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抽出时间观看了《蜗居》全集。看完后，感觉确实与在身边发生的现象极为相似。海萍和海藻也好，苏淳也好，小贝也好，宋思明也好，都在大城市里忙着挣钱、买房、养家，遵从各种“潜规则”。《蜗居》应该安慰了不少百姓的苦恼和郁闷，使得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共鸣。

周围的中国人经常自问：“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许多人为此感到困惑。笔者的感觉是，这种匮乏的“核心价值”并不是西方老生常谈的人权、自由、民主等“理念性价值”，而更倾向于去年同样相当流行的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常说的“信仰”：“我有信仰，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一切，相信自己的选择。”

西方意义上的价值观也好，《潜伏》里的“信仰性价值观”也罢，都或多或少带着意识形态或宗教的色彩。就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社会的动物”，现实社会与意识形态或宗教之间的挂钩不可避免。日本人不信宗教，但尊崇以神道为基础的某种信仰。它以让人们自律的方式忠诚于稳定与秩序，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只要服从秩序，从中能够获利。

西方则以宗教的形式让人们忠诚于稳定和秩序，为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上帝告诉你要好好劳动，你就好好劳动。基督教给予了生活上的规范与人生上的价值取向。在人们的生活中，没有“潜规则”可循。

任何发达国家社会都酝酿着类似的核心价值观，能够让民众自律的前提下顺从社会秩序，从中获利的规则或机制。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对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需求越大，越需要能够约束或制约老百姓盲目膨胀、破坏秩序的信仰机制。否则，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很难往健康的方向发展，一定会中途受挫，甚至半途而废。

转型中的中国似乎缺乏如前所述的价值观。之所以当代中国人，尤其年轻人容易感到迷茫、浮躁，是因为没有能依靠的精神之托。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物质发展和精神文明之间正在导致严重的失衡。年轻人、商人、媒体人、政治家，都无法再精神上追踪经济的、物质的、现实的增长。从中国特殊体制看，拿着以往西方或日本的例子去比较，疑问“中国也会遭受泡沫经济或其崩溃吗？”几乎没有意义。更值得警惕的是，在未经历物质泡沫下的精神泡沫及其崩溃，正在蔓延的则是价值空白和思想流失。

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或信仰？“儒家思想”是重要选项。日本的社会稳定和秩序，以及人们对此的“绝对服从”，归根结底是吸收，加工儒家传统的结晶。日本人从小在家里、社会上实践到底什么是“和为贵”、“天人合一”，在学校里学了12年的“道德课”。“日本模式”证明，儒家传统或许能够给一个转型种的社会带来颇有生命力的价值观和信仰。

值得警惕的是，过分炒作儒家思想，宣传所谓“古人的经商之道”、“向孔子学习如何走捷径”此类的话题，只能造成更加严重的“拜金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变成拜金，信仰变成实用，后果将不堪设想。

“有钱人”兴高采烈地宣称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但历史证明，在真正意义上发展经济、培育社会、开放政治、发扬文化的大前提绝不是大家盲目追求赚钱的拜金社会，而是大家主动律己，尊重秩序的规范社会。

本文刊登于《环球时报》2010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