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权力”在哪里？

两件与南京有关的事触动了我。

昨天，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我的老乡程平源来看我，他说，他是来参加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一个农民工座谈会的。说着，递给我一本刊物，《中国工人》，2010年第1期，打头的文章，就是他和清华沈原教授、香港理工大潘毅教授合写的调查报告：《谁的责任？——张家界籍建筑风钻工深圳集体罹患尘肺病调查》。

“本来的标题是‘谁的国家’，”平源笑咪咪地对我说，“发表时被改成‘谁的责任’了。”

这老弟不知从哪里获得了一股静气，几年前可不是这样的，如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义愤填膺了。

这是一件。另一件是，我刚刚上了袁剑的博客，他最新的博文是去年12月18日的，标题像一具被痛殴过的躯体，卷曲在那儿，疼痛似乎还没有完全消失：“如果我们不能做点什么，那就忘记这些吧（二则新闻）”。

他所说的第二则新闻我知道，上海海事大学特困女研究生杨元元自杀身亡；第一则是南京当地新闻，“气温骤降，外来民工冻死地铁桥洞”，冻死的原因，是找不到工作的民工，手中的钱只够吃饭，不够找地方睡觉。这是公元2009年12月17日凌晨发生的事，地点，南京安德门地铁站。

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在文末写道：“希望南京市相关部门妥善处理，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谁的责任》那篇文章可就没有这么客气，在叙述完耒阳尘肺病工人到深圳政府部门求助有门，但对质无果后，写道：“工人的愤怒是明显的。这种形式化的对质只能说明相关部门不愿积极地为工人们收集证据，暴露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及偏袒资本的立场。”

两文都不约而同地措了同一个辞：“相关部门”。不用解释，这个相关部门，就是对口管理相关事务的政府部门，也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权力”部门。什么叫“公权力”？“公权力”是公共权力的简称。德国法哲学家们，特别是康德，继承罗马法传统，从公法和私法的分类中，引申出“私人权利（私法）”，和“公共权利（公法）”两个不同的领域。公共权利由国家来行使时，就变成“公共权力”，或称“公权力”，它包含三种权力，“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康德：《法的形而上学》）。“相关部门”，属于“执行权”，或“行政权”范畴。

在康德的体系里，财产和家庭属于私人权利领域，由它们组合起来的社会属于公权力领域。但是，他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利益团体”。比如超出家庭，但没有达到社会层面的“爆破公司”、“罹患尘肺病的张家界籍建筑风钻工群体”、栖居在地铁桥洞里的民工，等等，这些群体，既不在康德的私权领域，也不在他的公权领域。

黑格尔洞悉了这一点，在家庭和国家之间，他加入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里活动的，是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维护它们利益的，既不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公权力”，也不是家庭里的私权利，而是“同业公会”，“同业公会在公共权力监督之下享有下列各种权利：照顾它内部的本身利益；接纳会员，但以他们的技能和正直等客观特质为根据，其人数则按社会的普遍结构来决定；关心所属成员，以防止特殊偶然性（比如罹患尘肺病等等——本文作者注），并负责给予教育培养，使获得必要的能力。”（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2节）。

这种“同业公会”是什么权力？它既不像公权力那样普遍、冷漠和刚硬，也不像私权利那样个别、自恋和脆弱，我们干脆叫它“母权力”，这不仅是因为它也是公权力的来源之一，更因为它比公权力更关心更体贴更能温暖它的成员。母权力其实就是它的成员的一件贴身内衣。“相关部门”不可能全力为一个特殊利益团体的成员服务，它的屁股不能坐在针尖上。能为它服务的，只能是他们自己的组织，也就是“同业公会”，比如工会，农会，妇女联合会（非官方的）、按摩女协会、职业尘肺病人互助会、无家可归者救助会，等等。

指望“相关部门”，不如催生“母权力”。怎么催生？按照宪法规定，真正兑现结社自由。我这个观点，“父权力”能认同吗？即便是父亲，也不能占着茅坑，不那个，是吗？

                    2010年1月7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