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段往事。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泥巴里、雨水中嬉戏，对自然界的变化比较敏感。江南多雨，暴雨、细雨，两个小时就结束的雨，两个月不停的雨，至今鲜活地存在我的记忆里。

 雨从天空落下来，打在屋前青石阶上，雨从瓦檐滑下来，滴在屋前青石阶上。天长日久，原本光滑的青石上出现许多细小的坑。年幼的我并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待我上小学，明白一些道理后，突然有一天发现，青石上某个地方被洞穿了。

“水滴石穿”，在小学课文中学到的这个成语，就这样鲜活而深刻地植入了我的脑海，让我惊叹平凡的坚持，也是一件伟业！

  现在言归正传。已经有不少人在总结2009年，其中“被”字被提及多次，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被自杀”、“被增长”、“被代表”等等，构成了2009年中国社会的一道最醒目的标志。在现实面前，许多人严重悲观，迷惑时代在倒退。

 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但个人保持着一份乐观，如果从长远来看，这还不是谨慎的乐观，而算得上积极的乐观了。

 因为，“被”时代并非今日肇始，在此之前的改革开放30年，往前建国60年，再追溯至100年前的清王朝，还可以倒推至几千年前。

 我几乎可以打包票地说，在此之前的中国社会，“被自杀”、“被增长”以及“被代表”，更是要比今日普遍、严重得多，只是人们无从知道或者无从表达而已。

“被XX”今日得以被许多人认同，实在要拜时代的进步！信息更自由地流动，公民权利意识更广泛地觉醒，“被自杀”、“被增长”以及“被代表”等现象才能被民众感知，并进行总结。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形态或有差异，但困局基本类似：权力至上，不受监督和制约；资本和权力交媾，生出既得利益集团，日益强大不愿妥协；弱势群体被禁止结社，一盘散沙，既无人帮忙代言，也无渠道自己发声。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社会数千年来的循环基本是恶性的，“以暴易暴”成为常态。在此恶性循环中，也就无从谈起任何进步了。进步需要累积，需要传承。暴力革命因其短命性，无从完成这一旷日持久的任务。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在我看来，当代暴力革命发生的几率微乎其微。是的，社会不公依然严重，贫富差距继续在扩大，不少人有冤无处诉，甚至“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也在某些地方上演。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执政者不再敢像以往那般“无法无天”了，“民主和法治”不但反映在宪法和普通法条文中，而且出现在执政党各个大会上。党的各级干部无人敢公开拒绝民主和法治。

 其次，社会预警机制增多增强了。虽然媒体和网络依然受限，但“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些地方和机构的丑闻，在打击执政者形象的同时，也给他们提供警示，促使他们在政策上做出程度不一的调整，从而缓解民间怨气。昔日因孙志刚之死，收容遣送条例得以废除，现在因唐福珍的自焚，拆迁条例也面临重大改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已经融入世界，只能越来越开放。这是当今中国和往昔中国最大的不同。过去的中央帝国以自我为中心，过去的世界四分五裂。现在呢，世界已成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人可以退缩到保守、孤立的地步。

 而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普世价值——自由、人权和民主，也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正艰难却勃勃地成长，这个大趋势，无人可以阻挡。在经济层面，中国加入了WTO，成了世界大市场中的一员；在政治层面，中国宣称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中国并批准了《联合国人权公约》。

 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历史的长河中，60年不过沧海一粟，30年更只是一个小涟漪。几千年的历史惯性，想在几十年内彻底刹车，并转换跑道，那只是天真的愿望罢了。惯性无处不在，在文化中，在思维中，在行动中。

 数十年未曾中断的“毛泽东”热，就是惯性使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题，它折射出了民众的深层心理。薄熙来在重庆高举毛泽东旗帜，大唱红歌，打黑除恶，收获的赞扬声远远盖过反对声。

 简单地予以否定和责骂，只能激起强烈的反对，对于中国的现实和前途，毫无补益。我们哪怕只是保守地承认“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也应该理性客观地来看待这一现象虚热的背后。

 设想一下，连我这样所谓的“民主派”都对薄熙来的行为表示理解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声援，就可想象他的粉丝会有多少了。

毛泽东要让“人民当家作主”，尽管实质上人民从来都是“被当家被作主”，尽管在他统治的年代，许多人民生活贫困，毫无尊严，但并不妨碍这一打动人心的口号在毛泽东身后，作为那个时代的遗物被传承下来。

 当（大多数）人民不能当家作主，当（大多数）人民感受社会严重不公，毛泽东未竟的承诺就会成为（大多数）人民向执政者表达抗议的手段了。我以为，与其说是人民在缅怀毛泽东，不如说是人民在借此表达对社会的不满（要知道，许多“拥毛派”并未经历文革，只是80或者90后，他们对毛泽东以及那个时代并不了解）。而在其他途径有可能遭致打压的情况下，利用毛泽东（其实只是一个符号罢了）来进行反对，相对安全多了。

 年末关于杨元元自杀事件的大讨论，更坚定了我对此现象的看法。不少以前似乎不沾边的“拥毛派”和我站在了一起，对杨元元充满同情，对可能导致了这一悲剧发生的社会因素进行了解剖。

 这让我改变以往在对待毛问题上的简单思维，冷静下来重新思考。我以为若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的“拥毛派”不过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平合理罢了。他们大多数人（除了少数蒙昧者）缅怀毛泽东，也恐怕不是肯定其发动文革致社会动荡，更不会同意他的瞎指挥饿死几千万人。说白了，他们大多数人应该是由衷拥护毛的“让人民当家作主”，并希望这一未竟的承诺由毛的继承者们予以兑现。

 我和他们唯一的区别，可能只在如何“让人民当家作主”的路径选择上。我倾向用民主的方式，他们可能更相信共产党人的“自洁”能力。

 谁又能说他们的选择毫无道理呢？建国初期的共产党人的确给人民留下过非常美好的印象，党的大多数干部，表现出了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思想境界不是后来者可以相比。尽管那场乌托邦式的实验以惨败告终，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但不能从哲学高度思考的普通百姓，只记住了共产党人的“好”，而未能辨识“好”字背后的“坏”。后来的继承者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更是避免提及制度上的严重缺陷，私下里的小修小补根本无济于事。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由于诱惑的无处不在，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一下子暴露出了真面目，以权谋私大行其道，贪污腐败层出不穷，人民大吃惊大失望且无能为力之际，自然就遥念起毛时代的 “相对纯洁和公平”来。

 权力不经约束，必然专横且腐败。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不管民主社会还是专制国家，权力总会极力扩张其边界并寻找一切腐败的机会，但世人也已经清楚地看到，相较专制制度，民主框架下的权力就是要“自律”多了，“干净”多了。毛泽东当年犯下的巨大错误，以及薄熙来正在进行中的打黑运动出现不少有违“法治“精神的举措，相隔几十年的时空告诉世人一个同样的道理：完全靠自律，是管束不住权力这头怪兽的，必须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

 我素来认为，社会的相对和谐必须多元力量的充分博弈，舍此无他途。企盼某个阶层发善心，或者将希望寄托在某位“明君”身上，最终大概不免落空。中国社会数千年来的“以暴易暴”恶性循环，也是肇因于此。社会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弱者除了被逼绝境只能造反外再无任何同强者博弈的工具和手段了。我之所以经常无条件地站在弱者一边，固然和我的农村出身有关，更重要地是因为我看到，在当今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的博弈依然稀少。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有一句名言：在高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我深以为然。在墙依然坚硬并以各种方式加固自己的时候，蛋们很多时候既无组织可以依靠，也无渠道可以发声，更少有人愿意代言。孙中界的愤然剁指，张海超的无奈开胸，唐福珍的绝境自焚，在在都彰显了蛋们面对高墙时的弱势地位。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我极力鼓吹并支持民主在中国的发展。但是，今天的我不再简单地认为，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其实西方国家也各有差异，更准确地说是美国），就一定适合中国，因为国情殊异，文化因子也不同。但我相信，无论模式怎样，保护自由和人权的内核不能丢，那是民主之魂。

 经历100年来的屈辱和挣扎，中国正在重拾自信。尽管目前还呈现出某种“自卑”和“自大”混合在一起的民族主义病症，但不必苛责这个历史性的开始。中国5千年文明不曾中断和消亡，一定有它的道理，一定有可以总结并光照当下及未来的因素。

 我们固然不必自信满满，但的确不需自卑。西方世界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从原来的俯视到今日的平视，固然有其利益上的考量，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谦和”，法国总理菲永在北京坦承“中国是一个大国，他会自己找到他的脚步和速度，来进行他的改革。很难想象，外界能够替代中国来改变他国内的情况。”

 放在一年前，看到和听到西方大国对于中国的“示好”和“示弱”，我可能会和许多“民主派”一样，有某种难以言传的失落感，因为这意味着促进中国民主事业的外部动力减弱了，未来要靠内部动力单兵突进了。

 但今天的我，不这样想，不这样看了。放眼世界，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固然需要外部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但主要还是靠内部人士一点一点地去推动。舍此并无捷径。看了《甘地自传》，再联想刘同志的作为，我坚信要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得有“水滴石穿”的信念，就得相信“水滴石穿”的力量！这是儿时大自然给我的切身体验，也是指导我前行的不二法宝。

 时代只会越来越进步，中国只会越来越开放。这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也是任何势力无法阻挡的大势。经济上的开放和政治上的保守，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弹丸之地新加坡的经验不可能复制到大中国！

 变局总会到来，我希望那是温和的，我也相信那是温和的，当然前提是，我们每个人（我愿意将胡锦涛、温家宝诸公算在其内，他们不是也不能是对立面，他们也在体制困局中）都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对人民负责，对中国负责，对世界负责，大家一起来除旧迎新！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1963年）对郭沫若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他的“急迫”，导致事态最终不可收拾。我们应以此为鉴，从中汲取教训，对于今日中国的民主事业，固然有“多少事”要干，固然“一万年太久”，但何妨放宽心态，放长眼光，再等个30年或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