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會召開，以構建和諧社會為主基調，和諧社會不是和稀泥，是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和平共處的體系，共產黨是執政黨，這個和諧體系要從整治黨內不正之風開始．雖然沒有口號，沒有運動，但誰都看出來了，今年是中共中央決心抑制黨內腐敗決心最大，也是力度最強的開始．從年初中紀委召開第六次會議，總書記胡錦濤高擎中國共產黨黨章，要求全黨學做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開始，拉開了黨中央新一輪立志反腐倡廉的帷幕，似乎就是說：誰不像共產黨員，誰就要下台，貪瀆者不下台就要動搖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為保證執政黨可以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構建和諧社會，提高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就從反腐敗開始．

    執政能力關係到一個執政黨的長治久安，也關係到中國老百姓的“幸福感”，有幸福感才會有和諧社會．中國共產黨執政之日就向中國人民作出過承諾：翻身不忘毛澤東，幸福全靠共產黨．進入改革開放後的新時期，共產黨能不能靠，就看反腐有沒有決心，抓貪能不能徹底．這次，胡錦濤動了真格，接連打響了“平津戰役”、“松滬戰役”，北京的副市長、副檢察長、天津的檢察長等都被“邀”接受調查．反腐戰全面開打，安徽、江蘇、福建、河南等地都有地方高官受到懲處，直到夏末金秋，上海的社保基金弊案被揭露，一直追打到政治局委員，層級高，涉及面廣．整治腐敗就從黨內開始，就從高層領導開始，其打擊腐敗的力度和深度在中共黨史中令人矚目的．

    事實上，胡溫新政開始，強調的就是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在中國改革開放取得階段性成功後，胡溫強調的是要以科學的態度率領全體中國人民走上共同福裕的道路，而這條道路上首先遭遇的就是特殊利益集團的勾結．從這次上海社保弊案的特點就可以看出，這些涉嫌嚴重違紀的各級幹部都有一個特點，利用手中的權力和掌管的國有資產以權謀私，並一改接受賄賂小額的權錢交易，出現的是權力資本結合的更大犯罪．

     表面上看，腐敗官員違規將資金借給無名商人投入到一些項目，至今投資項目仍在，國家及老百姓看上去沒有損失．但這是以國家的資本，老百姓的血汗錢來包裝超級富豪，制造了一部分腐敗份子先富起來的神話．他們用公有的錢去賺國家的錢，用老百姓的錢去賺民眾的錢，賺來的錢都塞進這些利益集團的口袋，等待時機再作分配．在轉型時期，這是一種官商勾結、官官勾結、商團合作造富的“新創意”，比起早年行賄搞批文、收取紅包拿回佣要高明且更容易斂財．他們膽子越來越大，數十億的搬，上百億的借，炒高地產及一些投資項目，承擔風險的卻是老百姓．

     這樣的斂財模式可以追溯到二零零三年查處上海首富周正毅的金融詐騙案，當時就可以看出，周正毅就是利用官場的關係，在上海一些大官的保護傘下，行使空麻袋背米的方式投入房地產．案發後，帶出香港中銀的董事長劉金寶，並涉及官場和商場一連串的貪腐分子，剛掌政的胡溫那時就力圖衝破阻力打老虎，但由於貪腐的堡壘頑固，盤根錯節，周正毅最後僅以輕微罪行判入獄三年．那一年，上海仲夏最寒冷的“冬天”卻讓貪瀆分子安然度過．

     但可以看出，對中國黨內貪瀆者的斗爭的長期性、複雜性，這是一場智慧、耐力和決心的考驗．胡溫新政經得起這樣的考驗，再次出擊，一舉攻破上海貪腐堡壘，被稱作為震碎了難以撼動的權貴，這不僅是三年多前那場尚未完成的反腐戰的繼續，更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雖然有人質疑，中國反腐還是人治不是法治，中國更需要制度建設，但不容爭議的事實是，這樣的人治正是法治的基礎，不撼動權貴，法治建設從何談起．

    中國反貪腐的任務仍非常艱巨，離共產黨自己制定的純潔性、先進性的標準甚遠，但可以說，這是胡錦濤執政以來的又一次新突破，是共產黨自身糾錯提高執政能力的檢驗．三年多前，胡溫曾新政伊使即遭遇“非典”侵襲，反映的是自然災害背後的惡劣社會環境，是各級政府的行政腐敗的暴露，胡溫嚴刑峻法，全力整頓北京市及衛生部，上下撤換千多名幹部，取得突破．今天，反貪腐的關鍵時刻，要整治的是和諧社會背後的惡劣政治環境，胡溫曾再次重拳出擊，凝聚了全國人民的反貪腐共識，更凝聚了老百姓信賴的力量．

     這些年來，胡溫執政抓的是兩頭，一頭是民生，以民為本，提出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強調社會的公平公正，深入民眾，以宏觀調控抑制房價，都站在老百姓的立場，把握的是一個時代的轉換，要從發展是硬道理轉向更為科學的發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共同富裕；以和諧社會代替穩定壓倒一切，讓中國的老百姓感受到一個嶄新的社會氣象．另一頭是抓反腐敗，以反腐敗為本，在中國政治體制及法治建設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動以黨內紀律檢查的機制，痛擊黨內貪腐權、色、錢交織，黨內黨外、官商勾結的新特點和新堡壘．

    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會議以構建一個和諧社會為主基調，和諧社會不是一個口號，是對共產黨執政能力的考驗，中央反貪腐的步伐還要繼續，與腐敗的較量面對的是更為複雜的貪瀆挑戰，中國和諧社會、清廉政府、先進的執政黨需要制度體制保障，這還只是開始．（刊香港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