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意大利籍,被称为“国际政治采访之母”、“战地玫瑰”。于公元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六日,死于乳腺癌。
这位传奇的女性,在她14岁时就与眼泪彻底绝缘。那年,盟军轰炸佛罗伦萨,和父亲躲在教堂的还是小女孩的她,害怕的哭泣起来。这她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哭泣,换来的是父亲重重的一记耳光和那严厉的训斥:“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许哭!”。从此,她在也没掉过一滴眼泪。
她的强势的性格贯穿她的一生,被她采访过的政要,不管多么厉害,多么睿智,在接受完她的采访后都叫苦连连,后悔接受她的采访。唯一幸免的,也许就只有邓小平了。这种强势在她对待病魔的时候,也表现的淋漓尽致。在她接受完肿瘤摘除手术后,坚持要让医生把摘除的肿瘤拿给她看,当见到从她身体里取出的那又白又长的布满癌细胞的肿瘤时,她破口大骂:“你这可恶的王八蛋,你不敢在回来了。你在我身体里留下孩子了吗?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赢不了的!”,面对这种场面,在场的医生们惊讶的只呼:“噢,上帝啊┄”。
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象一个吻。”正是这个吻,正是对严峻得认识,使她决定亲身到达战火纷飞得越南战场;亲临1968年10月的墨西哥大学生反政府游行的队伍中,结果中三弹,几乎丧命。
她采访过无数的政要,从美国总统肯尼迪、国务卿基辛格、阿拉法特、约旦国王侯塞因、西哈努克、甘地夫人、布托、当然还邓小平等等。可以说,在她采访的人中,她从来没有给过对方好果子吃。听听她的下面的这些语录就知道了。
1971年,她曾经诱骗巴基斯坦总理布拖说出:“印度总理甘地的智慧还比不上他的父亲尼赫鲁”,正是这句话,使得当时的印巴和谈彻底葬送。1972年,她这样描述阿拉法特:“他小手小脚,长着一双肥腿,鼻子粗笨,臀部巨大,肚皮肿胀”。对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她这样评论:“太小,无足轻重,简直可以放进我的粉扑里”。就因为拳王阿里,在接受她采访的时候打了个饱嗝,她就直接将采访录音机扔到阿里怀里,扬长而去,说阿里:“无法容忍,像法西斯一样傲慢”。
这样一个传奇的女人似乎不再需要爱情,需要婚姻。事业,自由,就是她的终身伴侣。她说:“爱的枷锁是自由最沉重的桎梏”。对于自己的死亡,她是这样说的:“没有后代而死等于死了两次,就象无花的植物,无果的树木一样可怕,这意味这永恒的死亡”。
是的,她没有后代,但在她看来她有,只是她没有把它生出来,她给她没出生的孩子写道:“灯亮了,我听到有声音,有人在奔跑,在绝望的高呼,但是在其他地方,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出生,成千上万的女人正成为母亲,生命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我,你已经死了,或许我也行将死去,但这没有关系,因为生命不死”。
法拉奇死了,正如她自己说的永恒的死了。但她的文字不死,永远不会死。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十月七日,噩耗再次传来。俄罗斯著名女战地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卡娅在莫斯科被枪杀。两颗子弹结束了这位48岁,两个孩子母亲的生命。
她,立场中立,热忠社会事业,热心,诚信。被誉为“俄国媒体的良心”。
她曾经立场强烈的批评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对车臣发动的战争。
在2002年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中,车臣武装分子点名只能是她去充当中间人。她立场中立,曾拒绝了车臣武装分子指挥巴萨耶夫的采访要求,她说:“我已没有什么可与他谈的,那个地方没有天使,耶没有英雄,只有受苦受难的人民”。
在中国,有无数的记者说他们是看着法拉奇的书长大的,是追寻着法拉奇的梦想去做的,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每当重大问题出现的时候,中国媒体的集体失语,这是中国媒体的悲哀。也正是这样,今天我们才能对两位异国的女记者如此的敬仰,对她们的死如此的哀伤!
《风中之烛 Candle in the wind》,这首歌是纪念黛安娜王妃的。在这里,我想用这首歌纪念这两位女记者,因为她们也是永不凋谢的玫瑰。