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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380米的神仙湾下来，我们开始冲击天文点。

天文点是中喀喇昆仑山上一处边防哨所，除去军事人员，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数年前，我带一支军人组成的采访小分队，去寻访西北三个最高的军事哨所：

　　神仙湾哨卡，海拔5380米，距团队530公里；

    天文点哨卡，海拔5190米，距团队670公里；

    空喀山口哨卡，海拔5090米，距团队740公里；

神仙湾是世界最高军事哨所。以前到神仙湾的路，是真正的鬼门关，光在喀喇昆仑山里就得转6天。80年代中期，昆仑工兵用几百吨炸药硬是炸通了6042米的哈巴克冰峰，修了一条直通神仙湾的路，从三十里营房上去一天可以往返。

神仙湾的交通条件改善之后，天文点就成了最苦的哨卡。在边防军人那里，天文点这个名字来自何方，用处何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昆仑山上，是一个需要守卫的哨卡。

    几年前的一个春天，中国青年报的女记者陆小娅搭乘一辆军用大卡车，爬上了喀喇昆仑。回到山下，边防团的军官们被这位又瘦又小还戴着眼镜的女子感动了，用大碗的烈酒款待她。酒过三巡，耳酣脸热，男人身上没出息的地方就渐渐暴露出来。只见一位双手捧着酒的军官挤过来，把酒献给女记者。他动作倒还文明，那话可就辣了：他问陆小娅，你为什么不上天文点?天文点才是最苦的哨卡，不上天文点，你到昆仑就是来旅游的。说着，就有泪哗哗地流，那泪似乎比酒还要烈。

    陆小娅能去这个星球上许多风光秀丽的地方，没有必要非上喀喇昆仑旅游。她很弱，在山上经常不吃不喝，怕的是上厕所时蹲下站不起来。她拿命冒险是对自己的一种证明，一种挑战，她很难容忍别人用“软弱”来损她。但此时此刻，她没吭声，她懂得这位男子汉的眼泪，她轻轻地说，我是要上天文点的，我肯定会去的。

    在我们从北边接近天文点的时候，陆小娅正随中国记协的一个采访组从南边──西藏阿里，向天文点进发。

    陆小娅的勇敢与竞争像鞭梢悬在我们头顶。

    在4300米的红柳滩兵站住下，我们的随队军医宣布，他高山反应严重，走不了了。

    医生的脸确实很黄，模样也比别人痛苦一些，但并不是到了随时可能倒毙的程度。我突然想到世上许多失败者不是败在与敌手的对抗中，而且被自己内心的怯懦所击倒。

    我们没必要让别人在痛苦中去保护我们的健康。我说，实在坚持不了就回吧。

    医生走了，这是我们此次行动中唯一的退怯者。

    喀喇昆仑风雪医疗站的站长李雷振知道这事后大为恼火，他在电话里嚷着，我们医院还没有出过这种丢人事。上山前如果你讲价钱摆理由不想去我理解。谁想上山?我也不想来，但是你来了，这就是上了战场了，再走就是逃兵。山上的军医死要死在病人前面。

    我们替医生说情，他确实病了，在山上呆过十年，越理解大山的人越怕山，理解他吧。

    还没进天文点，见一辆拉面的军车陷在冰水里。三个搞车的兵累得嘴里、眼里往外冒血。来接应的人抬不动他们，只好用一辆扳车把他们往回拉。像三个吃了败仗的俘虏兵。

    见惯了苦难的人总是默默的沉甸甸的，既使触摸到了死神也很少惊骇万状。

    天文点哨卡吃水要到30公里外去拉。他们附近倒是有一个冰湖，可水不能吃，吃了影响生育能力。童蛋子们不怕死，怕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是多跑点路吧。1995年11月20日下午4点，排长王艳明带13个人去破冰取水，遇到了暴风雪。汽车直接被冻到了冰层上。那雪大得十米外看不见人，14个官兵手拉手凭感觉往回摸，从头天晚上走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半，人全累瘫了，手也松开了，体力好点的在前面爬，体力差的在后面跟。有人说，雪地里的黑点组成了一个个可怕的省略号，准备把王艳明他们从这个世界上省略掉。一个兵鼻子下面已经挂了一层冰，说明他的体表温度已达零摄氏度。他大着舌头吐嘟了一句，排长，临死前让兄弟们睡一会儿吧。王艳明早就困得睁不开眼了，身上刺骨的疼痛正被一种空白感、舒适感所替代。他猛然意识到，这是严重缺氧和饥寒造成的嗜睡，一旦睡着了，不出三、五小时，大伙全得成了冰雕。他声嘶力竭地冲着风雪吼了一声:谁敢睡觉，我就处分他!

    全连都出动营救了，连长李文带上了全部46发信号弹。信号弹在天空划出漂亮的弧线，绿色代表总攻开始，红色代表撤出战斗。营救分队把他们的心劲和焦急用信号弹的光芒传给遇险的同伴。无奈，风雪中的红光绿光比流星还要易逝，还要暗淡。李文破口大骂，自己所知道的最恶毒最难听的语言，骂天骂地，最后也不知道骂谁了，只是乱骂。当45发信号弹打完的时候，李文比失踪的人还要绝望。一个因为风雪损失了一半士兵的连长活着比死了难受。十点钟，李文亲自把最后一发信号弹装入枪膛，他刀削一样的瘦脸阴阴的，肌肉突突抖动着，抠响了板机。这发信号弹恰好是红色的。撤出战斗!撤出战斗，王艳明你个混蛋看到了没有?”李文扯破了喉咙。微弱的红光终于被王艳明捕捉到了，他们朝着信号弹升起的方向爬去……两支人马相遇，李文双手扯住王艳明的领子猛晃:他妈的，你这混蛋还活着!还活着!王艳明说，我死了怕你处分我。他们抱头痛哭。

    昆仑山因为这发救命的红色信号弹避免了一次大惨剧，团长老郭算是躲过了一次处分。

    谁知祸不单行，到大年三十那天，指导员陈全新带人去巡逻，越是节假日越要警惕，这话已经写上了军事斗争史。但是，边境象往常一样平静，陈全新刚想抒发一下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感，一阵狂风吹跑了他的皮帽。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浸骨透髓，何况皮肉。回到营房，陈全新的耳垂被冻掉了。副连长起草了一份电报给团里:“巡逻一切正常，指导员耳朵冻掉半个。”陈全新看后改成了“巡逻一切正常”。

    什么也不用说。在每迈一步都有可能倒下的特高海拔上，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只要高高在上的你还活着，就要感谢上苍，就会让许多仰望者感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伟大与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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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原旅行，任何一个细节把握不好，都可能遇到灭顶之灾。

    从班公湖水上中队去空喀山口时，直觉告诉我，这个中队的汽油只是用来做饭，汽车不一定好烧。但司机张潮却偷了一下懒，没有到9公里外的库尔那克堡加油。结果一路上厄运象影子一样跟着我们。

    我们的破“山猫”车每走一小时，保证熄火一次，赖着不走。不时要靠保障我们的东风卡车拖着才能发动。

    张潮急得恨不能把头拱到发动机的缝隙里看个究竟。一脸的油泥。我说，把油放掉，换上卡车拉的好油。他舍不得，60公斤油票呀领导，放掉比放我的血还心疼。

    但是车坚决不走。140公里路，走了14个小时还没看到空喀的影子。

    我下了死命令，放油。

    卡车司机王班长和小刘拿着桶来接，说，别浪费。倒我们油箱里，卡车皮实。

    风极大，放出的油被风刮飞，打在人脸上，刺疼。张潮咝咝地吸着气，妈呀，长这么大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冻。

    换了油，车子果然好起来，很快走到了距空喀14公里的三岔路口。但是摄影干事柳军带的卡车又不见了。此时是凌晨二时，一车昏昏沉沉的人在饥肠的咕咕声中焦急地等着。

    我想起了前一天在这条路上遇到的汽车排长张军。我问，前面的路险吗?张军把右边只剩下半个的耳朵凑过来，“嘿嘿，瞧，半个耳朵就在这路上冻掉啦。”

    看来人的耳朵最不经冻，得小心侍候。

    张军当班长的时候，车坏在了空喀山口。没有吃的，他带两个兵背着一挎包冰去求救。饿急了就啃冰，这是昆仑山士兵一代传一代的救命方法。张军啃得满嘴是血。两天两夜之后他们走到了这块路碑前。累了，他们睡着了，醒来之后耳朵变白变硬，腿上全是冻出的大水泡。后来耳朵上的肉化成了水，医生说要给他补上，他“嘿嘿”笑着，不用了，基本上不影响美观，再说补上也是假的。

    我们也会象张军一样倒霉吗?

    我们14个小时没吃东西，我们四个人，补加一个搭车的军医，只有六张煎饼半袋饼干。这些东西被分成七等分，很仔细地咀嚼，很仔细地下咽，然后，更饿。

    柳军他们仍无消息。我每隔十分钟用对讲机呼唤一次，柳军柳军听到了回答。那头固执地没有一丝声音。

    凌晨三时，对讲机嘶嘶啦啦响起来。是司机小刘在喊，却一句也听不清。我气得大叫，让柳军出来说话!

    柳军不在。

    这句话听清了。柳军为什么不在?小刘又在哪里?哪里顾上再想，我们轰大油门，掉头去找柳军他们。5000米的八一大坂上，风声凄厉，漆黑一团。走了三公里，一个小亮点闪了起来，车灯打上去，只见喘成一团的小刘举着一只几乎没光的手电冲我们摇，被湿透的棉鞋上结着冰。他连冻带怕，好一阵哆嗦着说不成话。原来，卡车陷进了冰河，为了求救，他只身在大坂上走了7公里。我上前紧紧搂着他，怕吗?他咧咧嘴，开、开、开始不怕，后来越、越走越怕，怕怕有狼。

    再向前，看见卡车歪斜着身子趴在稀泥中，柳军和司机班长王伟杰两人披着一床被子愁眉苦脸地站在边上。

    车是出不来了，我们把大衣全部脱给小刘，让他睡在驾驶室里看车，我们则蚕蛹似地披着被子，爬上越野车，向空喀走去。

    从那天起，采访组规定，不论是谁，不管在什么地方遇险，都不许派单人去求救。许多战士就是这么冻死的。

摸黑到了连队，累成一滩泥的我们直接钻进了留有战士体温的被窝。

    营长马景军忙着为我们张罗吃住，走急了几步，便哗哗地呕吐。他说“山上遇险的事儿太多，哪一次都让人有说不出的苦辣酸甜。”

    空喀哨所正在换防。新上来的兵们正处在痛苦的适应阶段，不少人床前铺着煤渣或放着脸盆，准备呕吐。准备下山的兵则兴奋地睡不着，悄声说着什么。

    刚上山的兵难受得没法接受采访，该下山的兵兴奋得顾不上接受采访，我们头痛得不想采访。这时，一个流泪的士兵自己站进了摄像机镜头。

    你为什么哭?

    昆仑山好么，舍不得。

    一年里吃了不少苦吧?

    能吃上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福气。吃得苦越多，别人越能记住我们。

    这个叫魏丕来的安徽籍下士告诉我们，去年他上山后头疼得浑身一阵乱抽，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往三百多公里外的医疗站送时，氧气瓶上的水瓶冻住了，排长杨国栋解开棉衣用胸膛的温度化冰，才把他从死亡的界河边上拽了回来。

    苏醒后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我还活着吗?我看见一个氧气瓶上印有“十八”字样，吓了一跳，以为我吸了十八瓶氧气。实际上印的十八医院。

    像魏丕来这种对缺氧耐受力极差的战士是不能守山的。可是他不愿意一个人下山。血气方刚的小伙往往是要脸不要命。他拒绝医生的劝告，重返空喀山口时，受到了高规格的欢迎。在人内心的一切高尚情感中，没有哪一种比荣誉心更强烈更稳定，它是军队的灵魂，是军人的灵魂。

    但是魏丕来并没有成为公认的好战士。因为他倔强，个性太强，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问题。

    无论中外军队，往往是以牺牲个人的意志、个性去铸造整体意志和力量，这种做法当然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往往有指挥员利用这一点去满足自己特殊的自私心，听不进不同意见，用自己的意志支配他人，只许说“是”，不许说“不”，无论对错，只要服从。但是，在战争中，在危急关头，那些力挽惊涛，四两拨千斤，一锤定乾坤的人物往往是那些不听话、不驯服、别出心裁、调皮捣蛋的人物。

    平常生活中大放光彩的人在危急时刻暗然失色，危急关口的英雄好汉在日常生活里让人厌烦，这种相互间的讽剌与幽默构成了生活。

    也许上苍赋予魏丕来这类人的是流星般的命运，关键时刻蓦然放射异彩，然后就隐身在大江大河般平稳涌流的生活中。

    空喀山口一夜无眠之后，我们匆匆下山，简直就是一种逃亡。为了避免在5000米以上的高度睡觉，每天的路程都经过精心的安排，我们可以逃离缺氧、逃离孤寂、逃离痛苦，可是那些5000米以上的守山士兵呢?他们不能撤退，他们必须用并不坚实的肩挑起千年的兴衰荣辱，挑起一种名叫“尊严”的情感。虽然这种情感在某些人看来并不值钱。

    在每分钟每秒钟都被死神挤压的状态中，我们匆匆逃离。我回头对着空喀山口喊了一声，对不起呵，我的好弟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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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小娅在我们走后不久，终于抵达了天文点和空喀山口。在我们那一点点领先的感觉还没来得及在内心荡漾开来，陆小娅竟掉转头去了我们没有走到的什布奇边防连。这个连队距北京近八千公里，是中国最遥远的边防连。我们这个早去的一个月的军人采访组，在艰难地突破了两道冰障后，看到了前路上更多的冰障，最后无功而返。而陆小娅只身一人竟在阿里高原奇迹般地拦到了一辆车，带车的军官下来后第一句话是：陆小娅！小娅问，你认识我么？认识！认识！现在整个昆仑山都认识你。

一个并不美丽的女人就这样走进了所有昆仑军人的心里。雄性的昆仑因为她的柔情和坚韧而有了更多的包容和开阔。

当然，即使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了，那些边防军人的命运也不会有丝毫改变，甚至也不会因为一两篇稿件使他们的生活有些微的改善。而我们自己，既没有证明什么，也没有完成什么。我们这样的采访，这样的竞争，这样的冒险，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在想，任何事情都是有意义的。作为记者，这一次的接力采访是一种职业精神，在缺乏职业精神的时候，职业精神就是一种意义，虽然这个意义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