉地，它又回到了我的手上，我的命運，應該如何割捨﹖ 　要不是徹底丟棄我所有的領土，就是放逐自己，否則一座帝國永遠都不會只屬於我。想起華茲華斯的一個小故事。話說來客拜訪他的書房，震懾於藏書之壯麗。主人不在，管家代他回答﹕「這裏只是主人放書的地方，平常他在花園或者野地上看書」。 四 　如何活在書堆做成的房子裏，卻能完全看不到這些書呢﹖這個問題真正想問的，其實是怎樣被記憶包圍，卻又可以遺忘所有。因為書就是記憶的容器，同時也是記憶的一部分。 　阿根廷作家卡洛斯．馬利亞，多明格茲（Carlos Maria Dominguez）有一本小書提供了答案，《紙房子》（Paper House）。這是本小到你用一小時就看得完的小說，但又大到你必須再三重讀鎮日思量。愛書人一定喜歡這本談書的書，何況有彼得．席斯（Peter Sis）的插畫，捷克最魔幻的插畫家配上了南美魔幻寫實的傳人，結果是個書之迷宮的入口。 　這本書的中文版是台灣張淑英譯的，西語專家手筆，自然可讀。但我不喜歡她蛇足地把原著書名改成《紙房子裏的人》﹔而且比較起來，原版與英文版的設計都更精緻秀氣，一上手感覺就對。 　還是說回那個答案吧，方法就是真的以書為磚，不管它是平裝版的《唐吉訶德》還是來自十三世紀的里昂的珍貴繪本，一律都用水泥密封起來，再黏上碎石與木塊，壘成支撐屋頂重量的柱子，與擋風遮雨的牆。 　卡洛斯．布勞爾的唯一興趣就是讀書與藏書，他愛他的書，他的書應該也愛他。總共兩萬冊的珍藏與他朝夕相處，世界盡在其目光可及之處。然後有一天，事情發生了，他就把所有的書都運到遙遠的海邊小漁村，利用它們為自己砌了一座簡陋的房子。 　此後，他再也看不見它們了，那些他花了一輩子收集回來的書，雖然他就住在它們之間。他也不可能知道某一本書的位置，不知道它在廁所的地磚底下，還是藏在煙囪的頂端。就像一個人的記憶還在，但卻沒有秩序與結構去引導他定位提取。我甚麼都記得，只是失去了辨認的能力與拆牆的決心。 五 　我借給他的書，他全還給我了，當然是用十分間接的方法。晚上給自己倒了一杯喝的，我在燈下一頁一頁慢慢檢視這幾本書，看看裏面有沒有留下任何記號，哪怕只是折起的一角。沒有。於是我重頭再翻，至少紙上有他指掌殘存的溫度吧﹖沒有，紙張保溫的能力還沒好到這個地步。 　很奇怪，這些書還沒回來的時候，我反而覺得自己的藏書和自己都比較完整。它們似乎是我書房必要的缺角，在一個自閉的世界裏開了一道裂口，將我和他，以及他代表的那個更美好因而也是我不配接近的真實若斷若續地接了起來。但是現在，它們在此。我的缺陷與醜陋因此再也沒有被救贖的機會，緊緊鎖在一室的書裏。 　我有一個很多人並不認同的買書習慣，同一種書要是有好幾本，我必定選擇書脊折曲，封面骯髒，內頁有水漬的那本。理由是這些條件殘缺的書我要是不買，別人也不會碰，它們最後的下場就很可憂了。 　久而久之，我的家變成了一座孤兒院，我以為自己是個大慈善家，四出搜尋沒有人要的孩子。如果有人問我，我的藏書有沒有重點，答案就是殘缺。 　為了一些狀況很不堪的書，我買齊了漿糊、膠水、鉗子與針線，甚至自學修復書籍必備的參考書。但我太懶了，這些工具我從未用過。不過不打緊，所有有缺陷的東西聚在一起就是完整了，沒爹沒娘的孩子湊在一塊玩就不會孤獨了。 　卡洛斯·馬利亞·多明格茲《紙房子》裏發瘋的藏書家把兩萬本書做成了世界盡頭的一間房子，這間紙造的房子雖然堅固，但還是頂不過狂暴的風浪，碎裂成沙洲上的紙屑，例如布克哈特的《文藝復興》，就滿是船隻排出的黑色油污與蟲子蛀出的孔洞。 　我懷疑自己的習慣其實反映了自己的遺憾，但我的拯救行動終是徒然。到了最後，我和我的書都將化成灰。 六 　難免會被人問起﹕「哪一本書對你的影響最大﹖」今天讓我坦白吧，這麼多年以來，其實我一直在說謊。 　因為我不能直接說出它的名字，怕它尷尬，它是如此珍貴又如此敏感。我沒有為它在書櫃上留下一個特別的位置，也沒有用一個精緻的錦盒盛載它，因為它不想自己顯得與眾不同，這會使得它在書群之中格外不自在，負擔沉重。 　從前，我愛上了一個由於害怕我而最終厭惡我的人。這種厭惡與恐懼深到一個程度，乃至於我就算隨意地和他打招呼，他也不願理會。更有可能，他根本就沒注意到我的手勢與笑容，因為只要我的氣場一出現，他的身體感官就會為他自動蒙上一層蔽障，保護他。 　在失去聯絡一段日子之後，我們又在人群中重逢。也是為了保護他，我刻意迴避閃躲，彷彿真正應該恐懼的人是我。然後很荒謬地，那天晚上，他突然問我以後能不能起碼和他打個招呼。我立刻就懂了，他不想人家注意到我們的不自然，我的退縮態度會惹起朋友之間的聯想與閒話。這當然對他很不好，尤其那些閒話裏的角色是我，這個實在不該和他拉上關係的人。 　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沒有這種經驗。通常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書，起碼要是自己看得懂的書，然後才能全心全意地沉浸其中，舔吮它的每一行字每一個標點符號。可是我的那本書卻是不可解的謎團，它引我入門，卻又永遠拒絕我再踏進一步。我在這本書上得不到任何答案﹔只學到更多的問題，提問的方式，以及這些方式的全部挫敗。這本書，毫不起眼地藏在一個書架的第二層裏，教懂了我枉費心機的定義。人生最有價值的教育，莫過於此。 七 　在人類離開地球以前，我們最好的朋友比我們先走了一步。如今有愈來愈多的富豪自己花錢去玩征空之旅，興高采烈地出發，再滿面笑容地回來給鏡頭簇擁。大家都忘記了五十年前，有一頭名叫萊卡（Laika）的母狗上過太空，並且死在太空﹔牠是第一個進入繞地球軌道的地球生物，也是第一個死在地球之外的生物。 　蘇聯小說家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一生最偉大的作品《生活與命運》早就譯成了英文，但直到近年，英語評論界才認識到它的重要。有人說，如果《戰爭與和平》是帝俄時代的百科全書，那麼《生活與命運》就是蘇聯時期的《戰爭與和平》了。和更受外界注意的索忍尼津不同，格羅斯曼沒有那麼強烈的道德批判，他只是很細微很專注地去寫極權體制底下每一種人每一個行當的處境與無奈，從政壇高官到販夫走卒，他畫出了整個社會的全景。因此，在蘇聯瓦解之後，格羅斯曼沒有陪它殉葬，不像索忍尼津那樣，成了一個失去對手的挑戰者。 　格羅斯曼有個短篇，講的就是蘇聯在五十年代送上太空的狗。他的態度很曖昧，既不強烈譴責這種作法的不人道，也不歌頌那些動物英雄的犧牲，他注意的，是一頭流浪母狗。佩斯楚什卡的眼睛。這對眼睛，曾經在街頭機警謹慎地躲避車輛找尋食物，後來對著收養牠回來做實驗的科學家搖頭擺尾，表達信任與愛﹔被這些人放進窄小陰暗的船艙，射出大氣層之後，這一雙眼睛成為有史以來第一雙看見地球在黑暗中冉冉迎日的眼睛。 　牠到底看到了甚麼﹖科學家並不清楚，儘管他們在地上掌握了牠所有的生理數據，甚至還聽得到牠的聲音。「『牠嗥叫了好長的時間』，技術員說﹕『這太可怕了，一頭孤獨的狗，單獨地在宇宙之中，嗥叫』。」但是他們就是不知道，佩斯楚什卡看見了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