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29 22: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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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应该用怎样的标题,才能够表达我要说的东西。我想说的是,所以参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人,那些日本侵华战争里面的被害者,那些中国劳工,那些慰安妇,还有他们的后代,那些律师,还有其他的民间热心人士,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我尊敬他们,我也被他们这种十多年来的执著精神所感动。
今天四十五名二战时期的中国劳工,在日本的福冈法院被驳回了他们对日本政府还有日本公司的损害控诉。这是不是第一次了,从九五年开始民间对日索偿诉讼,胜诉的只是个别,而且只是在一审上。很早就知道日本法院今天要宣判,因为帮助这些劳工的律师,几个星期前和我联系,他们希望,到时候,我们可以报道结果,而他们也准备到时候会举办一个记者会,向媒体表达他们的立场。不过当时他们非常的谨慎,他们说,不方便透露到时候会怎样做,要我们和他们保持联络。我倒是很理解,因为十年前,当中国的民间索偿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每次采访,都觉得自己有点在做地下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民间人士,他们的言行并不是那样的自由,我们的采访往往会为他们造成不便。
当然,现在的情况已经不相同了,今天,记者会可以如期举行,近四十名劳工和他们的律师一起,来面对媒体。但是他们的声音,又有多少民众可以听到,今天我特意在网上找他们的新闻,发现除了新华社一条详尽地来自日本的关于法庭判决,和新闻有关背景的稿件之后,其他的都是转述外电,特别是日本媒体的报道,非常的简单。而这些律师和劳工的声音,今天的报道还没有看到。不过还好,在我搜索的过程中,发现过去几年,官方媒体对于对日索偿的报道还是有不少,也正是从这些报道里面我才今天这起案件的中方代表律师,康健有了深入一点地了解,十多年前,她一直在为这些老人们奔跑。
我最早接触的民间索偿人士是童增,今天我也把他请到了演播室,他是民间索偿运动的发起人,当年他还是一个清贫的教师,现在从商了,依然从事这个运动,去过他的公司,他和他的员工,除了公司业务,其他的时间,都在从事保钓,和民间索赔的工作。
康健说,资金是支撑这个民间运动的关键,因为日本方面用了和他们耗下去的方法。不过她也说,这两年,有了来自民间个人,企业的捐助,特别是今年,开发银行捐了50万,对于这各举动,有香港的媒体诠释为,这是来自官方的另外一种方式的支持。
说到官方,让我想到韩国,去年韩国就用了官方的方式,来为所有的战争受害人记录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其实也就是在记录那段被侵略的历史。我问童增,中国政府呢?他说,政府也在做一些事情,比如公证,搜证等,最关键是,一些部门观念的转变,使得他们这些民间人士可以理直气壮地,光明正大的从事这个运动,也使得更多的受害人走了出来。
不管是童增还是康健这些人,现在他们的处境要比十多年前开始的时候好了很多,那个时候,没有钱,也没有环境,一切都很艰难。现在,资金有了一些,环境也宽松了,但是那些受害者都老了,十多年来,他们看着这些老人陆续地有人离开这个世界,我想,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希望都是一样,这段历史,不要因为这些老人的离开,成为埋葬在地下的历史。
今天的节目之所有选择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这是媒体的责任,让大家知道,有一批人在做着这些事情,做了很久,不单单是中国人,还有日本人,那些日本律师,承受的压力更大,除了自己掏钱来负担这些受害人到日本的费用,更大的压力,是来自右翼,甚至是日本官方的批评和指责。
康健说,民间的捐赠,很多是来自年轻人,让她觉得欣慰。我也亲眼看到,在北京用自己的工余时间从事民间保钓也好,索偿也好的人,大部分很年轻,他们当中很多人还能够说流利的日语,这让我相信,这些已经步入中年的前辈们十多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