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各位亲爱的读者的要求，特将《LE POINT观点》杂志2009年底，“中国专刊”刊尾总结文章——“法国中国问题专家Cyrille J.D JAVARY专访”一文进行了翻译，以飨读者。

值得注意的是，《LE POINT观点》杂志绝不是一份“亲华”杂志，但是近年来该杂志在法国政治生活当中的影响力一直在不断提升，我们可以把这期专刊，看作法国对华相关问题认识的一个新起点和参考坐标。

此文原样翻译奉送，译者即博主不对其观点作出评价。

并祝各位博友2010年顺心如意。

Cyrille J.D JAVARY先生，他本是一位研究《易经》的专家。

我们在接近中国以求得将来的互信

------Cyrille J.D JAVARY专访

《Le Point观点》杂志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我们对中国的看法总是很模糊，在敬佩和畏惧间摇摆。今日中国到底在世界大国排名中处于什幺位置？

Cyrille J.D JAVARY（以下简称“J：”）：要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现实状况，不能管中窥豹，或者仅仅把她当作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各种奇思怪想的发源地，或者用一种俯视的人种优越论的观点去看待，要做到这几点曾经不是那幺容易。今日，从我们的位置来看，对中国的情感混杂着恐惧和忿恨。中国让我们（西方人）不顺气，主要是因为他们颠覆了我们曾经对他们的固有观点。“悄悄地接近她，并试图与她在未来取得互信”，可是在今日之在西方，这种观点还是应者寥寥。我们太清楚我们过去的地位，但是我们是在看不清我们未来的定位。看看这个方向含糊不清的欧洲，欧洲人已经频频让中国感到不快，中国其实完全不想去和美利坚正面交锋一争高下。

记者：您曾经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通过100个词来理解中国人》，我们如何借助了解他们的语言来与他们更好的沟通？

J：要知道，汉语不是一种注音语言，而是一种书写语言。中国人不像我们一样书写。他们不使用字母组成的单词，而是使用象形文字，他们的识别系统是源自图画的，图示性的。就像注明的汉学家和语言学家汪德迈先生所说（SINOMEC 注：Leon Vandermeersch 法国着名汉学家、远东研究院院长）:“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完全构建在我们书写的习惯之上。”遂于我们来说，用我们的字母（无论文言抑或通俗），更倾向于一种分析的习惯，而他们总是使用同一种方块型的图示语言，无论字形笔画多少，都有一种明显的通观全局考量的倾向。为了跨越这道文化鸿沟，进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我觉得只是在我们自己的语境内逐字翻译中文，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进入他们的图示语言中，来理解他们想法的缘由，譬如，中国人习惯通过列举几个具象图例，以简单地概括一个抽象的概念。

记者：中国人给自己国家起的的古老名字之一，是“中国ZHONGGUO”，“中央帝国”一直是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在世界全球化的时代，这似乎有点怪异的意味？

J：这个称呼要追溯到中国是亚洲唯一重要力量的年代，当时，她的外部世界，被没有礼教教化的“蛮邦”所包围，所以当时她很愿意接受四围臣服和朝贡。这个名字持续延用了很多年（没有一个其它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这个名字象征了一个永恒持久的中国，也展示了她自我求变的能力。今日，她的影响力扩展到了与她的名字相对应的地步：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极，从经纪上、政治上、文化上，背景当然是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上，而不是封建王朝年代。

记者：但是，我们称呼中国CHINE，这个词的词源是什幺呢？

J：这个词是一个舶来品。它源自公元1世纪前后，来自首批前往印度朝圣的中国佛教徒，对自己国家的称呼，当时他们自称来自“秦”，就是那个在西安埋藏了他的兵马俑军团的秦始皇帝开创的王朝，这个王朝被整个亚洲所知悉。就是在此时，“Tchin”这个发音的俗称，成为了人们通常用来代指中国的名称。在俄罗斯，人们使用“Kitai（契丹）”指代中国，由于与11-13世纪之间，在中原和蒙古之间，建立一个强大政权的契丹人相混淆。这个称呼，后来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使用，后来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Il Milione，Le Livre des Merveilles ）中，称呼古代中国的名称，也是使用这个词。中国人向来使用中国一词来称呼自己的国家，但是，在一些正式书面表达中，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中，我们可以发现用“中华”来指代的表达方式，字面上来解释，这是文学性地称呼“中土华美之地”。

记者：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成就让人瞠目。如何中国人做到这点的？

J：这就像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在一个黑暗的中世纪结束之后。实际上，中国人在1个半世纪前，遭遇到西方列强的武器攻击之后，就一直没有改变他们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包含两个诉求，“求富”和“图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人经过了众多尝试：从帝制下维新，到蒋介石治下的外国资本主义天下，再到毛式的集体合作社制度；这些尝试都失败了，然后邓小平从1978年开始创立了改革开放政策，最终实现了中国人的两点目标。中国人不仅是个文化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是个不健忘的民族，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国家1644被满洲人征服后，又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的历史。在1900年（参照电影《北京55日》），有11个不同国籍的外国军队驻扎在他们的国土上。

记者：可否请您谈一下，如何解释让我们惊异地发现，中国矛盾地共存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一状况？

J：我们是因为遭遇到一种不同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考方式与我们固有和常用的思考方式不同，才产生了这种惊讶。法国哲学家佛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曾经就此主题做过阐述，试图解释这一现象。他给我们的解释是，中国人在政治领域的思维方式并不与我们的希腊祖先一样，也与作为他们传承者的，我们今日的西方人不同。在古希腊的政治集会广场（Agora)或在国民议会的面对面辩论，以及所有的西方政治生态划分对比（诸如君主集权制度、寡头政治、民主制度、古希腊僭主政治……），这些对于中国人都曾经是个陌生的概念。中国人更看重社会的组织性，他们相信天下“大乱”之后必有“大治”，他们相信君王有“昏君”和“明君”之分。1911年，孙中山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于是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决心临摹法国或者美利坚范本，建立一个类似的共和国体制。可是并非如此，中国人的目的其实很明确，就是要找到一个能让国家走出深深的苦难的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中国人为公务员设计的制服样式中找到旁证，就是这种我们称为“毛氏制服”的新装，因为我们在文革期间见过很多穿着此类服装的人。孙逸仙在设计此服装时，就要求展示出三点目的：新的政权要是非传统中式的、非满清的、也是非欧洲式的。

记者：那幺中国人是如何阐述“共和国”这一理念的？

J：他们比你更没有从res-publica（共同的事物）这个“共和国”的拉丁词源来理解，对于我们来说，对这个词的理解，就是通过选举、公民在议政广场的自由辩论，来得到一个可靠的政府构成。而共和国一词，在中文中，字面上拆分成“共、和、国”三个字来理解，就是“一个共同基础之上的和谐国度”。

记者：中国人对这个词的理解有演进吗？

J：19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尝试从卡尔马克思的着作里，翻译这个词并介绍给国人时，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国人并不理解社会制度的更替，和类比太阳在天空中转动轨迹的事物循环演进的规律，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了寻找到一种更易理解的解释方式，他们借用了近三千年前的一个古老表达方式，“改朝换代”，这就是“革命”一词的新生含义，字面上就是把上天授予人间的管理者（天子）换掉。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苍天”就是冥冥中万物的主宰，而“天”所执行的规则，就是“道”，天道让人间四季更替、决定成败与否。中国人认为：上天授众生予命，而人则惜命，挥霍生命者短寿，爱惜养生者得以延年。另外，上天授予一支姓氏（一个王朝）管理中国的特权，但是一旦这个姓氏（王族）没有顺天意，上天就会降灾（旱灾、地震等等|以明示天意，如果这样都不足以让王室幡然悔悟，天意就要使天下改朝换代了。

记者：我们能够说，当今的共产党顺应了“天意”吗？

J：完全如此，外在形式不同，但是内在的精神是一样的。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阶层是文人儒臣，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科举制度，选拔了当年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并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遴选、任命制度，为国家选备人才。今日中国，要加入共产党并不容易，候选者要经过被深入调查表现和多年预备期考评。历史真是出奇地巧合，当年的科考举子，占了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今天的中共党员拥有七千万党员，比例也恰恰是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

记者：在中国人民有是如何阐述“共产党”一词的呢？

J：“共产党”一词咋中文里拆分成三个字，“共”代表“共同的，给所有人的”，“产”字，表示“产能，或者‘生产方式’”，“党”字，代表“政党”。在1921年创立共产党的时候，就将它定义为：“为全民谋求共同生产方式”的政党。今天，我们甚至也可以理解为，“领导中国为全世界生产产品的”政党。拜汉语语义学的高度灵活性，中共没有变更政党名称，就采取了从严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令人错愕”的一连串措施，把自己变更为一个欢迎私营企业的政党。

记者：“为全民生产”，没错，但是贫富悬殊的鸿沟是不是越来越大了呢？

J：在毛泽东时代，贫穷和富裕阶层的消费力差距对比是1比5。而现在，贫富差距扩大到1比200，但是，即使是基数为1的贫困阶层，其实际购买力也要高过当时所谓的指数为5的富裕阶层。邓小平对民众证实了一点：“全民致富，首先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